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將會消失?年輕人上流無望?各地問題相似,極端思潮非出路

中產將會消失?年輕人上流無望?各地問題相似,極端思潮非出路
Photo Credit: Jason Lee /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極端思潮在全球湧現,世代問題備受關注,連英國脫歐公投也一度被視為世代之爭。即使站在香港的角度看,究竟是年輕一輩「特別有問題」,抑或只是他們出身後面對「特別有問題」的社會?美國經濟學家與評論家剖析了箇中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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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年輕人有時被稱為『被遺棄的世代』(Generation Limbo)。他們現在窩在家裡的時間更長,找的是自由工作或兼職的服務工作,或是為網站兼差寫稿。他們的第一份工作或甚至第二份工作,可能都不算潛在的『職業』。」— 泰勒.柯文(Tyler Cowen)

認清全球局勢,便明白年輕人面對的問題,不純粹「本土」。 

英國公投脫歐剛過,讓一些香港人驚覺遠在美國、英國等地,社會面對的問題和撕裂十分類同,只是不同社會的歷史背景不一,年輕一代的反應各有不同。譬如,這次英媒統計數據反映倫敦的年輕人較傾向「留歐」,評論認為主要在於他們若不選擇留英工作,大可到歐盟各國尋找發展機遇,他們未至於將全球面對的複雜問題遷怒於移民等外來因素;有別於香港普遍年輕人,他們面對本土政經困局,若非出身中高產家庭根本無法到歐美發展,而中國制度和文化跟香港差異極大,年輕人極為反感,中國也不是尋找機遇的地方,大有被迫困在香港之感,巨大壓抑形成激烈的反抗,靠向極端思潮。

筆者作為80後,從就讀預科到大學時期,已深深感受社會轉變之快,曾一度有種「香港特別有問題,香港人最慘」的虛假印象,可是細緻了解以後,發現先進國家與城市面對的問題非常相似,只是程度不一,政府解難的能力不一,但毫無疑問的是,那些問題其實一點也不「本土」,各國正為此非常「頭痛」。

我們先了解這些全球類似的社會問題,再回到何以香港年輕人特別感覺存在「世代之爭」,強烈遷怒上一代既得利益者打壓,以極端政治思潮解釋現實問題。現在,我們不妨橫跨近年兩本重要社會科學著作,一窺究竟。

經濟學家泰勒.柯文(Tyler Cowen)在《再見,平庸世代:你在未來經濟裡的位子》(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中指出,在2008年至2009年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陷入不景氣,企業大幅裁員、中小型公司倒閉、失業率高企,一般人以為經濟起跌循環沒甚麼大不了,跟數十年來的周期相似,相信:只要全球經濟復甦,就業市場重新興旺,失業率自然急降,發展還是老樣子。

可是,這種看法只對了極小部分,失業率或許會隨經濟復甦改善,可是企業經歷大幅裁員後,並沒有再重新填補流失的職位,反而用更精打細算的方式削減成本,引用新的技術來增加利潤,造成:「即使(經濟)危機早已結束,企業獲利也回升了,但被裁員的人還是找不回舊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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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急劇消失,不是極富便是清貧,這是世代難以上流主因

成因在於,隨時代發展企業使用的生產科技日益進步,即使隨復甦重新增添一部分員工,數量也太不如前,可以較低薪聘請新員工操作電腦或機器,更簡便快捷完成工序,以前要較高階人才處理的事,在科技的輔助之下顯得不再困難;再將資金投資發展更多數位業務、電子服務,迎合大眾貪新沉迷網絡世界的心理,本少利大。如是,數十年來賴以人手處理的「中產職位」開始急速消失,勞動市場兩極化。

柯文的意思,是指就業市場會一面倒傾斜掌握知識、科技、創新專業的人,使他們壟斷極少數的高薪職位;而大量有基本學歷的大學畢業生,只能處處碰壁,尋找那些仍然倚靠人力卻低薪的服務行業,只需配合簡單的電腦操作即可完成任務,甚至一些索性成為自由工作者(微工作),偶爾販賣個人能力維持生計。他如此道:

「⋯⋯但展望未來,有個趨勢很明顯:中間階層將會逐漸凋零,而且這個趨勢看來會持續很久。在這一波經濟不景氣期間,消失的工作裡,有高達60%是所謂的『中薪』(中產)職業。那麼不景氣結束後,就業市場回補的工作又是什麼呢?其中,有73%是低薪工作,亦即時薪13.52美元或更少的工作。但是,1999年到2007年間,也可以看到這種『低薪工作快速增加』的趨勢,所以我們不能把這樣的現象都怪到金融危機或某些特定問題上。⋯⋯很多工作不像以前那麼有價值了,消失的工作數量也遠多於回補的高薪工作。」(德國、法國、日本也有類似現象,但程度不一)

有過一定工作經驗的人,儘管也難以適應,卻至少有工作經驗再臨時增值,比較沒議價能力的大學畢業生,他們若不能一開始打進尖端的知識與科技創新行業(數碼、科技),只能面對就職薪金大幅下滑的命運,無法從事「學以致用」的工作。美國的情況尤其嚴重,2000年大學畢業生薪金下降了5%,而失業率維持在10%位置,所謂「高成低就」的工作錯配情況近20%,在2009年全球經濟復甦以後,即使企業利潤大幅回升,年輕人的工作機會和待遇卻越來越差。(全球已有大量工種不斷消失)

柯文表示:

「現在22歲的英語系大學生,就算是從名校畢業,以後想過中上階層的生活,已經找不到明確的道路了。但與此同時,facebook、Google、Zynga則是求才若渴,甚至不惜為了網羅人才,買下整間公司。他們買下公司,往往不是為了取得產品,而是想要獲得人才,直接買下公司比複製對方的人才招募,或吸引對方的最佳員工跳槽還要簡單,也比較便宜。」

美國消防員也要讀碩士,不論有用無用,你懂「多少」東西?

加上,年輕人日後尋找不同工作,由於智能科技進一步被企業、公司應用,他們面對的考核像要進Google企業一樣艱難,要非常聰明又有多元才能。舉誇張一點的例子,美國現在連消防員也普遍有碩士學歷,你或許疑問究竟消防員取得高學歷「有甚麼用」?原因正如柯文所說,消防員漸漸演變為不只有救火,隨著國家與社會越來越複雜,還要接受緊急醫療、火災科學甚至反恐訓練,部分還需要公開演講、社群互動、撰寫補助金提案等。可見,消防員專業也難逃接觸新近資訊與社群互動,也要緊貼當前的知識技術,更新認知,何況其他更貼近知識產業的工作呢?

的確,不少行業向數碼科技靠攏,柯文引用數據估計,未來就業事場劇變的情況只會越見嚴重:「在為期一年的市場觀察中,以下幾種類型的工作有增加的趨勢:網購類(成長11%)、網絡出版、傳播、入口網站搜尋(成長20%)、電腦系統設計、程式設計與相關工作(成長5%)。數理科技領域的專業人士,是美國就業成長第二快的族群⋯⋯」

換句話說,假如你是年輕人,在更遙遠的將來,要麼你就神乎其技地打進高階知識、科技創新行業,要麼你就流進提供「優質『人力』服務」的行業(雜役、園藝、餐飲、美容、護理、駕駛),例如在無人駕駛車未完全普及之前,你努力成為一位極度有禮又能安全駕駛的優秀司機。

上述困局顯然不是變魔術般突如其來,這是全球化發展的漸進過程,近十年變化非常之快。美國評論家保羅.羅伯茲(Paul Roberts)在著作《衝動效應:衝動型社會的誘人商機與潛藏危機》(The Impulse Society: What’s Wrong with Getting What We Want),為我們全面剖析這些問題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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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茲指出,現在許多人仍停留在工業化為我們增加產能的「印象 / 錯覺」,認為自由市場結合工業化技術,必然為人類帶來巨大幸福,生活各方面都會大大改善,可是世界走向不再如此樂觀,人們未覺察全球化企業操作帶來的「副作用」已十分嚴重。這個歷史進程早在20世紀初開始,著名汽車大亨福特(Henry Ford)創造了當時人們前所未見的汽車生產線,透過機器劃一工序迅速量產汽車,打造大量廉價耐用的T型車(Model T),到了1923年T型車的售價已從850美元降至290美元,那時仍有馬車銷售,但人們只需要付馬車「一半」的價錢,就可以擁有一輛不錯的T型車了。

這個經典事例有劃時代的象徵意義,福特的生產模式,及後大規模應用在生活電器、冷凍食品、電話、收音機等等,由此,資本主義結合工業化技術,人們基本的物質需求確有大幅改善,可是,這種層次的滿足感維持不久,人們慾望化成不可收拾的消費衝動,像一輛失控的「慾火列車」,社會上下只有不斷衝前。

就在福特開創這種普及產品的模式後,另一位汽車大亨史隆(Alfred Sloan)開創的是現今最流行的生產和消費模式:滿足個人化、階級化、多重刺激、多款轉換的使用體驗,1926年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推出「年度改款」,車款不再像福特那樣劃一量產,逐年款色會有一些改變,套以品味時尚的宣傳,越滿足那時大量中產的「自我渴求」,這就是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所謂「炫耀性消費」的開始。

在美國,這種享樂天堂的發展趨勢維持一段漫長的時間,人人依然能享受繁華的美好,而未覺隨後會問題百出。戰後直至60年代,家庭收入中位數增長超過一半,當時每三個家庭便有兩個屬中產階層,財富增長的速度不得不謂驚人。對於不同企業發展,除了汽車,還有電話電報公司、IBM、杜邦企業,都獲益低廉的石油、科技,生產力急升,美國經濟規模二十多年翻升數倍。

美國是「天使與魔鬼」的化身,進步是她,退步也是她

那數十年問題未太明顯的第二大原因,在於儘管人們及富人的個人慾望不斷提升,滿足自我的產品和消費模式層出不窮,但這時期企業會把新增利潤擴大投資、增加員工福利、改善工廠環境(不管出於甚麼動機),是故那時社會所謂的「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仍然存在,經濟收益使大眾普遍受惠。那麼,直至何時開始「出問題」了?

大概可以數算到80年代,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將政策一轉往「自由放任」,結束政府數十年來主導型經濟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電腦微處理器自從英特爾(Intel)4004開始,在競爭激烈推動下促成18個月運算速度倍增的成果,這種近乎逐年翻倍的速度,也用上了英特爾創辦人之一摩爾(Gordon Moore)的名字稱作「摩爾定律」,電腦運算速度急升,相關技術不但用於各類生產工具,也同樣被投放在股票市場之中。

由此,政治和科技結合,企業發展得到制度與工具的「寬容」(也是縱容),徹底解放了自由競爭,股票債券結合電腦運算能力的提升,即時處理投資買賣,掌握股票資訊,走上瘋狂的道路。80至90年代,所謂「企業掠奪者」(Corporate raider)模式出現,他們專門尋找經營不善、股價下滑的公司,靜悄悄收購大量股票奪得控制權,透過裁員、重組、包裝再分拆出售,這種財技可以短時間獲得大量資金,首先滿足個人奢華的生活:豪宅、名車、遊艇、私人飛機俱全。(隨後炒賣房地產)

羅伯茲寫道:

「波斯納(Victor Posner)把收購企業的退休金榨乾,藉此過著皇家般的奢華生活,買豪華遊艇、養名馬。伊坎收購環球航空(TWA)後,利用這家營運不佳的航空公司取得五億美元貸款(大部分被他吞掉),然後藉由資產剝離,出售最有賺頭的航線,以償還債務。這群人甚至還有屬於自己的節慶,由德崇證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主辦的奢華年會,邀請所有知名併購大亨參加,人稱『禿鷹舞會』。」

至此,有一種精神橫掃整個美國企業界:貪婪是美德。在同一時期,企業家改變了營運法則,企業績效必須考量股票升跌,不再講究實際操作理念。過往,管理階層相對獨立,只要好好根據原則管理企業或公司,團結士氣,做好行政就很不錯了,企業與廠房發展也相對穩定,職員可以共事十多廿年之久。但不久之後,企業家開始把管理職位納入為股東之一,企業股價上升他們同時受益,傳統的管理哲學不再那麼受追捧,企業高層像變成吸取資金的黑洞,營運模式緊扣股壇財技,尤其在初期金融市場規範不足之下,如何借會計師不擇手段「造數」,推高業績引動股價上揚,也是瘋狂企業家的慣技。1992年至2005年涉及盈餘報表數字造假的公司,由當初一年6間公司到後來每月100間。

羅伯茲續道:

「拜電腦之賜,現代企業成了真正的聚合體,一種變形蟲,可在任何時間地點,以任何形快速重組資本、人力與原料,然後以最快的速度創造報酬。⋯⋯到1990年代,企業獲利直線上升。股市熱鬧滾滾,標準普爾五百企業的股東報酬,比1960年代的水準高出兩倍⋯⋯每次企業財務季報出爐,都使股東革命與效率市場的理念顯得越來越正當,以致許多企業紛紛授予經理人越來越多股票,以『激勵』他們創造更高股價。」

一個有趣的故事,曾經,在1990年代末,航太業巨頭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手下高階主管與華爾街股票分析師見會,高階主管意興滿滿地解釋公司將會大筆投資在新科技上,擴展企業。怎料,簡報解釋結束,那些股票分析師隨即衝出會議室,要把股票賣掉。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這家企業不專玩財技賺錢,「竟然」從事認真的科技投資、擴充業務,事後企業股價隨即下跌11%。

股東革命顛覆了職場「氣候」,股價不升,管理哲學也「無用」

可是,一旦這種股東革命、企業利己主義崛起,一切再難回頭,柯文提及中產階層數量不斷減少,背後正是企業家運用資金的態度有180度轉變。企業家以速效的方式取得利潤成果,在每一次經濟起伏循環之中,也更小心重新規劃,每一次重組與發展,都務求削減更多成本、裁減更多員工,研究套用更高端的科技增加生產。

此外,如科技大企微軟,為了維持高股價,也不惜定期回購股票,由2003年至2012年間共花1,140億美元回購企業股票,以更有效地操弄股值,總之,只要維持股價高企,個人的奢華生活不變,傳統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大可拋諸腦後。從此,經過80年代「至今」的洗禮,物質世代配以數碼生活,一般大眾乃至富有階級,只顧個人不顧整體,都成了當今最難修正的心理現象,不但經濟社會制度難以扭轉,人們瘋狂滿足慾望的衝動更難回頭。

曾經,開拓重工(Caterpillar)員工要求公司向他們解釋,為何公司盈利屢創新高之下,公司依然沒有解除凍結薪金政策,公司執行長歐伯海曼(Douglas Oberhelman)如此回覆傳媒:我總是試著讓員工了解,我們賺錢永遠不夠多。

羅伯茲感歎:

「就在不久前,我們還告訴孩子,唯有不斷努力,願意延遲滿足,並且擁有控制衝動的能力,才能獲得成功。但今日,我們的孩子環顧四周,卻發現全然不是這麼回事。他們看到父母與祖父母一輩子努力工作、耐性等待、壓抑熱情,最後卻像舊家具般被丟棄在一旁,而投資銀行家和實境秀明星,卻輕輕鬆鬆就可以海撈一筆。 ⋯⋯

在過去,管理者刻意分配給自己比較少的利益,以便與勞工以及做為勞工靠山的政府和平相處,而且他們意識到,薪資成長的勞動人口會形成中產階級,而這群中產階級將有能力購買公司製造的產品。但在衝動型社會形塑的商業文化中,這種長遠的觀點幾乎蕩然無存。」

智能機械人職場大清洗

此刻,人工智能和全自動機器代替勞力的時代來臨,自1990年起,工廠改用機械人生產成本只有人力勞工的一半。日本發那科(FANUC)製造商,透過機械人生產機械人超過10年,他們每24小時可以生產50部機械人,期間無人看管,連續幾天自動生產,只需要在運出產品的時間才要停止生產工序。

美國布魯克斯(Rodney Brooks)近年推出可以為生產線進行組裝工作的機械人「巴克斯特」(Baxter),售價大約22,000美元,整體生產成本比花在工人的薪金要低得多。更能預見,未來大學生若只有偏狹的知識技術,根本難以白手興家累積財富,生活與工作受盡衝擊。

說到這裡,你或許十分疑惑,為何面對數十年來如此巨大的不平等,難道舉世的勞動階層,只懂像開拓重工的員工那樣,「弱弱」地「詢問」一下為何大老闆不解除凍結薪金嗎?為何不反抗不爭取呢?

為此,羅伯茲的回答完全刺中要害:

「在1970年代,企業分配給員工的薪資、退休金與福利,佔全美經濟產值41%,其餘部分則分配給投資人或屬於政府稅收。但到了2007年,分配給勞工的比例縮減至31%。這個縮減的一部分原因,是工會的力量式微,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大量投資於自動化與海外轉包,藉此降低成本與產品價格,促使銷售量上升,然後把大部分的獲利分配給投資人,完全不提高員工薪資,甚至還降薪。」

關鍵就在於,企業家已坐擁巨額資金,在全球化之下,大可隨時把公司牽涉低技術及中階的生產工序轉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一旦出現工會或勞工抗議,企業便可以此法施壓解散當地公司或廠房,外包到其他地方,一個地方的反抗根本難以構成力量,企業家長年累積的財富也足以承受短期損失。加之,隨時間演變,勞工在行業的議價能力越低,企業再聘請時大可將薪金壓得更低。

除了企業資金操作,社會心理層面也逐漸瓦解了工會和勞工的反抗意志。在氾濫的科技與生活產品享樂底下,一代代人越沉醉於工作以外個人的享樂世界,在社交網絡發洩不滿,假日盡情消費(通常以信用卡),極容易取得各種減壓的途徑,人們也容易變得自戀、自我中心、憂鬱、焦慮,傳統價值由上而下遭揚棄,新一代在種種文化與教育問題下,精神無可倚賴,勞工階層援以團結的社群氛圍消失,這樣一抵消起來,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持續,難以改變。

香港不論政府還是年輕人,依然如在夢中

香港由於政府沒有得到民主授權,沒有市民信託,要回到開明有效的政府主導改革談何容易,而經濟發展一面倒向金融業靠攏,企業創新乏力,大學人才往金融商務行業走,新一代面對問題諸如美國的情況,無法享受經濟發展成果,父母輩的傳統價值再難取信於子女一代,再不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大學生由原初停留20年前幻想「升大學可以上岸」,轉眼間變成憤世嫉俗的絕望,有些年輕人受政客感染,甚至將所有價值通通拋棄,寧願以最極端的方式回應困局。

所謂世代之爭基本是一種疑幻似真的錯覺,一切是全球經濟結構大環境所促成,各國社會仍在消化和面對之中,只是問題數十年來發展到現在,再無法遮掩,年輕人面對的問題,其實70後乃至其他年齡的人都同樣面對,只是不同年齡受壓抑的程度不同。

從英國最近脫歐公投可以反映,傳媒所說的「世代衝突」是指年輕人與老年人對「脫歐」問題的對立,並不是指英國年輕人特別激進,也不會以為透過仇視外來移民、仇恨上一代能解決問題,他們向來發展前路較多,比較冷靜看待國家重要問題。可見,國家能夠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出路,促使大環境逐漸改善,有助疏導年輕一代不走向極端思潮;反之,香港仇恨中國人的排外情緒,當中不乏中年人,只是年輕人在網絡世界反應最為激烈,由於年輕人無法信賴政府解決問題,深受壓抑,才令本地傳媒注意越來越多年輕人支持極端思潮。對症下藥必先了解其「症」之所在,這也是筆者撰寫本文深意,毋須活在「全世界唯獨香港最有問題」的想像之中,至於可見將來,如何大力改革教育,以及經濟規劃「按比例」重回有效的公權力之手,促成分配正義(如「負入息稅政策」)等,或許多少能針對困局帶來新出路,就此,筆者有機會另外撰文探討,也留待有興趣的知識分子、專家學者一同思考。

  • 泰勒.柯文(Tyler Cowen)著:《再見,平庸世代:你在未來經濟裡的位子》(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臺北市:早安財經文化,2015年2月第13刷。
  • 保羅.羅伯茲(Paul Roberts)著:《衝動效應:衝動型社會的誘人商機與潛藏危機》(The Impulse Society: What’s Wrong with Getting What We Want),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15年10月29日第一版。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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