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就:談談紀錄片《大同》及其他

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就:談談紀錄片《大同》及其他
Photo Credit:CNEX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於極權主義和當代中國的文字論述已有不少,但電影能將之日常化、世俗化、微觀化地呈現出來,協助「讀者」建立一個細細打量並重新思考的空間,這也正是電影獨有的能力。

文:應亮

約一個月前,《大同》於香港大學的CNEX影展放映後,一位專攻建築保育的學生分享了她的幾點感受:第一,影片中這位翟市長所做的每件事,都違背了最基本的保育常識和倫理;第二,翟市長此人實在太「真」了,做為觀眾不可能不被其打動,但對保育研究者來講,這是一次十分弔詭的觀影經驗;第三,原以為城市改造(破壞)皆因地產利益滾動,但看過《大同》後才明白,真有所謂「理想主義」的存在。由此推想,該紀錄片對香港大學放映現場內觀眾所形成的衝擊,應該是不小的;甚至可能會令人重新思考:何為當代中國?何為中共官僚?何為權力運作?

於境外觀看《大同》的年輕觀眾,多數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和公民社會內成長起來的。他們也許並不了解,正是出於對官僚腐敗、壟斷寡頭及議會政治的極度失望,高達(Jean-Luc Godard)才會於1967年拍出《中國姑娘》(La Chinoise,台譯中國女人),此後第二年的歐洲才會發生「五月風暴」。極權主義就是這樣一個極具活力並迷人的政治現象,其中那位「領袖」常會說類似的話:「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朱鎔基語);而待「領袖」離職後,人民總會長時間地懷念之,並將其與後來者不斷比較,韓國人對朴正熙(Park Chung-hee)的感情即為一例。對於極權主義和當代中國的文字論述已有不少,但電影能將之日常化、世俗化、微觀化地呈現出來,協助「讀者」建立一個細細打量並重新思考的空間,這也正是電影獨有的能力。

先談「其他」

之所以要先談「其他」,只因在「中國」這個超級魔幻的語境(context)內,所謂八卦,反而可能更接近論題,甚至能照見出本質。

大同劇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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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大招風》在柏林影展放映後,導演之一歐文傑接受採訪時提及曾參與過一個夭折的電影項目,名叫《打黑》,題材即當年薄熙來於重慶發動的打擊黑社會運動。他與一位資深編劇不僅完成了劇本初稿,甚至連casting都已展開。《樹大招風》中那些演中國官僚的演員,大部分是在發展《打黑》項目時Cast到的,所以那位公安局長得很像薄熙來。審批雖通過了,但開機前夕公司收到了暫停通知,之後便是王立軍奔逃美領館、薄谷開來落毒殺人、薄熙來受審等系列急轉直下的事件,電影項目就此夭折。歐文傑聽過不少採訪薄熙來和王立軍的錄音,據說他們談得很詳盡、態度也很「開放」。事件轉折後,按歐文傑的說法:

當時感到震驚……一下子被顛覆到了,我覺得中國編寫歷史的人真的完全不可信,什麼都不可信……對於我來說,香港沒有這樣的政治文化【1】

透過這則八卦來反看《大同》,起碼有如下兩點可照見:

一、不少中共官僚熱衷於「表演」,他們也很看得起電影。周浩另一部叫《書記》的紀錄片,其中那位縣委書記也非常地開放和真誠,與翟市長、薄書記和王副市長別無二致。翟市長說:大同衝得上去就上去了,衝不上去,歷史不會再給機會了。如此生死存亡一肩擔的話語,想必在歐文傑所聽過的薄熙來與王立軍的錄音中也有不少吧?假設將「大同」換作「重慶」,可能會是這樣的:重慶的情況很特殊;重慶要「活」,我有三張牌;我是重慶市委書記,要負責,這不是錢的問題;重慶人民一定要認識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哪裡?城市的希望在哪裡?所以,觀眾不必對《大同》中那位滿面愁容、疲憊不堪、被老婆責罵、親自勘察工地、幾乎每天給市民簽字畫押的市長,過分驚訝。中共官僚本就不是妖怪,甚至也有「正直」的人,不是嗎?觀眾也不必對《大同》中的主人公是否被表達到足夠的「真」,及作者竟能拍到如此的內容,而過分疑惑。因為紀錄片是否必須「真實」,本就是個偽命題。

二、比電影更精彩百倍的是:中國的現實。這既是家國不幸,又是創作者之萬幸。體制外的中國紀錄片發端於1989年後,約於2000年左右形成「新紀錄運動」。該電影運動之所以於電影史上獨一無二,很大部分原因是:作者們的創作對象(中國)本身,實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所以,觀眾不必對《大同》中的重建「古城」、負債幾百億、337票「選」領導、萬人簽名留官僚等內容,過分意外。這僅是冰山一角而已。觀眾也不必對片中的官僚、市民驟然轉折的命運,過分擔心。因都幾百年了,「那個國家」不都一切「正常」嗎?

再談更多的「其他」

我一位朋友的農村老家,土改時被收走了的房子,幾十年來為同村人居住。幾年前,那個村被地產商強拆,全村人都成了上訪戶,抗議時打出的橫幅有:官商勾結非法佔地等等。可是,到底誰為合法,誰又非法?這是一個多麼難以清晰表述,並難以面對的處境。

大同劇照3
Photo Credit:CNEX

梳理《大同》中的一些群眾狀態,也許能對權力機器的運作明白更多。影片開始不久有市民說:老百姓吃穿全靠共產黨。而那位講普通話的釘子戶媽媽在表述大同造城的現象時,使用的是典型的毛時代話語:過去的「那代人」,那才叫「水深火熱」呢。她的思維運轉很明顯缺乏必要工具,只能、也只會用「秦始皇造長城」來類比自己的實際處境。當她與市長對話時,我們才知她的房子並沒有完整產權,可她當年確實花了不少錢「買」了下來,現在卻不斷引用法令來捍衛之。片尾群眾為挽留市長而下跪、遊行,令街邊的孩子大感困惑,這應該也部分代表了作者的困惑。根據鄂蘭(Hannah Arendt)的論述,極權主義的建構和延續,並非由一個人、單方面來完成,而是集體運作,基本方式是群眾運動,原因是人類的孤立和孤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