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南向辦公室」是間新創公司,那麼仍停留在「願景」的執行力是完全不合格的

如果「新南向辦公室」是間新創公司,那麼仍停留在「願景」的執行力是完全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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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新南向」本意當然是好的,但總結黃志芳主任的兩場演講,卻可歸納「新南向政策」仍停留在「我們希望、我們計劃」階段。

台上主講人繼續倡談近期最夯的東協議題,這已是一個半月內我參加的第二場新南向論壇,一次是暨大東南亞學系和天下獨評所舉辦,本次則是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第238次公亮紀念講座,而講者都是新南向辦公室主任黃志芳。

我們是從兩年前開始做東南亞新聞、專欄,過程中最令人驚豔的,是緬甸的脫胎換骨,歷經曼德勒之亂、淹大水到見證緬甸仰光證交所開幕(當然KFC開幕也是大事一件),和那持續看漲的驚人投資數目和項目,此外,也一窺東亞各國及美國對東南亞的運作:從中日印尼高鐵大戰、中美菲越的南海衝突(台灣也因太平島共相盛舉)到歐巴馬赴越嚐河粉,都顯示東協大戰已早早開打。

而當我們還停留在日本以「安倍經濟」解決國內困境,卻不能忽視日本早在多年前就著手佈局緬甸,例如仰光證交所開幕時,除國營的緬甸經濟銀行(Myanma Economic Bank),共同創立還包括日本大和證券(Daiwa Securities)旗下的大和研究中心(Daiwa Institute of Research)及經營東京證券交易所的日本交易所集團(Japan Exchange Group),這些早早佈下的天羅地網,慢慢已至收割階段。

在此脈絡下,蔡英文於去年(2015)民進黨黨慶外交使節酒會上,承諾將於上任後推出「新南向政策」,表示強化對東協和印度的關係「是理所當然的選擇」,並預告未來將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以執行此政策目標。

此「專案小組」便是如今我們熟知的「新南向辦公室」,而眼看多國都在經營東南亞,具備地理優勢的台灣,有此政策本是再自然不過,然而,新政府520上任後,直到6月都還傳出辦公室尚未建制完備,所提報告被質疑延續舊制,而在參與兩場論壇後,我對「新南向政策」的發展也由期待轉為憂心,對政府的執行力有些捏把冷汗。

在了解「新南向政策」前,我們可先回顧一下「南向政策」:

1994年3月,政府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合作綱領》,對象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汶萊,而1994年對東協的出口值,從1993年93.9億美元增加到114.2億美元,1994年的進口值,則從1993年69.1億美元增到86.4億美元,菲、馬、越、汶、柬也設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並簽訂「投資保障協議」。

時至今日,「南向政策」歷經中國崛起、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台商逐漸轉移至中國,直到2010年代中國工資及經營成本上漲,南向政策又再度受重視,而與「舊南向」相較,「新南向」談的是「以人為本」和雙相交流,「人」包括培育東南亞的專業人才,而交流則希望增加從東南亞來台的觀光客。

「新南向」本意當然是好的,但總結黃志芳主任的兩場演講,卻可歸納「新南向政策」仍停留在「我們希望、我們計劃」階段。

我好奇的是,新南向政策早在總統選舉前就已提出,籌劃至少一年,為何政府上任後不是直接上路,而是停留在「願景」?黃主任那日在演講中甚至表示「將與台商組織會面」,期望台商能發揮政策遊說的功能,試問,這難道不是選舉前就該敲定的事項?現在才與身處第一線衝鋒陷陣的台商協調,是否為時已晚?

此外,黃志芳主任提出成立「東協南亞智庫」的想法,那日,我與一名長跑東南亞的政府智庫人員請教,他表示,至今團隊都未有機會與「新南向辦公室」直接會面討論,只從新聞或相關演講接觸,這讓我十分震驚,畢竟台灣現有智庫已有龐大的東南亞研究資料庫,但「新南向辦公室」似乎仍未整合現有人才資源;而另成立東協或南亞智庫,豈不疊床架屋且浪費寶貴時間?

如果今天你是間新創公司,你會用「一天等於一周」的效率,去補強落後的資金和進度,而政府在推行政策時,是否也該用這樣的速度和魄力去追趕?新加坡在緬甸成立職業培訓學院、韓國有「東協基金」、日本投資緬甸鐵路⋯⋯台灣在東南亞政策已落後他國一大截,卻仍停留在願景而非端出產品,這樣的速度和執行力,該如何與他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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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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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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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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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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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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