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們應該關注「六四」?中國威權體制是否會破壞台灣民主發展

為何我們應該關注「六四」?中國威權體制是否會破壞台灣民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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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文介紹「協調財」(coordination goods)的概念,作為理解六四的一個觀點,並以此觀點來理解六四之後北京政權對中國民主化的壓制,進而以此觀點來思考「兩岸政商聯盟」近年來對台灣民主深化的潛在威脅。

作者:黃兆年(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今年剛好是「六四」25週年。但對許多台灣人來說,六四,彷彿只是教科書上一個遙遠的歷史名詞。天安門、靜坐學生、坦克車,也彷彿只是螢光幕上一個超現實的歷史場景。1989年爆發於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六四事件,是否可能對當前的台灣具有任何啟示?本文介紹「協調財」(coordination goods)的概念,作為理解六四的一個觀點,並以此觀點來理解六四之後北京政權對中國民主化的壓制,進而以此觀點來思考「兩岸政商聯盟」近年來對台灣民主深化的潛在威脅。

協調財是什麼?

協調財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政治學者Bruce Bueno de Mesquita與George W. Downs所提出[1]。根據他們的定義,協調財屬於「公共財」(public goods)的一部分,但與一般的公共財在性質上有所區別。一般所謂的公共財,包括交通設施、健康照護、基本教育、國防等基礎建設。如果政府對這些公共財限制太多、或提供太少,可能對國家的政治情況有些影響,但更可能對經濟發展造成衝擊。

相對而言,所謂的協調財,主要包括人民的基本人權(例如免於任意逮捕、拘禁與酷刑的自由、免於各種歧視的自由、以及遷徙自由等等)、政治權利(例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和平示威的權利等等)、新聞自由、以及高等教育等四大類別。倘若政府對這些公共財施加過多的限制,很可能會對政治反對者的協調能力(the ability of political opponents to coordinate)產生嚴重的衝擊,但卻不會對國家的經濟成長造成太大的影響。

Bueno de Mesquita與Downs之所以強調協調財的概念,主要是用於解釋為何歷史上許多威權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帶動了政治民主化,但晚近某些威權國家的經濟成長卻不利於民主進一步發展。他們的研究指出,過去大部分的威權國家,傾向同時限縮協調財以及一般的公共財,以壓制民主改革的動能,但卻也同時阻礙了經濟的成長;然而,晚近出現的幾個威權國家(例如俄羅斯、中國、越南),已經學會辨識協調財的關鍵性,一邊集中火力限縮協調財,一邊持續提供有助於經濟成長的公共財,以便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持續壓制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簡單來說,協調財就是幫助民眾溝通互動,以自我組織起來,進而共同參與政治過程的各種權利和資源。這些權利和資源,被視為民主發展的助力,因此被包括中國在內的某些威權國家有意識地強力限縮或者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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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威權鞏固模式

由此觀之,六四事件,只不過是中國威權體制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既想維持經濟成長,又要防堵民主發展,故極力壓制協調財的統治圖像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頁風景而已。

在集會結社自由方面,六四之後,其他蒙受北京政權壓迫的著名事例還包括:對圖博(西藏)人民自焚抗議的長期漠視與持續高壓統治;對新疆維吾爾人民和平示威的暴力鎮壓;對法輪功組織與活動的全面性打壓;以及對全國各地「上訪」、維權行動的選擇性壓制。在基本人權方面,中國威權體制亦經常針對個別異議份子,採取危害其人身自由的管制措施,例如:維權律師陳光誠,曾遭到不當拘留、非法軟禁;另一維權律師高智晟,亦遭到秘密拘捕、酷刑、以及監禁;《零八憲章》起草人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則多次被捕入獄,迄今未獲釋放;就連以創作表達訴求的藝術家艾未未,也經常「被失蹤」,並被扣留護照。

至於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由於格外有助於公民社會獲取資訊、互通有無,進而展開集體思辨、採取集體行動,因此自然也受到中國威權體制的嚴格控管。美國政治學者Gary King、Jennifer Pan與Margaret E. Roberts研究指出,中國政府對其公民社會採取一種「選擇性的言論審查」(selective censorship),負責審查的官員最容易盯上的內容,並不是那些對政府或領導者的批評,而是那些可能誘發社會動員或集體行動的言論[2]。此學術研究之結論,與CNN駐北京機構前負責人Rebecca MacKinnon之實務觀察一致。她認為北京政權之所以對網路資訊與言論嚴加審查,即是為了避免網路變成支撐公民對話、公眾合作的公共空間,以藉此降低發生政治活動、政治變革的可能性[3]。

除了政府審查之外,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Perry Link分析指出,中國共產黨政府亦善於製造一種具中國特色的「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用以管制公共輿論和大眾媒體。具體來說,北京政權有能力對個別人民或新聞工作者,施以某種形式之威脅(例如拘捕、監禁、拒絕入境、拒絕商業合作等等),使其心生畏懼,因此不敢說出真相,或表達完整的意見。此種自我審查,起初可能出於一種個人的理性計算,但日子久了卻可能演變成一種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4]。

此現象不只發生在中國社會,還可能延伸至香港,甚至其他國家。James E. Sciutto與Ngok Ma分別研究指出,香港媒體自1997前後便逐漸承受源自中國政府的自我審查壓力,使其新聞自由、編輯自主性蒙受嚴重退化的惡果[5]。Perry Link近來接受筆者訪問時進一步補充:美國的彭博新聞(Bloomberg News)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日前皆發生旗下個別記者簽證不被北京當局延長的情況。除了香港之外,恐怕就連美國,也難逃中國威權體制所設下的自我審查陷阱,台灣有可能例外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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