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衛本土（上）︰你不能抽起不談的經濟脈絡

前言

這篇文章旨在提出一種以保育和發展本土為出發點的經濟觀，並和香港主流價值一直擁抱的自由市場邏輯作對比。之所以相當「反潮流」地寫這樣的一篇理論性長文，是因為我們認為本土思潮興起至今，似乎還未有以本土視角為出發點，對經濟發展的觀念作出反思。這篇文章希望填補這個空隙，或至少打開這個討論。

我雖然是文章的執筆者（因此文責應由我負），但其實內裡很多觀點，都是我和小麗民主教室的幾位友好成員長期討論的結果，所以我也決定文章由小麗民主教室發表。

寫這篇文章更直接的緣起，是我們對梁天琦在一次論壇發言的討論。最後文章的很多論點雖然並非直接回應他，但我們相信梁的說法在近來本土派的論述中有相當的代表性，因此仍然保留他的發言作為討論的引子。

今年六四晚會爭議的其中一個焦點，是在於如何詮釋香港在八九民運的一段歷史。持本土論述的學生和輿論領袖批評支聯會的六四晚會主張「建設民主中國」，是有意無意滲入了中國的民族主義，而這卻正是捍衛本土自主所需要擺脫的意識。一個報導¹就引述了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一個論壇上的發言︰

他（梁天琦）指出8964當年紀念六四的行徑與大中華思想、中國國族的身份認同無關，他引史實和數據說明當年悼念六四，主因乃當時港人對前途的恐懼和對民運學生的同情，但可惜後來悼念六四的形式只滿足了民族面向和心理面向，政治面向卻不足。

梁天琦：「香港史就是一部脫離共產黨，追求自由的史詩。所以，回歸只會是更深重的奴役，唯有脫離統一，獨立建國才能解殖。」

這是相當漂亮的論述，是對香港過去歷史的意義的一個很吸引、甚至很浪漫的解讀。這是論壇發言，我們當然不應苛責梁天琦過份簡化歷史。但這段歷史有其不應被忽略的複雜性，梁天琦沒有提到的一些歷史事實不應跳過。因為對這些史實的準確理解，其實是對於確立一套不偏頗的本土經濟觀，乃至對於捍衛本土整個事業本身，至為關鍵。

一段被忽略的中港經濟史

梁天琦所描繪的這個本土形象忽略了的是一段經濟史：八九前後的整個八九十年代，恰恰是香港在經濟上擁抱共產中國的年代，而其中很多香港人追求的自由，是在中國大陸通行無阻低價買地開血汗工廠的自由。大陸改革開放，香港的有產階級覺得香港地租貴人工高，貪圖大陸法制落後、地價平、人工低，紛紛將工廠北移。這不但導致了大量工廠工人失業，也掏空了香港原有的輕工業基礎，香港進而真正成為純粹的「金融中心」。

面對工業資本北移，港英政府和後來的特區政府繼續「積極不干預」，原來的工廠用地就被用來發展房地產，香港也進入了全民炒樓炒股搵快錢不投資本土實業的年代。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本土」一點一滴地流失：本土工業以外，本土農業²也被視為低增值，大量農地荒廢、被改為其他用途（例如起樓，或被用來囤地）。工業北移代表的是一整代人價值觀的轉變，實業被炒樓炒股搵快錢取代，香港進入由「金融中心」支撐起經濟繁榮的時代，而代價，就是本土的發展和需要被拋棄、被荒廢、被犧牲。

這個進程在主權移交前的港英時代已經開始，一度因八九而中斷，隨後又立即恢復。有好些投機者甚至還會抱著呂大樂所說的³「經濟自由化會推動中國民主化」的中國意識，這個一面搵錢一面還可以無痛推動中國民主保存香港獨特地位的意識。

梁天琦所描繪的本土形象，需要補上這一段的經濟史，我們才能真正捕捉到那個時代香港人完整的中國想像，或所謂的「大中華」意識的真正面貌。至少當時香港最有金融、人力、社會資本、最有政治和經濟能動性的一群精英之中，不但對共產中國沒有擺脫的意思，他們甚至看到大陸商機處處，於是放棄香港北上投資。

我們甚至可以說，中港的經濟「融合」正是始於此時：當時的說法，叫「前舖後廠」，指產品在大陸生產，在香港發售，被視為是最當時得令的賺錢方程式。

無論他們是純粹「搵錢投共」，還是同時希望讓中共「走資」可以帶來中國的民主改革，他們的行動對香港八九十年代的經濟結構轉型都是決定性的，他們也同時成為了中港經濟融合的先行者。而今天人們被高地價壓榨，相當大程度其實源自炒樓遊戲，也就是說，當年輝煌不只是基於對本土發展的掏空，也是在於透支今人之福祉。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大中華」意識對香港的社會發展有過甚麼實質而深遠的影響的話，那正是透過他們把香港的工業資金北移來實現。

自由市場邏輯與大中華意識

重提這些歷史，不是想說甚麽香港人有原罪要懺悔，或香港人都不是那麼愛自由云云，也不旨在批評參與其中的香港人。對那時的香港人來說，深圳河北邊有快錢，為什麼不賺？畢竟，靈活多變，不錯過每一個賺錢的商機，不是從來都被視為我城最自豪的德性嗎？用最少的成本賺最多的錢，這叫效率，叫營商有道，叫服膺市場原則，叫對股東負責，就是前稱領匯的領展，今天也是這樣為自己辯護。抽走資金對香港經濟結構的長遠影響，對他們來講根本無關重要。

但這樣的後果，就是本地的人才培訓、產業科技升級等基礎投資乏人問津，香港只能靠來來往往的熱錢炒賣和旅遊業來支撐經濟發展，沒有生產自家產業、品牌，單獨面對國際市場的能力與基礎。一切只跟著錢走，沒有發展本地文化與經濟的使命感，以至長遠的承擔和投資缺乏，後果就是失去經濟的自主性。

當大陸經濟實力進一步變強，香港企業別無他路，就只能繼續投資大陸而不是自家的企業，依賴大陸市場，同時大陸的熱錢資金就走進香港的股市樓市，旅遊產業全面以迎合大陸客來導向。香港被大陸「溶合」就只是時間問題。我想說的是，這套「自由市場」邏輯⁴，對今日香港被中國經濟「溶合」的影響，不容忽視也不應低估。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才是真正對香港有害的「大中華」意識的基礎。

的確，在中港「溶合」之下，香港還有一點所謂的「質素優勢」：所以大陸旅客會在香港搶購奶粉、化妝品、藥物，香港的股市樓市因為完善的金融制度變成大陸黑錢的「稅務天堂」，這就是欠缺經濟自主下香港還有的對大陸的「優勢」，但這又是我們想要的優勢嗎？自由行和水貨客對社區帶來的滋擾和成本，我們已有目共睹。

這不是甚麼新鮮觀點。已故的浸大經濟系教授曾澍基先生早就曾指出⁵這套自由市場的邏輯和基於「本土優勢」的經濟觀點（Local advantage view）有根本上的衝突，服膺這套邏輯的企業和資本家，根本不會從香港本土發展的角度考慮問題，而只會跟資金與市場走。在中國大陸經濟崛起背景下，自然就會忽然愛國（with a "patriotic" bent），香港欠缺經濟自主，面對大陸的龐大的資本和市場，就只有被「不對稱融合」（asymmetrical integration），事實上也就被「溶合」（dissolution）了。

捍衛本土所需要的經濟觀

梁天琦的講法，如記者所報導，旁徵博引，由民族到心理還有大一統意識，為甚麼就忽略了這樣一個理應不少香港人還記憶猶新的關節？我認為，梁天琦講法裡的這個縫隙，其實是很多本土論述、要求和中國決絕切割的論述的盲點。

幾乎沒有所謂本土派的人關注近來對抗領展的運動，九大學生會五一聲明說保障本土工人應先反共，都和梁天琦這個漂亮的香港人意識的說法，同出一轍，忽略了市場邏輯和大中華意識歷史上的內在聯繫。這正是因為他們並未有確立一個真正屬於本土的經濟觀。

他們的進路是這樣的：一切都以建國／獨立／排外為先，旨在建構「香港人」這個政治共同體的身份意識，並期待這種基於反抗與仇恨的意識終於可以鼓動香港人走向政治上對中共的獨立；與此無關的社會與政策思考，都先放一旁再說，甚至不在關注問題之列。

但是，即使這策略真的可以使香港人在政治上的獨立，除非獨立後對大陸在經濟上完全封鎖，否則在自由市場邏輯之下，香港的結構性經濟問題沒有改善，香港也許仍不免在經濟上被大陸「溶合」，甚至隨時反過來傾覆得來不易的政治自主。

台灣已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仍免不了有反服貿的爭議、對大陸的經濟不得不步步為營的開放。即使我們相信有一天中國會「支爆」經濟崩潰，我們也需要有經濟上獨立自主的基礎，以免受到中國經濟環境急速變壞所波及。因此，要捍衛本土，我們需要有一套市場原教旨外的經濟觀，需要一套以香港本土發展為優先考慮的「本土優勢」經濟觀念。

（下篇見此）

參考資料：

本文獲授權轉載，原文見小麗民主教室，分成上、下兩篇轉載。

責任編輯：王陽翎（于非）
核稿編輯：tn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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