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就:談談紀錄片《大同》及其他

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就:談談紀錄片《大同》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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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於極權主義和當代中國的文字論述已有不少,但電影能將之日常化、世俗化、微觀化地呈現出來,協助「讀者」建立一個細細打量並重新思考的空間,這也正是電影獨有的能力。

因幾十年前毛澤東的一句「高峽出平湖」,而導致三峽移民超過190萬,水淹約55萬畝土地、115個城鎮,曾經的人間樂土成了水下家園。近期,有一部中國紀錄片《悲兮魔獸》,描繪了一座位矗立於北方沙漠之上的城市:其中高樓林立、道路暢通,卻極少人居住,只因超高度的地產泡沫蒸發掉了50億人民幣。每當夜幕降臨後,其狀如「鬼城」。

基於如此的脈絡、重看翟市長其人:他非天外飛仙,其每到一處的大拆大造也沒多少原創性。大同市長並非中共官僚基因的突變,當然絕非異類。他恰是中共的權力掌握者歷來癡迷的「社會主義實驗」的繼承和發揚者,其手段也不新鮮,即群眾運動。大同所謂的用古代文化救一座城市,與毛澤東推行的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工農兵進入學校、醫院掌權,完全是一脈相承的「理想主義」。

再回到之前歐文傑的那句話:香港沒有這樣的政治文化。那麼,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很明顯,這是一個典型的「前現代」的權力構成和處境。

直接電影:共謀與對抗

《大同》裡有一群「看客」,其中一位叫老馬的先生如此向其他人說明周浩的拍攝工作:以前有個義大利記者叫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他拍過一部紀錄片叫《中國》(Chung Kuo, Cina)。這個解釋,真的比較貼近《大同》的創作觀念。

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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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的紀錄片有別於電視作品,因其主要表達手段是「講故事」,作者觀點若隱若現,甚至面目不清;亦有別於摩爾(Michael Moore)和艾未未的社會行動紀錄片,因其並不與權力直接衝突,看起來更像是以共處的方式「合謀」完成。《大同》這類紀錄片被統稱為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以有距離的觀察為主,並嘗試局部影響(介入)對象,作者會自覺地盡量減低對現場和事件的刺激。

在導演周浩不多的公開言論中,曾提出過一個很清晰的傳播訴求:我希望傳遞給世界一個混沌的中國(大意)。從這句話可略知作者的表達策略和美學取向,起碼他比較傾向將話語權力更多交還給人物,將讀解權力留給觀眾。這個專注於講故事、將觀眾帶入人物世界的方式,令作者貌似「隱身」,態度曖昧多意,表面不那麼尖銳,進而大大增加作品於不同體系內傳播的可能。

周浩早期作品《高三》,曾於CCTV放映多次,這是其他中國獨立紀錄片不可能進入的傳播空間。而《高三》的跨領域傳播,多少算個反例,因看了該片的家長,竟有找到片中那所類似集中營般的高中,希望自己孩子能接受其中的考試訓練的。這個反例,也說明了直接電影傳播效果的未知度比較高。在中國視角內看《大同》,其與南方報系對體制的溫和批評,也許差別不大;但假設以「平庸之惡」的視角來看【3】,那麼《大同》可說是一部罪行紀錄。這樣兩個可能存在的極端的傳播結果,於創作過程中是不可能全部掌控的,無論作者與被拍對象如何謹慎地「共謀」,都無法徹底影響之,這由直接電影的美學特性決定。

這部周浩的新作,與前作不同的地方,大約有如下兩點:

  1. 有聯合的攝影師和剪輯師等,更接近一個團隊完成的電影項目。這有別於其過往單槍匹馬的創作狀態,與其對更廣泛的發行願望有關。而兩次參加「金馬獎」的評選,片長控制在90分鐘以內,也都是傳播策略之一。
  2. 戲劇衝突來得很早,也很集中,這應該是周浩最專注於講故事的一部作品。

表述「前現代」時,作者在哪裡?

在周浩為數不多的公開發言中,還有一句比較突出:

比真實更重要的是真誠。

當導遊小姐在展望大同城市面貌的未來時,影片給了翟市長一個特寫。這是一個典型的劇情片分鏡頭做法。觀眾因此感受到了人物心情的起伏,也似乎進入了人物的內心,感覺自己與之有關聯。這種敘事策略叫「認同」。市長與朱總開會時妻子打來手機,做為一個戲劇元素,那個手機鈴聲在混音時被特意強化了出來。這個做法,如之前那個視覺上的特寫一樣,是一個聽覺上的特寫。意圖也如前:敘事目的是「認同」。

大同劇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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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做法是有危險的,值得反思的角度是:直接電影的代表作者魏斯曼(Frederick Wiseman)在拍攝精神病院時,始終將攝影機放在警察和看守的背後。當觀眾連續從權力擁有者的視角「觀看」,以致最終確認並了解到精神病人這個「他者」群體的實際處境,但同時又對現場權力雙方都保持有一個審慎的非認同化的理解。那麼,通過比較可知,周浩與魏斯曼的處理和自我位置的安放是很不同的。

這也是只管埋頭講故事時,很容易出現的問題,即批判力的喪失。紀錄片本來有一個與劇情片非常不同的屬性:非娛樂化。在紀錄片創作中,假設過度劇情片化,可能於客觀上會放棄掉思考力和應有的鋒芒。

本文標題「通往地獄之路由善意鋪就」引自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其中的「善意」,既指極權語境中各方的善意而真誠的動機,也指《大同》這部片在講故事層面上的「善意」所為。

【1】波米,〈《樹大招風》亮相柏林,引進內地幾無可能〉,「奇遇電影」,2016年2月16日。
【2】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3】漢娜.鄂蘭,《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

本文獲典藏・今藝術授權刊登,原文收錄於第2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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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