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沉默一瞬》：殺戮是我們的內建天性，或只是文化的一環？

關於大屠殺的紀錄片很多，大都針對事件還原或倖存者訪談，鮮少有加害者現身說法。本片是導演的前作《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的對照版。在《殺人一舉》中，導演以極其震撼的方式呈現，不但邀請加害者現身說法，還讓他們飾演被屠殺的受害者。藉由一種身分翻轉，與加害者的情感反應，來探詢屠殺與人性的關係。

《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並未交代太多1965年印尼大屠殺的背景與事件，其實也沒必要。導演透過受難者的弟弟阿迪的視角，試圖探求大屠殺的真相。阿迪想要知道這些劊子手是否會對他們的行為感到愧疚。

因此，片頭一開始就是阿迪觀看《殺人一舉》的紀錄片段。那些片段可說是人類史上最應該被記錄下來的史料。劊子手們面帶笑容，非常興奮地介紹自己的豐功偉業，為他們殺人而沾沾自喜，並詳細展示他們是如何對受難者開膛破肚，如何殺戮、凌虐他們的過程。導演特別特寫了阿迪觀看這些訪談時的表情，那是帶著絕望、悲憤與難以理解的表情，是那種人的自我會因此改變，人生遭遇重大變故才會出現的震撼表情。

光是看那些劊子手的態度與想法，就足以令人如坐針氈。那超越了道德基準。對21世紀的世界公理來說，根本是泯滅人性的態度，卻不過是幾十年前的事。倖存者見證者加害者都還健在，而他們的想法態度，卻是日常生活中可見的言論（事情過了就算了、要放下過去往前看⋯⋯之類的）。導演透過了倖存者家屬與加害者的對話，進一步去挖掘人性本質。

電影裡面最震撼的是，導演讓阿迪去見過去的加害者。當年印尼亞齊省的大屠殺是由政府領軍，軍方主導，民兵與警察執行對共產黨的殺戮。整個印尼在這樣的全民運動下，殺死100多萬人。阿迪的哥哥是印尼共產黨的成員，也死在這波屠殺之下，而殺死他哥哥的劊子手，就是他的鄰居。地方的公務人員，社區名流等，加害者與受難者就生活在同一個社區之中。而阿迪的母親在兒子被殺的這數十年間，一日也未曾忘懷，並每天向安拉真主祈禱加害者與加害者的子女死於非命。傷痛並未隨著時間放下，反而在螢幕面前形成最強大的控訴。

而阿迪追尋哥哥的死因，在導演的帶領下，去質問當初殺害他哥哥的劊子手。那些劊子手面對受難者家屬的逼問，嘴角冷笑，並以當初的行為為榮。對這些人來說，當時他們是響應政府的政策，他們殺死的是共產黨，是壞人，他們是在伸張正義，沒有什麼好羞愧的。

而阿迪想要的是這些加害者的道歉。他希望這些加害者可以對他們的行為產生愧疚。但這些劊子手都沒有愧疚之意，也不認錯，因此，鏡頭常常就會陷入一股沉默，加害者與阿迪對視。阿迪的表情，比觀看紀錄片時更加悲憤，並帶有仇恨與無奈的激烈情緒。他無意報仇，也希望放下，但加害者不認錯。除了瞪大雙眼，沉默以對之外，他別無他法。這幾個沉默的對視片段張力十足，是紀錄片的無上經典，那是人類行為中最幽微的幾種狀態。那幾個劊子手的表情則非常複雜，融合了得意與尷尬，想要一語帶過，不想面對受難者家屬，又帶有一絲慚愧，但又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有錯，也絕不道歉，總和了好幾種情緒的表情。

片中最揪心的幾個時刻，一個是阿迪跑去找他的舅舅，逼問舅舅當年是否有參予羈押阿迪的哥哥。舅舅當時是監獄守衛，記得這件事，也知道犯人的去處就是被殺害，並拋屍在蛇河之中。但他不覺得愧疚，因為是政府要殺這些人；他甚至於無法救自己的姪兒，如果他救阿迪的哥哥，那換成他叛國，他也會死。為了自己的生命，祇好送自己的姪兒就死。而阿迪憤怒的神情與他舅舅那又慚愧又無奈，被舊事重提，無法面對、解決的窘境，讓雙方陷入非常尷尬的沉默。

當阿迪回家告訴母親當年舅舅也是幫兇，問母親的感想時，母親說她從來也不知道這件事，舅舅沒跟她講過。而她那比心死還冷的表情，更是令人動容。

再來是加害者討論屠殺的細節。其中一段是認真討論阿迪的哥哥怎麼被處決的。兩個加害者在事發地演行動劇，呈現阿迪哥哥被殺時的慘狀。肩膀被砍一刀，腹部被刺好幾刀，腸子流出。因為阿迪哥哥不斷求饒，他們把他推倒在河邊，再割掉阿迪哥哥的卵葩致死（而且還介紹說，如果要砍一個人的卵葩，一定要他趴著從後面砍，才能一刀砍斷。）而導演在此時特寫阿迪觀看這個訪談片段的鏡頭，阿迪的表情實在難以描述，非常懾人。

而阿迪訪問加害者時，加害者的子女對於父親的行為都無法面對。有對阿迪道歉的，也有不願面對、想要趕他們走的。但所表現出來的是，到了他們這個世代（40～50歲），已經知道大屠殺是一種錯誤，並為此感到羞愧。

全片類似的實況很多。電影突顯了許多問題，都無法在一篇影評可以討論完畢。不管是加害者的心態，政府的看法，與面對白色恐怖的內外情境，都還有很多可以探討。那要求放下過去，以免冤冤相報的主張，也可以再細談。

對照台灣二二八事件跟白色恐怖的大屠殺，印尼的事件比台灣更難討論。台灣的屠殺，是外來政權實行獨裁統治，加害者都是跟隨外來政權來的外省族群（執行者絕大部分是外省軍隊，少部分是台灣人自己──有不少告密者是台灣人自己），是台灣本地人與外來者的衝突。但印尼屠殺事件卻是內部問題，是宗教與政治問題。加害者跟受害者都是同一族群，甚至就是親戚厝邊，殺人者與受難者住在同一條街上，甚至每天都必須見面。人性的煎熬，可說更加強烈。所以導演也不斷地拍攝阿迪母親，透過她的表情，想去探求人性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