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計程車的記憶:寫在Uber來襲之時

關於計程車的記憶:寫在Uber來襲之時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雖然滿街「小黃」仍然是臺灣都市的顯眼風景,但隨著Uber的來襲,臺灣的計程車會不會步入美國計程車的後塵,成為欲見其蹤影而不易得的稀客?

在美國亞特蘭大唸書第一年,「Uber」這個字在日常生活對話中幾乎取代了「Taxi」或是「Cab」,所有因為喝酒而無法駕車的場合,Uber就成了不可或缺的存在。去亞特蘭大之前在奧勒岡州波特蘭短暫停留三個月的期間,當時波特蘭市還是禁止Uber營業,路上仍多看見幾家主要的計程車行和黑白、鮮黃的計程車穿梭市區。

一河之隔的華盛頓州州民可以搭乘Uber進波特蘭市區,但回家就得另尋方法。前些日子途經Uber的大本營舊金山的時候,得知了Uber已經在波特蘭合法化的消息,我有點擔心那些背著玫瑰圖案的計程車,是不是已經災難性地消失在「玫瑰之城」了呢?

波特蘭 計程車 UBER 抗議
Photo Credit: Aaron Parecki @flickr CC BY 2.0
2015年1月,超過450輛波特蘭地區的計程車司機聚集在先鋒者廣場,要求地方政府對以UBER為首的共乘(Ride-Sharing)公司,採取與計程車相同的規範。

在太平洋另外一頭的臺灣,Uber也已經進入了北、中、高三大都會區,雖然滿街「小黃」仍然是臺灣都市的顯眼風景,但隨著Uber的來襲,臺灣的計程車會不會步入美國計程車的後塵,成為欲見其蹤影而不易得的稀客?爭議聲沸沸揚揚,我無法預測,但這樣的可能性,卻召喚出許多關於臺灣計程車的一些記憶。

當一項事物的存在因為可能消逝而顯得不再理所當然的時候,人們才會在記憶中思索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我個人最早的記憶中,計程車與計程車司機是充滿污名的。這污名存在於搭車時母親緊張的神情和緊握年幼的我的手的強勁力道,有時遇到斯文有禮的司機,彷彿都可以聽得到母親或者其他帶我們搭車的大人鬆了一口氣的聲音。

井口真理子彭婉如兩位女性不幸遇害的悲劇,更是讓這種對於計程車的恐懼與污名更加擴大,我們彷彿永遠不會知道,坐在駕駛座、手握方向盤,或滔滔不絕、或沈默寡言的男子,會不會是又一個可能的凶惡罪犯,而其近乎忽視交通規則的高速奔馳,似乎正呼應著我們心中的不安與懼怕。

除了治安上的不安,許多人對於1990年代的計程車的記憶,就屬政治了。在黨國仍然擁有巨大媒體優勢的時代,計程車的污名與計程車廂內的政治是緊緊扣連在一起的。計程車在那時候總是給人那麼不安全、不禮貌、不文明的形象,那麼在計程車上對政府草莽式的批判、對民族主義模糊且粗糙的想像,自然也跟這些讓人感到驚惶或是眉頭頻皺的現象牽連在一起。

計程車
Photo Credit: Chi-Hung Lin @flickr CC BY SA 2.0
大街小巷出沒以及在車站前排班的計程車,仍是台灣常見的城市景致。

我想有些人跟我一樣,經歷過那麼一段時光,帶著我們搭計程車的大人們總是會迴避特定車行的計程車、甚至貼著特定政黨或候選人貼紙(有些車子甚至是直接懸掛旗幟),就算已經在艷陽下罰站二十分鐘,也仍然口水一吞,忽視亮起空車燈號的他們,等待更「乾淨」、更顯得「不那麼政治」的計程車。

當然,計程車絕非專屬於特定一方的政治陣營,大學時一位立場鮮明的老師在高雄被榮民伯伯趕下車的故事早就是同學間從回憶萃取笑料的經典,而當年黃義交在緋聞風暴過後,在何麗玲的支持之下以無黨籍參選立法委員,臺中市區頓時滿是表態支持他的計程車,當這些計程車途經名為「防異交」的情趣用品店(今大雅路、忠明路口)時,也引起不少市民不懷好意的訕笑。

我想也更多人記得那個屬於「全民」計程車的年代,他們的司機比任何車行都還要剽悍,對於政治也比其他的司機還要熱情,並且多次與其他車行在街頭激戰三百回合,許多人懼怕著他們,甚至痛恨著他們,當他們在街頭鬥毆大獲全勝的時,咒罵天理不公、譴責暴力;當他們敗下陣來時,莫不暗自叫喜,在心裡大呼過癮,因為就算是曾經被全民計程車驚嚇到也好、污辱到也好的人們,每每想到前座那黝黑的無線電機台,就打消所有與司機(不只是全民的司機,任何車行皆然)對抗的念頭。

這些記憶並不僅僅是我們回想過去時的材料片段,這更是反映了無論是作為乘客,還是作為司機的在那個年代的一種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對於司機而言,計程車不僅僅是生財的工具,更是其人際網絡與社交世界的來源,也是一個能夠成為權力主宰的空間,而能夠構成這一切的社會與物理條件,就是既能團結司機個體、又能賦予很大程度自由的計程車靠行制度與轎車獨特的密閉空間。

司機可以決定不要服務短程或是不順路的客人,可以在車站排班處自己喊價,更可以暢談自己的對於政治或是任何社會議題的想法,而不用擔心與乘客衝突,在重重壓迫的天地間,那高速移動的方寸空間就是司機們難得喘息與作主的小小王國。失控與失序與否,完全取決於個人的修養、個性與人生經歷。

相對地,對於乘客來說,搭乘計程車是無車之人、外出人面對臺灣1990年近乎崩潰的大眾運輸不得已的選擇,除了心中的懼怕與歧視的眼光,大部分的乘客幾乎無法給予回應。搭乘計程車的交通生活,成為一種自求多福或是抽樂透式的運氣輪轉,能不能有一趟好的移動經驗,並不受到任何的保證。這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絕對讓人不滿意的生活形式。

於是,生活形式之間的衝突與對抗開始了。乘客的不滿驅動了國家的大手與市場機制的觸鬚伸進計程車的車廂內。警察開始緊盯車站機場的每一個司機,嚴禁討價還價;機場以及高鐵站以「國家門面」、「都市形象」之名進一步以簽約的方式保障特定車行的排班權利;飯店與百貨公司開始抄錄計程車的車牌號碼,符應了乘客們將司機視為潛在罪犯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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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GPS系統的普及是UBER服務得以大規模拓展的主要因素,透過定位系統,顧客可以查詢附近提供服務的車輛,並且記錄、查閱行車路線。這項系統也逐漸普及於台灣的計程車行中。

車行也開始改變自己,司機穿什麼衣服、講話的音量與話題、可不可以抽菸吃檳榔,都成為了規訓的重點。部分車行還設置了各種小巧狡猾的技術物在車廂內,像是觸控螢幕、信用卡與悠遊卡讀卡機、GPS定位系統、以及與行動網路APP結合,監視司機的行為、控制司機的金流、剝奪司機決定載客與否的權利,而在臺北都會區,捷運的誕生與公車系統的改善,更是給予計程車更大的壓力。

不用說,不同政治陣營的傾軋與分化和臺灣人對於「中立形象」的癡迷,更讓許多車行終於不再專屬於特定哪一個陣營。臺灣的計程車司機越來越像是在上班而非「自營業」,而他們的空間,也不再是自己的空間,而是屬於車行、屬於乘客、甚至是屬於國家的空間。這一切,早在Uber問世前幾年就已經在臺灣發生。

我們不應該輕易地落入懷舊浪漫的氣氛中,將這一切的制度都單純視為一種壓迫,將過往帶給人們不安的那些現象視為一種「高貴的野蠻人」所帶來的美麗,但實在不能不看見,當乘客們感受到搭乘計程車的經驗有所改善時、當計程車與乘客之間的生活形式對抗,終於產生讓雙方相對滿意的現狀時,司機們交出了什麼樣的權利/力與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

如今,Uber跨過太平洋來襲,穿著更為光鮮亮麗的外衣與動聽的口號,狹帶巨大的全球跨國資本,直接否定計程車既有的生存模式與生活形式價值,並迴避掉計程車被國家與市場賦予的規訓而取得價格上的優勢。一些大型的車行尚且已經準備好相應的科技與資源-例如APP叫車系統與功能強大語音派車中心,與之對抗,但一些在地化的中小型車行顯然面臨極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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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UBER不乏有名人在閒暇時間投入,圖為邁阿密海豚隊(美式足球)的防守線衛,他在2015年的休賽季期間,開著他的愛車成為一名UBER司機。在台灣媒體也曾報導,藝人馬國畢也利用私人時間投入UBER司機的工作。

對於部分Uber的駕駛而言,駕車載人獲取金錢這樣的行為,或許只是閒暇之餘賺取外快的小確幸與人生體驗,但對於計程車駕駛來說,其所威脅到的,卻幾乎是生活的全部,包括養家活口的行當、人際網絡的串連、以及擁有自己的一個微小事業(即便必須寄附在車行底下)的尊嚴。

我目前無法看出Uber與計程車的對抗在臺灣最後會發展成什麼樣的局面,只能夠過這麼些對於計程車的記憶,思索著路上奔馳的一輛輛小黃,對於司機、乘客所代表的意義,接著才能更進一步去思考,我們到底要不要失去他們,畢竟在過去幾十年的時光裡面,我們在擁抱新事物之時,往往都並不太了解自己手上擁有的事物是什麼。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