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別在於,他們失去了「選擇」的自由——我在希臘難民營當志工的兩週

差別在於,他們失去了「選擇」的自由——我在希臘難民營當志工的兩週
Idemoni難民營的日|Photo Credit: 黃柏翰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知道我何時結束,我隨時可以選擇離開,他們卻不行,他們無法選擇何時結束,他們可能要待在帳棚超過半年,他們不能決定自己要去到哪個國家。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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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柏翰

在希臘與馬其頓的邊界,有一群流離失所的人,住在帳棚裡,不知道未來在哪裡。這裡的人絕大部分來自敘利亞,其次還有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因著戰亂被迫離開原有的家,一路經過土耳其,搭上橡皮艇來到希臘,期望能夠獲得歐盟的安置。原本他們憑著敘利亞護照,就可順利通過多國邊境,卻在抵達希臘後遇上馬其頓與其他巴爾幹半島國家自2016年3月初起接連關閉邊境,就此卡在希臘無法前進,已至少三個月。他們許多是受過良好教育,原本有著安穩職業與居所,老師、理髮師、獸醫師、大學生、貨車司機,不分職業,因為戰爭都成為了難民。

Idemoni難民營的夜
Photo Credit: 黃柏翰
Idemoni難民營的夜

難民營以Idomeni村的貨運火車站為最大聚集地,在2016年5月時約有10000人停留於此,周圍15公里內還有各大小難民營,數百至數千人不等。聯合國難民署(UNHCR)、無國界醫生(MSF)等NGO、獨立志工前來協助,提供乾淨水源、食物、物資、公共衛生設施。難民營的生活條件可想而知並不好,還好食、衣、住的基本需求都能夠被滿足,甚至有些人能在自己的帳棚經營一些小生意,如製作Falafel捲餅(一種中東料理)、從鎮上批日常用品來賣,甚至有專門跑腿買東西的工作,儼然形成一個小型社區。

相較之下,醫療、教育是比較不容易達成的部份。醫療面,醫療人員永遠不足以負擔龐大的需求;教育面,小孩因戰亂而缺乏教育,雖有志工成立了學校,給幼童遊戲學習的空間,也針對孩童則提供英文、德文等語言教育,但問題是無法穩定的提供教育,因為志工老師來來去去,小孩也缺乏受教育的動力與約束。有趣的是,還有一群志工致力於娛樂,如馬戲團、樂團表演、提供運動器材等,這些是我從來沒想過的,逃難時需要娛樂?聽起來不可思議,但這也很重要,愉快的心情讓人更有動力面對生活的困難。

難民營內的Falafel跟炸物攤販
Photo Credit: 黃柏翰
難民營內的Falafel跟炸物攤販
帶來歡樂的馬戲團
Photo Credit: 黃柏翰
帶來歡樂的馬戲團

我在這裡待了兩個星期,協助Hot Food Idomeni準備營養熱食,協助Team Banana把水果分配給小孩及懷孕婦女,協助倉庫組(主負責組織為Czech Team)將所收到的捐贈分類整理,還有各小型組織,很令我佩服的是,有些組織只是一群來到希臘才認識彼此的志工,因著想要更長遠的協助難民,就在此成立了NGO。除了這些比較外在資源的提供,我也進到帳棚裡和他們交朋友,了解他們的經歷,與他們分擔一些煩惱,詢問他們的需要並試著為他們尋找資源。

Hot Food Idomeni發放熱食
Photo Credit: 黃柏翰
Hot Food Idomeni發放熱食

走在營區的路上,很難不會聽到有人對你大叫一聲「My Friend!」,可以感受到他們真的很高興見到我們,有時是成年人邀請我坐下來喝杯茶,有時是小孩則想找我一起玩,或他們只是想打聲招呼,表達歡迎(我想這可能是他們人生中學會的第一個英文單詞,連三歲小孩都朗朗上口)。好幾次都被招待水果、餅乾、咖啡、甚至是他們自己要用餐時,邀請我一起共享。所遇到的人,幾乎都非常的熱情歡迎我們,有時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我們是希望能夠帶給你們一些幫助,怎麼反而一直被你們招待呢?

我後來才理解,這並不是一個上對下的施捨關係,而是一個朋友間互相幫助的關係。敘利亞朋友對我說:「你們拋下許多來到這裡幫助我們,我們理當要照顧你們阿。」他們能夠招待朋友,心裡是非常愉快的,雖有缺乏,但仍能夠給予,並享受給予的喜悅。我也為他們感到開心(一是表示他們還有能力給予,二是他們還樂意給予,都令人感到開心),雖然失去了這麼多,但並沒有破壞他們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

但「My Friend!」有時也是令人不知所措的一句話。一次我與朋友走在路上,有位女士主動前來向我們求助,表示他腳上的鞋子已開口笑,希望能幫他找到另一雙合適的。我們當然很樂意,便拿出紙筆記下鞋子尺寸。但需要鞋子的人可不只他一位,當其他人發現我們有能力找到衣物,開始兩個人、四個人、附近帳棚的人都圍過來。最後我一個人拿到了至少20雙鞋的清單,這是件好事,他們說出需要,我們才有機會協助。但一些人因此認得我能取得物資,這時叫「My Friend!」的原因,可能就只是希望我幫他們找鞋子。

有時我趕著進行其他工作,就只能跟他們說聲Sorry;有時我們被當成聖誕老公公,好像要什麼都能輕易的變出來,令我感到不被尊重;又有時我帶著物資,群眾一擁而上,物資的有限就造成紛爭,這也是我所覺得痛苦的。因為這樣,我不喜歡做這種單人分派大量物資的工作,或許交由組織進行大量發送,可以更有條理。自此以後,我多是進到帳棚,建立關係之後了解需要,對雙方都是尊重,比起大量分配雖然效率低落,但卻更尊重彼此為「人」,兩種方式都需要。

這家雖然幾乎不會講英文,但我藉著比手畫腳找到適合的運動鞋,他們很開心能再次踢足球!
Photo Credit: 黃柏翰
這家雖然幾乎不會講英文,但我藉著比手畫腳找到適合的運動鞋,他們很開心能再次踢足球!

不只大人,連小朋友都是很願意分享的。我們陪一群小孩子玩球時,遇到一位很會指揮別人的孩子M,看起來很矮小,卻已經13歲了,在這群小孩子裡是年紀最大的。剛開始覺得他真霸道,要求大家都照著他的規則玩,但最後,他留下來陪我們聊天,說他在這裡的學校學了什麼英文,給我看他包包裡收藏的各國撲克牌。過了幾天又遇到他,他很開心的分給我們他的水果果汁。我說「你自己留著阿,這個很健康你可以多吃一點。」他回答「我已經吃了一包了。」說完就塞給我們一人一包,又把他包包裡面的OK繃拿出來,貼在他被蚊蟲叮咬的地方,多的一個要給我。

「沒關係這個我也有。」我從錢包裡拿出自己的OK繃,但他還是堅持要給我,我突然瞥見自己的錢包裡面有著已經用不到的國際青年證,上面有我的照片,我說:「那我們交換一個,我再給你一個我的卡片。」男孩眼睛發亮的說:「真的要給我嗎?」我說:「對阿!」他就開心的收下了。

另一天,有位小孩拿著黏土找我玩,結束之後決定把黏土送給我。我想買瓶飲料請他,但我實在有點拮据,心裡又擔心他會不會因此糾纏著我,或者更多小孩來要,那我真的無法負荷。我朋友見他跟我在一起,就順手幫他買了一瓶飲料,後來也沒發生什麼事,我才比較放心,但也覺得慚愧,因為相較起來,自己真是不懂得分享,總想為自己保留些東西。

生活雖然不容易,但還是能找到各種開心的方式來過生活。在夕陽下盪著自製的盪鞦韆
Photo Credit: 黃柏翰
生活雖然不容易,但還是能找到各種開心的方式來過生活。在夕陽下盪著自製的盪鞦韆。
孩子們在暫時停擺的鐵軌,用著不曉得何處來的軌道車作為玩具。
Photo Credit: 黃柏翰
孩子們在暫時停擺的鐵軌,用著不曉得何處來的軌道車作為玩具。

在營區遇到的家庭中,我們最熟悉的是養了一隻貓的家庭(以下簡稱為C家),總共有六位家人住在帳棚裡。男孩用手機給我們看敘利亞戰爭的畫面,坦克車從大街上開過,飛彈從天空落下,另一位英文比較好的女孩說這就是他們家鄉的情況,他們的爸爸就在建築物中遭到飛彈轟炸過世。說到這裡,我們感到非常難過,眼眶濕了起來,女孩卻叫我們不要替他們難過,還是笑笑的跟我們講話。但我注意到,坐在比較後面的阿姨,偷偷地拿起了衛生紙擦拭眼淚,在他心底,這個傷痕很難醫治。

他們從敘利亞偷渡來,一路帶著他們所養的貓,協助偷渡的人一直要求他們丟掉,否則貓的叫聲會引起警方注意,但他們依舊堅持要帶著牠上路。這隻貓後來在希臘懷了孕,我第一次見到時,四隻小貓才剛出生兩天,眼睛都還緊閉著。我們有幾天就坐在帳棚內,什麼也沒做,光是看著小貓就可以讓我們開心好久。我真替他們有成功帶著貓咪偷渡高興,因為這些小貓展現的生命力,讓這家庭在難過的環境中能感受到生命無窮的喜悅,也打發了一天又一天的無奈等待。

C家的母貓抱著小貓睡覺
Photo Credit: 黃柏翰
C家的母貓抱著小貓睡覺

若仔細觀察,會發現許多難民不僅帳棚內部都整理得很乾淨,在吃東西前後也會用濕紙巾擦手,這對我來說很不正常,因為在逃難時,濕紙巾並不是必需品,但他們不僅有,而且很常見。這顯示出了兩件事情,一、他們在這裡住了數個月,更不知道還會待上多久,會想把帳棚弄得越像家越好。二、他們良好的教育帶來對衛生的重視,而且女孩的教育也受到重視(C家的大女兒是英文最好的)。

C家庭的孩子跟我們一樣,看日本動畫長大,看韓劇、足球比賽作為娛樂,女孩給我看他最喜歡的韓國明星照片,他們期待去到德國見到他們的另一位哥哥,順利安頓下來之後,能去到瑞士、去到澳洲看無尾熊(我在當地認識的朋友分別來自瑞士和澳洲)、甚至來台灣找我,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會想要去世界各地旅行。我感受到,我們真是幸運,我們「只是」幸運而免於戰亂,若台灣現今和中國發生戰爭,或者數十年前沒有和平的從威權政府轉為民主國家,而引發內戰,我們又會去哪裡逃難呢?

難民的生活,除了外在的生理需求外,還有兩件心理層面的困難要克服,是無聊感與無用感。我認識一位獸醫師R,在敘利亞執業已經20多年,曾經去俄羅斯留學,他熱愛他的工作,但從2011年敘利亞內戰起,他就失去了他的工作,已經5年之久。另有一位大學肄業生A,因參加了反對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運動,而被關進監牢,後被驅逐出敘利亞,列為黑名單不得入境。A現有一位妻子,一位三歲大的女兒,A第一次遇到我們就招待共進晚餐,當我們問及A是否有需要任何東西,他說他什麼都不缺,甚至在金錢上都充足(聽得出來不是客套)。

由於A的英文說的非常流利,我們請他當我們的阿拉伯文老師,他一口答應,要我們隨時來找他,因為「他整天都在帳棚無事可做」。我突然連結起這幾天也曾經歷的無聊感,有時我獨坐在帳棚,什麼事也不能做,很消磨人的志氣,而他們在此狀態下更持續了數個月。又這些失去工作而帶著家人逃難的人,或許更會感到自己很沒用,不再能夠賺錢養活家人,也失去了工作中的成就感。我想到,讓他教我們阿拉伯文,或許就是給他最好的回報,他能用他的能力幫助人,還消磨掉了無聊的時間,這或許不是一個身體的生存必需品,但卻是讓他的心理強壯最好的幫助。

這些難民在帳棚已經住了三個月,難道就只能無止盡的等待下去嗎?其實他們是努力在尋找其他出路的。有些人比較幸運,順利用Skype聯絡上申請安置專線(很遺憾的,這專線每天只開放一小時,又有多人同時撥打,因此很難聯絡成功),在等待數個星期的審核與面試後,有機會安置進歐盟國家;有些人選擇以每人800歐元的代價,請人協助他們偷渡過邊境,經過馬其頓,想要一路到願意收容難民的國家去;又有些人沒有錢,只好徒步走五天的路程,躲避警方的追查,期待能夠進到更安定的居所。

徒步前往偷渡的難民
Photo Credit: 黃柏翰
徒步前往偷渡的難民

在我志工服務的後半段,警方對於志工在路口的管控越來越嚴格,開始不允許獨立志工進入,僅有登記過的組織能夠通行。甚至有志工被上銬,帶進警察局拘留了一天。我們並不曉得原因為何,但我們總是被提醒著不要帶著任何造成可疑的物品,並隨時帶著自己的證件。

最後三天,我們為了避免出入的麻煩,也想更貼近難民的生活,決定住在難民營中,和我們所認識的家庭一起在帳棚過夜。沒想到第二天早上起來,我的朋友從德國媒體得知,隔天希臘警方將會出動大量警力,把所有的難民移至軍方難民營。

其實希臘政府已經設置官方難民營好一段時間,並提供巴士可載難民從Idomeni至軍營,但前往的人數並不踴躍。一是軍營設施並不如Idomeni如此完善,官方又僅與少數NGO組織合作,修繕速度遲緩,前往的人發現狀況極差,回傳訊息給仍在Idomeni的人們,大家意願又更加下降。二是Idomeni位於希臘跟馬其頓的邊境,如果邊境再度開放,待在這裡能夠最快的離開,官方的難民營則分布在希臘全境,去之前無法得知會被分配在哪一處。但經過多個月,有在軍營協助的志工前來分享狀況,他表示軍營狀況已經大幅改善,軍方態度也非常的和善,若難民不喜歡住在軍營,也可隨時離開或申請到其他軍營。

然而關於驅離行動,我並不採信我朋友的說法,因為流言已經出現過很多次,都是捕風捉影,但他表示這家媒體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到了下午,開始人心惶惶,獨立志工們召開會議互相交流資訊,若警方以武力驅逐,如使用催淚瓦斯(在過去幾天有騷動時,警方曾使用催淚瓦斯)時,志工不該加入混戰中,並醫療團隊會製作舒緩的眼藥水給需要的人。我們也到各個帳棚告知難民,隔天早上六點可能會有大量警方湧入,希望大家提早作好準備。雖是如此,我還是很懷疑警方究竟會不會來。巧合的是,這天晚上希臘的月亮像是月食一般,有著橘紅色的光芒,氣氛特別詭異。

我同行的夥伴是一位自由記者,留在難民營為了記錄整起事件的經過。我希望以相機協助他,但我前一天粗心的把單眼相機放在另一位同伴車上,已經載離難民營,我相當的沮喪,像是一個即將上場作戰的勇士卻失去了武器一般,只能盡我所能的以手機記錄。早上五點起床,走到難民營周邊,我們確實看到一台又一台的警用巴士將警力載來。六點一到,周圍仍然靜謐,但我感受到空氣中緊張的氣氛,警方開始從最外圍展開驅離行動,我們小心翼翼的躲藏起來不被發現,遠遠望著警方站成幾排,要求難民打包行李,帶上巴士。

警用巴士與重重警力聚集在難民營外
Photo Credit: 黃柏翰
警用巴士與重重警力聚集在難民營外

我們躲藏到廢棄火車後方,意外的遇到一對早起的庫德族夫婦K,K見到我們,邀請我們坐下來喝杯咖啡,我們答應了。這是很違和的一件事情,警方已經在外面,我們兩位處於腎上腺素大量分泌的緊張狀態,突然就坐下來和他們喝咖啡聊天,在當天清晨氣溫僅有10度,能有杯熱咖啡確實是讓我們心情好很多。我提醒他們要小心,若發生衝突,警方可能會使用武力及催淚瓦斯。當我們要離開時,女主人對我說,如果遇到什麼危險,來他這裡,「Mama」會保護我(少數我能聽懂的字,其他都是比手畫腳),我感動到無以復加,都這時候了他們還在想著我們​​​。

鍋子正燒著開水,準備泡一杯不合時宜卻溫暖不已的咖啡
Photo Credit: 黃柏翰
鍋子正燒著開水,準備泡一杯不合時宜卻溫暖不已的咖啡

我們繼續躲藏了兩個小時,直到八點多,我發現一切驅離行動都相當和平,沒有出現暴力,較內側的居民也還是一如往常的活動,我決定獨自更靠近的查看。正當我走在路上,兩位男人走向我,問我從哪裡來,是記者還是志工。原來他們是便衣警察,要請所有志工離開否則將逮捕。我雖然已經將台灣駐希臘辦事處的電話寫在手臂上以防萬一,但我並沒有作好要被逮捕的準備,當下情況也不可能逃跑,我就在一位警察的陪同之下,穿過重重警察,其中不乏手持衝鋒槍的武裝警察,一路走至入口。

過程當中警方的態度還算和善,像是在跟我聊天,好奇我怎麼與難民溝通,怎麼會從台灣來等等。雖然有點不甘心,沒辦法繼續在現場更多記錄,我只能提醒同伴小心躲好。最終他順利的躲藏了兩天,根據他的了解,警方處理得算是得宜,整場撤離行動從頭到尾都很和平,約持續了三天,後續則要撤離其他更小規模的難民營。

Idomeni營區地圖
Photo Credit: 黃柏翰
Idomeni營區地圖

由於我離開希臘的飛機就在我被驅逐的隔天,因此被驅逐出來時,我也感受到這是我這趟志工旅程的句點。這趟志工之旅,由於我的預算有限,我餐餐吃土司省伙食費,自備帳棚來省住宿費(帳棚小到我連坐起來都沒辦法)。有些難民,能夠取得熱食、茶水供應,帳棚夠大又有足夠的毯子在晚上可以保暖(我還認識有家庭用一個帳棚專門作為客廳),甚至有錢能夠上街採買食材,用簡陋的器具烹調,所受過的教育也並不比我差。相較之下,我的情況好像更為困苦,我沒有錢,沒有人資助我,出發時帳戶只有250歐元,但為什麼我是來幫助的志工,他們是需要接收幫助的人呢?

我認為,是他們失去了選擇的自由。

我吃土司,是我自己的選擇,他們吃提供的熱食,卻無法選擇。我大可住好一點的旅館,但我選擇住小帳棚,他們住大帳棚,但他們卻無法選擇自己想住的地方。他們能夠負擔得起偷渡費用來到希臘,大部分家中都有微薄積蓄,但卻不像我能隨意花費,得保留在最需要的時候。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何時結束,我隨時可以選擇離開,他們卻不行,他們無法選擇何時結束,他們可能要待在帳棚超過半年,他們不能決定自己要去到哪個國家,我則能輕易的到各個國家旅行,更重要的是我有個「家」能選擇回去,他們的「家」卻不再是能遮風避雨的地方。

當歐盟在為難民問題焦頭爛額時,有些人把難民想成一群利用此機會溜進已開發國家,以獲得更好生活的人。但我遇到的所有難民,沒有一人是不想回到自己的國家居住的。在家鄉,他們有自己的文化與熟悉的生活,但飛彈毀壞他們的家園,砲火奪去他們的親人,他們已無法安全的生活在家鄉,為了保全生命不得不離開。

若要真正解決難民問題,其實是停止戰爭,讓人民回到家鄉安全生活,各國就不再為接收大量難民煩惱。但戰爭的複雜,敘利亞朋友告訴我,很難在一年半載解決,參與戰爭的除了阿薩德政府軍、反叛軍,還有ISIS及各小勢力互相對抗,再加上國際強權於此角力,無法講誰對誰錯,但遭殃的總是希望和平的人民。

我想起那天,見到難民營旁一大片的田地,朵朵棉絮乘風而起,迎著我吹來,這該是美麗的景象,但在那天卻好像諷刺的述說著難民的生活,飄泊。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