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王成為「冷戰武器」:看美國暴民文化如何摧毀共產政權,贏得冷戰

貓王成為「冷戰武器」:看美國暴民文化如何摧毀共產政權,贏得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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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眼看美國暴民文化如此摧毀共產政權,我們不禁納悶,民主福音人士為何還是對美國暴民文化一句好話也沒有?如果爵士樂、搖滾樂、漫畫、「粗俗」電影等文化產物都促成共產主義垮台,為何美國政治領袖從未將之高舉為自由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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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拉迪斯・羅素(Thaddeus Russell)

二戰以後,蘇聯軍人在戰事西線染上了一種病,病毒傳回家鄉後,很快就感染大量蘇聯人民,接著又擴散到東歐共產國家。幾年以內,共產黨領導就開始擔憂這種疾病將從內部摧毀社會主義蘇聯。不過,這株威脅共產主義存亡的病毒所引發的並非生理疾病,而是蘇聯總書記史達林及人民委員口中,存於蘇聯青少年內心的「無德之毒」,又稱「美國原始主義」(American primitivism)、「資本文化帝國主義」(capitalist cultural imperialism)以及「布爾喬亞世界主義」(bourgeois cosmopolitanism);不過說到底,這種病其實就是美國的暴民文化。

一九四六年,史達林幕僚長安德烈.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警告爵士樂「將毒害大眾心靈」,此後不久,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便禁止所有國家樂團演奏爵士樂,同時禁止薩克斯風與小喇叭弱音器(wah-wah trumpet mutes);除此之外,樂手還不能以勾弦方式彈奏貝斯,也不可以故意降低音色來營造「藍調音符」(blue notes)的滑音效果。此時的蘇聯政府甚至派出巡邏大隊,確保戲院與舞廳沒有播放任何帶有爵士風情的音樂。更甚者,男女舞客只能跳華爾滋、波卡舞(polka)還有俄羅斯土風舞,否則將遭到逮捕。至於爵士樂團的成員則全都被關進西伯利亞監獄,或者放逐至偏遠鄉鎮,接受所謂的「康復治療」。

蘇聯官方對爵士樂的懼怕絕對不是杞人憂天;但是政府眼看爵士樂風潮興起,還是無法力挽狂瀾。上百萬張私錄的爵士樂專輯開始在黑市流通,所謂的「風格獵人」(Stiliagi)則在蘇聯集團境內各大城市的大街上出現,男性身穿祖特風西裝,頭頂鴨尾造型(ducktails),女性則身穿緊身洋裝(根據一份蘇聯國有報紙指出:「緊到有礙觀瞻」),梳著蓬鬆的布放(bouffant)髮型。這群風格獵人拒絕工作,喜好飲酒,時常「三五成群作樂」,他們讀的是美國漫畫書,聽的是非裔美人音樂。

由於當時美製商品難以取得,許多風格獵人們只好自己動手做,把公發的呆板領帶手繪成醒目多彩的設計,或者在領帶上黏貼美國香煙包裝;此外,由於住在鐵幕後方的髮型師,往往不是沒看過美國明星的造型,就是拒絕幫客人設計類似造型,風格獵人只好互相幫忙,把鐵棒燙熱之後,替彼此上捲子,造成不少人雖然都頭頂時髦造型,但脖子上的燙傷也清晰可見。這群人以石蠟取代美製口香糖,同時盡其所能地偷渡經典的暴民美國音樂。

此外,由於取得困難,風格獵人被迫以極為巧奪天工的方式拷貝這些音樂,譬如說一位蘇聯醫學生就發現X光片上也可以刻鑿音訊紋路,因此發明出一套品質不高但可拷貝足夠音樂的機器。從此以後,風格獵人便靠著這項技術控制了蘇聯裡美國音樂的黑市,早期眾人偏好搖擺樂與布基烏基(boogie-woogie),後來市場也開始顧及咆勃樂與節奏藍調。

所有東歐共產國家都有風格獵人的現象,只是風格獵人在波蘭叫做「bikiniarze」、匈牙利叫「jampec」、捷克斯洛伐克則是「pásek」滿街跑。當時的各國警方並不逮捕這群暴民,而是在街上直接把他們的頭髮理掉、衣服剪毀。

至於戰爭末期被英美讓給蘇聯,因而納入蘇聯影響圈的東德內部,所謂的爵士「熱力俱樂部」(Hot Clubs)也在一九四五及四六年間出現於若干城市。根據史學家烏塔·波伊格(Uta Poiger)指出,這些俱樂部的「樂手時常即興發揮,上演長獨奏,聽眾則是跳舞又拍手,相當惡名昭彰」。在東德官方眼中,大受歡迎的爵士樂(特別是適合跳舞的幾種爵士類型)正代表了美國帝國主義入侵的前線,當時的東德《新德日報》(Neues Deutschland)就指控美國向共產青年「如山崩土流」般地傾銷「布基烏基爵士」。

一九五〇年,東德文化官員庫特.哈格(Kurt Hager)也認為,東德年輕人對好萊塢蓬鬆「搖滾」髮型的模仿,正是被美國征服的象徵。哈格表示,「他們的髮型就好像從頸子根部長出來的一朵原子彈蕈狀雲」。同年,另一位東德文化官員則宣布,只要抗拒爵士樂,德國同胞就是在捍衛「國家文化傳統」,使之不受「美國帝國意識形態」與「野蠻布基烏基文化」的侵害。東德官方也在一九五〇年下令解散民間爵士樂隊,禁止東德電台播放爵士樂,並且在邊境關哨沒入爵士樂專輯。在娛樂替代方案上,東德當時的青年事務機關開設了不少跳舞課程,講授「文明」舞蹈,意即臀部、手部、腿部沒有「太多動作」的舞步。

一九五〇年代,所謂的「哈布斯塔克族」(Halbstarke)——亦即受美國大眾文化影響,年輕氣盛、充滿侵略性的男子——被冠上試圖顛覆國家共產紀律的大帽。當時,黑幫首領溫納.格拉多(Werner Gladow)及其黨羽連續犯下東德境內多起武裝強盜案,事後德國官方在審判期間就主張,格拉多一干人等的犯罪行為是受美國文化影響所致。一家東德報紙更主張格拉多是受「美國各種描寫黑幫、犯罪、謀殺及其他聳動案件審理過程的大量放肆電影」所影響。

此外,共產官方也指控「探戈男孩」(Tangojünglinge, Tango-boys)及其他身穿美式服裝的年輕男子故意「挑釁」,因而導致境內民眾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對共產政權展開大暴動。暴動發生時,上千民眾(多為年輕人)在德國民主共和國(即東德)全境進行為期兩天的示威遊行,要求縮短工時、舉辦自由選舉,部分民眾更要求共產政府下野。在東柏林,抗議民眾將蘇聯國旗從布蘭登堡門上扯了下來,而在其他城市裡更有民眾釋放監獄罪犯,或者當街毆打祕密警察。這場暴動持續進行,一直要到六月十七號,蘇聯坦克駛入東柏林市中心,東德士兵開始朝擲石子的抗議民眾開火,整起事件才告一段落。

事後,東德各家大報旋即將矛頭指向美國文化的影響,譬如《青年世界報》(Junge Welt)就說柏林街頭已充滿了「基督教西方的文化救星」,這群人腳著橫條紋襪、身穿五分褲(早期搖滾造型的一部分);《新德日報》上的一張照片則可見某抗議民眾身穿牛仔圖案T恤、「頸繫印有裸女圖樣的德州式領帶」、頭頂蓬鬆布放式髮型,掛著「一張罪犯者的臉孔」,《新德日報》直指此人「是美式生活方式相當典型的代表」。東德總理奧托.格羅提沃(Otto Grotewohl)也同意這樣的看法,他表示,「這些西方挑釁者腳著橫條紋襪,身穿牛仔褲、牛仔衫,想要挑起大規模政治反動」。根據烏塔.波伊格指出,格羅提沃的演講「屬於東德媒體戰的一部分,目的要將西德年輕人——以及受西德影響的東德年輕人——這些身穿美式服裝的群眾,塑造為六月事件的元凶。」不過,東德官方為回應這波暴動事件,也確實改變經濟政策,開始在消費者商品和娛樂產業投入更多資源。

到了一九五四年,身穿美式服裝、聆聽爵士音樂、對著「布基烏基」跳舞的東德年輕人,數量顯然來到歷史新高,東德領袖見狀只好軟化對美國大眾文化的態度,共產黨的最大青年報也開始刊載爵士樂團照片(不過多為「冷」爵士樂團而非「熱」爵士樂團)。

對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而言,鐵幕後方爵士樂迷的興起,只是一連串變革的開始,而一切終將於一九九一年畫下句點。史學家茱利亞.海斯勒(Julia Hessler)曾經寫道:「就實質意義而言,風格獵人所體現的是戰後西方消費者社會中充滿個人主義、重視自我表達的消費型態。」這種「粗俗」、「墮落」的文化不只持續傳播,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更突變成為更可怕的搖滾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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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搖共產集團

東德官方鬆綁爵士樂禁令後,人民對更具暴民性質的「老美文化」(Ami-Kulture)也出現更高呼聲。一九五四年,當搖滾樂首次穿越鐵幕時,哈布斯塔克族幾乎在所有東德城鎮開始出現,而以放寬文化自由與開放消費商品為訴求的示威活動,最後也多半演變為暴動收場。當時,西柏林境內各大播放好萊塢電影以及演奏搖滾樂的劇院,主要都座落在東西柏林的邊界;東德官員有鑑於大量東德人民每日越界前往西柏林(當時柏林圍牆尚未建成),遂於一九五六與五七年進行相關調查,結果發現平均每天都有兩萬六千民東德青年越界前往西柏林的「邊界劇院」跳舞、看電影。在部分劇院中,甚至高達九〇%到一〇〇%的顧客都是東柏林青少年。

在政府贊助的眾多公共論壇上,不少年輕人都質疑為何東德政府始終不願開放好萊塢電影(特別是賣座的音樂電影);此外,年輕人也對東德落後的時尚品味表示疑惑,紛紛質問政府國內為何買不到牛仔褲及其他緊身褲。一九五六年,東德境內專播愛國與教育電影的好幾座戲院,門前都發生了暴動。

一九五七年,東德官方眼見各地青年反叛四起,因而對共產主義的未來感到憂心忡忡;這樣的憂慮絕非庸人自擾。統一社會黨(由蘇聯控制的東德執政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委員長艾爾佛雷德.庫列拉(Alfred Kurella)就警告,各種策動德國青年心中「野蠻成份」的「墮落因素正愈演愈烈,恐將導致危險」。庫列拉並表示,忠實的共產主義者應挺身而出,「從這場毀滅中拯救國家的文化、社會與生活」,確保「純正國家文化得以保存」。統社黨於一九五七年十月所舉辦的文化大會也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的非文化(nonculture)及其有害影響」近年來已「穿刺」東德。

一九五八年,搖滾樂取代爵士成為最危險的西方文化產物,統社黨總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遂在同年批評搖滾樂的「噪音」是一種「輕率與衝動的表達」,一語道破「資本主義社會的無政府本質」。國防部長威利.史多夫(Willi Stoph)也在東德報紙發布警告,表示「搖滾樂將誘惑青年走向原子戰爭」。史多夫特別針對一九五八年在西德巡迴演出的「比爾.黑利與彗星合唱團」(Bill Haley & the Comets)表示,「該樂團的目的在於誘發德國青年心中瘋狂而歇斯底里的狂熱,並以搖滾樂引導年輕人走向集體墳場」。

史多夫的一席警語,在當時透過不少國營報紙廣為宣傳,譬如《新德日報》就稱貓王(Elvis Presley)為「冷戰武器」,而《青年世界報》如此勸戒讀者——「圖謀發動原子戰爭者,全都大大推崇貓王,因為這群人知道笨到成為貓王樂迷的人,也會笨到願意加入原子戰爭」。

統社黨官員為導正搖滾樂迷的品味,使這群樂迷轉向「較好的」音樂,遂大力提倡阿洛.柯爾(Alo Koll)這位來自萊比錫、只演奏安全音樂的樂團團長。統社黨另外也找來三位舞蹈專家共同發明一種高尚精練、富涵文明的「社會主義舞步」,利比西舞(Lipsi)。

面對此種舞步,東德青年自然毫無興趣。一九五九年,好幾群青少年於萊比錫與德勒斯登發動抗議活動,力主支持搖滾樂、反對統社黨;這群青年並以「不要利比西、不要阿洛.柯爾!我要貓王、我要搖滾!」為口號,號召眾人一同上街遊行。萊比錫地區一位「貓王獵犬」成員還故意大喊「瓦爾特.烏布利希萬歲!東境(東德)萬歲!」其他遊行者一聽,紛紛發出噓聲,然後接著高喊「貓王萬歲!」同年,東德內部的不良少年報告中,「貓王樂迷」至少在十三座城市裡都榜上有名。雖然東德政府開始逮捕支持搖滾樂的抗議民眾和貓王樂迷團體的領袖,同時也組成特殊警隊,負責監控各大國營青年機構,確保年輕人遠離不當舞蹈,藉以「消滅年輕人身上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餘孽」,但即使如此,也仍無法遏止民間暴動。

一九五九年,一份上呈統社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報告就顯示,搖滾抗議、非法進入西德、「煽動人民反抗東德領袖」、青少年犯罪等問題,皆已大幅增加惡化,報告並在結論中指出,多數從事上述行為的年輕人都是「搖滾樂迷」。次年,中央委員會青年事務部也在報告中指出,雖然總體犯罪率正在走下坡,但一九五九年的青少年犯罪情形卻較一九五〇年高出六一·四%。青務部在當時已確切指出,一切問題根源在於美國與西德「如今更大力地企圖影響東德青年」,而其「誘惑手段」正是音樂、漫畫與時尚。

因此,當東德官員於一九六一年築起柏林圍牆時,不只是為了限制東德人民出境,也是為了防堵美國文化產物入侵。在東德官員口中,柏林圍牆正是「反法西斯主義的保護大壩」。

即便美國大眾文化對共產政權具有強烈的侵蝕效果,美國官方多年來卻都拒絕在東歐共產國家推廣自家大眾文化。自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五年間,西德各都市的美國文化中心皆設有公共圖書館,不只定期舉辦講座和古典音樂會,也時常播放具教育性質的影片;不過,這些文化中心卻始終未曾播放好萊塢電影,也從未開過爵士樂或搖滾樂演唱會。事實上,正如烏塔.波伊格指出,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對爵士樂、搖滾樂還有好萊塢電影的諸多打壓,其實是從別的國家學來的。早先的德國納粹確實視爵士樂為「頹喪與墮落」的音樂,但就連納粹的這些用詞也是借自他人——波伊格表示:「頹喪與墮落等詞,並非蘇聯或東德官方所發明,而是源自⋯⋯政治光譜另一端的歐洲與美國作家。這些人自十九世紀以來,就不斷對各類藝術形式與大眾文化發動類似攻擊。」

內部敵人

正如我們所見,進入二十世紀好一段時間之後,爵士樂在美國所獲得的支持聲浪才超過反對與攻擊。不過,最能喚醒末世恐懼的音樂風格,還是美國一九五〇年代的搖滾樂。當時,無論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的政治領袖,都時常共同打擊搖滾樂,尤其一九五〇年代後半,美國參眾兩院的許多委員會更舉行多場聽證會,試圖了解唱片騎師(Disk Jockey, DJ)播放搖滾樂對大眾可能造成的影響。

一九五六年,眾議員伊曼努爾.塞勒(Emmanuel Celler)所主持的眾議院司法反托辣斯小組委員會(Judiciary Anti-Trust Subcommittee)舉行聽證,會上證人之一就表示DJ與唱片公司要為「搖滾樂及其他汙染電波的音樂怪獸負責⋯⋯現在的廣播電視氛圍,使得貓王與他野獸般的舉止得以存在⋯⋯淨是一群沒有才華的人,只會扭動身軀,所吸引到的族群也僅止於那些會穿祖特服的人以及不良少年。」

為避免「國內電波」被「次等音樂所淹沒」,當時還是參議員的約翰.F.甘迺迪與巴利.格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於一九五七及一九五八年在國會大力推動相關法案,力圖限制電台的營運,使之不得透過「人為手段」助長樂迷對搖滾樂的需求——又或者如法案聽證會上某證人所言:要電台不能再「強迫餵食觀眾聽搖滾樂」。法案聽證會上另一位擔任證人的布朗大學音樂教授則向席間持相同立場的參議員指出,「為了下一代以及家庭,必須限制播出廉價而有問題的音樂,同時至少要提供手邊最優質的輕音樂。」

一九五九年,眾議院搖滾樂調查小組委員會上的不少成員也都表示,該委員會的宗旨正在於保護大眾不受電台上「可怕的東西」所害。小組委員會主席歐倫.哈里斯(Oren Harris,阿肯色州眾議員)堅信,「我認為把這種一點也不健全的音樂——如果這能稱為音樂的話——強加於年輕人身上,是這種媒介(音樂)最為不當的應用方式。」

此外,包含華盛頓特區、波士頓、巴爾的摩、哈特佛(Hartford)、亞特蘭大、休斯頓、澤西城(Jersey City)、紐華克(Newark)、克里夫蘭、聖塔克魯茲、布爾班克(Burbank)、紐黑文(New Haven)、新不列顛(New Britain)在內的不少城市,也都禁止搖滾樂演出。此外,田納西的一位法官還下令某地方電台停止播放搖滾樂,改播舊有的古典樂播放清單。至於聖地牙哥與佛羅里達警方則強迫貓王在登台歌唱演出時,不得移動身體。一九五八年,一項由國務院安排的美國DJ訪歐計劃,更因參議員諾里斯.卡頓(Norris Cotton)抗議此舉將有損美國國際形象,因而遭到取消。

此外,全國公共服務唱片騎師大會(National Council of Disk Jockeys for Public Service)主席莫瑞.考夫曼(Murray Kaufman)也保證其組織成員在歐洲絕不演奏搖滾樂,而且所有的舞會一律只會在美國陸軍基地進行,同時受聯合服務組織(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監督。正如史學家琳達.馬丁(Linda Martin)與凱瑞.色格雷夫(Kerry Segrave)指出,美國對於蘇聯與東德審查搖滾樂的作法之所以鮮少發難,原因正是「美國政府自己也不喜歡搖滾樂」。

蘇聯開放主題曲

如同搖滾樂,好萊塢電影與漫畫書在美國的命運,與在東方集團內部所受的遭遇一樣,都被政治領袖所蔑視。當時,由於許多人擔心少年犯罪率上升、害怕美國青少年普遍被「性化」,不少國會議員遂將矛頭指向大眾文化。一九五五年,參議員艾斯提斯.基法弗(Estes Kefauver)舉辦一系列聽證會,試圖理解青少年犯罪與大眾文化中性和暴力的關聯;聽證會上,公共衛生署(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疾病管理局(Bureau of Disease Control)心理健康部門(Mental Health Division)主任李奧波德.韋克斯伯格(Leopold Wexberg)博士在做證時表示,電影、電視、漫畫書確實助長了青少年犯罪。

基法弗並在會議結論中指出,聯邦政府「在保護公共利益上,尚未完全行使當前所被賦予的權利,也未能善盡職則,俾使兒童不受大量犯罪與暴力節目影響。」時任美國聯邦調查局長的J.艾德格.胡佛(J. Edgar Hoover)亦承諾要打擊不良電影商;胡佛直言,「這些垃圾工廠吐出有毒膠卷、摧毀青年易受影響的心靈。」

在東方集團內部,一九六〇年代雙盤式錄音座(reel-to-reel tape recorder)的出現,催生出了龐大地下文化,也培育出大量搖滾、節奏藍調以及稍後的迪斯可與嘻哈樂迷。一九六〇年代時,《蘇維埃俄國報》(Sovetskaia Rossia)曾警告,「淫穢粗俗的音樂錄音帶如今被大量拷貝,這種傳染病擴散的速度比流感還快」。赫魯雪夫時代,蘇聯境內最為風行的舞步是扭轉舞(twist,早先由美國的黑人搖滾樂手查比·切克(Chubby Checker)所發展的舞步),許多「扭轉舞團」都在當時的地下劇院演出,光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就有多達兩百團。不過,蘇維埃集團境內的年輕人也愈來愈常聆聽本地樂手自製的音樂。

雖然共產主義政府不若敵對的資本主義者一樣,明白表現出黑白種族歧視,但是共產當局還是相當清楚腐敗的來源。一家保加利亞報紙就稱青年搖滾樂手為「自大的猴子,就好像從外國的動物園突然被丟到我們這裡一樣」。蘇聯的文化雜誌也稱爵士樂和搖滾樂為「人猿文化」所創造出來的「爛泥巴」,至於東德共產主義者則是直接稱這樣的音樂為「黑鬼音樂」。然而,各國年輕人似乎都認為與非裔美人牽上關係是一種讚美,譬如一九五八年波蘭第一個搖滾樂團成立時,原本雖然取名「節奏與藍調」(Rhythm and Blues),後來卻改成了「紅與黑」(Reds and Blacks)。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人們對音樂的熱愛經常化為對共產政權的仇恨。是時,好多場搖滾演唱會都因為有關當局試圖中斷表演,因而導致群眾發生暴動。在搖滾樂之後,源自紐約夜店的迪斯可曲風跟著紅遍整個蘇維埃集團。這種新曲風在巴爾幹半島特別受到熱烈歡迎,還在當地不少舞廳造成反警方的群眾暴動。一家拉脫維亞(Latvia)報紙就稱,國內三百家迪斯可舞廳宛如「暴力溫床」。

根據史學家提摩西.W.萊貝克(Timothy W. Ryback)指出,克里姆林宮後來不只被迫承認流行音樂的流播已無法控制,流行音樂甚至進一步成為蘇聯政府「開放政策的主題曲」(the soundtrack of glasnost)。一九八〇年代,許多表演空間在莫斯科官方的核可之下紛紛成立,專輯製作的相關審查也開始鬆綁;此外,東歐各地更舉辦多場大型搖滾演唱會,當紅的英美流行歌手,相繼獲准在鐵幕後方登台演出。根據當時的調查顯示,蘇維埃青年對搖滾明星的了解,已經超過對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等人的認識。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一倒塌,東德人馬上擠滿了西柏林的唱片行。

眼看美國暴民文化如此摧毀共產政權,我們不禁納悶,民主福音人士為何還是對美國暴民文化一句好話也沒有?如果爵士樂、搖滾樂、漫畫、「粗俗」電影等文化產物都促成共產主義垮台,為何美國政治領袖從未將之高舉為自由明燈?要知道,不管是美國總統還是共產黨政委,只要是政治領袖,無論意識形態為何,都必須維繫社會秩序;而正因為如此,政治領袖自然要與暴民文化為敵。

書籍介紹

暴民創造自由民主》,大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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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拉迪斯・羅素(Thaddeus Russell)

沒有暴民——
就不會有週末假日,
女人沒有財產權,
休閒娛樂是犯禁,
性被真愛純潔囚禁,
打人的警察找不到,

沒有天上掉下來的自由這種美事,
我們享有的自由都是底層人民爭取來的。

本書講述了被視為「不良」、「墮落」、「傷風敗俗」者的故事,他們闖蕩江湖爭取權利,由此展開了全新的視野,帶我們重新看待自由開放的活力社會,是怎樣透過不斷由下往上衝撞而達成。因為掌權者,不管是不是民選出來的,為了鞏固權力,必定創造出種種看似合理的說詞,來訴求安定。但作者告訴我們那可不是真實的狀況,只是權力者用來眩惑人民的藉口。社會要往前進,不至於因為不流動而趨於落後,需要「暴民」的衝撞來改變眾人的眼光與思維,才得以看到被我們安於現狀的眼界所忽略之處。唯有改變僵化的思維和守舊的法規,用更寬容的態度對應更多原本被限制的自由,才有可能創造更寬容而包納多元的自由民主活力社會。「暴民」所帶來的禮物,我們至今都在享受其好處。

暴民創造自由民主 A Renegad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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