林鳳營Ｘ泛科學爭議：「科技與社會研究」觀點的思考

文：張邦彥（陽明大學醫學士，目前就讀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生性疏懶，卻經常為形勢所逼。興趣是躺在床上無所事事）

林鳳營Ｘ泛科學的爭議，近日在網路上延燒。一開始，溫朗東先生在臉書批評：「泛科學很坦然承認，有收味全的錢來製作採訪專輯，然而也會秉持著科學精神來檢驗林鳳營牛奶的品質。據此，面對公眾的質疑，泛科學架起了一道以科學為名的防線，覺得科學歸科學、社會歸社會、政治歸政治。」言下之意，批評者認為沒有純粹的科學和政治，泛科學利用科學的修辭，迴避它的社會責任。

泛科學的主編鄭國威於是做出如下回覆：「溫先生以為我們是把科學歸科學，社會歸社會，政治歸政治，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們一直認為科學跟社會跟一切是分不開的。做這個案子的前提也是如此。」接著他說：「我希望測試大家對於收費這件事的判斷。」看起來泛科學是有意識地在進行一場攸關政治與社會的試驗，而籌碼是它科學知識傳播者（甚至是生產者）的媒體屬性。

科學與政治的關係，似乎在一開始就成為攻防的焦點。而這個焦點也是「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一直以來關心的課題。此刻，網路上已有許多立場紛雜的評論，身為STS研究者，與其立刻選擇一個立場，我想先來談談在學科發展史上，科學與政治發生過哪幾種可能的關係？

【STS如何看待科學和政治的關係？】

主張一：科學獨立於政治

我們經常聽見一種相似的修辭：讓XX歸XX，OO歸OO。這樣的修辭也經常出現在科學社群的內部，科學家們往往主張：不要讓政治干預科學，科學家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算計或利益。

這個立場並非科學家所獨有。二次戰後的美國學界，曾見證納粹對科學的濫用，也在美、蘇對峙的架構下，以自由的名號，譴責蘇聯政府「科學為政治服務」的政治宣傳。美國科學社會學的代表人物莫頓（Robert Merton），便在1940年代提出膾炙人口的「莫頓規範」（Mertonian norms），用來描述現代科學應該具備的倫理精神(ethos)。莫頓的這個「制度性規範」，可以被歸結為四項要求（imperatives）[1]：

1. 普遍主義（universalism）：關於真理的斷言，必須要是非關個人的。也就是說，要排除任何關於科學家種族、國籍、宗教的特殊主義考量。
2. 共有性（communism）：科學的實質發現是社會協作的產物，因而屬於整體社群。科學家對智慧財產權的宣稱，應只侷限於「承認」（recognition）和「尊重」（esteem）。
3. 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科學家應將自身的工作置放於同儕的嚴格審視之下，不可為了私利而捏造科學成果，或利用外行人的輕信建立自己的權威。
4. 有組織的懷疑（organized skepticism）：科學家必須依照經驗與邏輯的標準，不妄下定論，對信念進行超然的審視。

Robert K. Merton｜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你會問，莫頓會不會太天真了？居然相信科學社群如此高風亮節，每個科學家都像聖人一樣。其實也不盡然。例如，莫頓曾經在著名的《科學》期刊上發表一篇論文，裡頭他提出一個概念：馬太效應。它的意思是：「越有聲望的科學家越有可能受認定具有特定科學貢獻，而對尚未成名的科學家，這種承認會越難獲得。」說白話一點：莫頓觀察到在科學界內部，相同的研究成果，如果由資深教授發表，大家都會拍手說你真的好棒、好有貢獻；但如果由一個魯蛇研究生發表，大家可能就直接無視了。[2]

不過，即使莫頓看到科學社群存在缺陷，他仍然傾向於認為規範的力量可以抑制偏差行為；在所有領域中，科學最有機會維持它的自主性，而不受到外界的政治干擾。也因此，科學家有必要維護自身的科學權威，以真理之名，避免「民粹」、輿論、政治利益的左右。

主張二：科學、政治不可分

我們姑且稱有一派的科學研究者，叫做「社會建構論者」，雖然這是一頂人人都有意見的大帽子，也可能是個稻草人。但總之，許多人在學術上受到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孔恩（Thomas Kuhn）等人的影響，思想上則對過去二元對立的知識論、存有論範疇產生質疑（例如：科學/意識形態、理論/實作、自然/社會、人/非人），而他們成長的時代則是六、七○年代歐美風起雲湧、反國家壓迫、反科學宰制的社會運動的年代。

於是，這些學者紛紛開始從不同的角度，批判性地質疑「以真理為名」的科學實作。他們主張，科學家、科學知識、科學研究方法，不過就是「社會」的產物，依賴特定社會中人們共有的信念，以及在行動中創設出來的規則，並與權力緊緊糾纏。事實上，可能根本沒有一個已經在那裡的「自然」，先驗地指引我們應該要如何從事科學研究。「自然」不會說話，「自然」甚至是被人為地分離、製造出來的。

在社會建構論陣營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他們主張，我們應該要用「對稱性」的角度去研究科學知識。[3] 什麼意思？他們要強調的是，我們過去習慣將科學區分成成功的、經過充分驗證的「好科學」，以及失敗的、禁不起檢驗只能被淘汰的「壞科學」。

我們看待「好科學」的方式，往往是去稱讚為什麼科學家這麼棒、他在理論或實驗技術上有哪些突破，使科學知識更符合「自然」。這一切好像理所當然必須是如此。相反的，我們看待「壞科學」的方式，則習慣去問到底這些科學家受到哪些階級利益、意識形態、或各種誘因的蒙蔽、蠱惑，才讓他們沒有看見真實。

SSK學者們說：不！我們不應該有大小眼！即使是「好科學」，也參雜了許許多多社會因素，我們應該用相同的方式分析成功和失敗的科學。

在STS領域，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利維坦與空氣泵浦》，作者是兩位科學史家：史蒂文謝平（Steven Shapin）和賽門夏佛（Simon Schaffer）。[4] 這本書描寫一段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波以耳（Robert Boyle）的論爭。我們現在都公認波以耳是成功的科學家，而霍布斯是政治哲學家；但在十七世紀，兩人其實都積極投身在政治活動和科學研究上。當時的科學爭論是：真空到底存不存在？霍布斯是個空間普滿論者，反對真空存在；波以耳則主張，這個爭議應該交由實驗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