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和階級分化傳統上會強化左翼政治勢力，為何全球右翼頭角崢嶸？

文：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著有《經濟學原則： 沉悶科學的是非曲直》）

隨著世界在英國脫歐的餘波衝擊下動盪，經濟學家和決策者漸漸明白他們嚴重低估了現有全球化形勢的脆弱程度。正在席捲全球的民眾反抗浪潮採​​取的形式相互重疊而多樣化：重新強調地方和國家身份、要求加強民主控制和問責、拒絕中間政黨和不信任菁英與專家。

出現這樣的反彈是可以預見的。某些經濟學家，包括我本人在內，的確警告過在現有的管理、穩定及合法化市場製度的邊界以外推進經濟全球化的後果。金融貿易超級全球化本意是創造無縫銜接的世界市場，但卻撕裂了國內社會。

更出人意料的是人們果斷採取了右傾的政治對策。歐洲各國主要是民族主義者和本土民粹主義者顯露崢嶸，而左翼只在希臘和西班牙等少數地區有所斬獲。美國右翼煽動家川普（Donald Trump）成功地取代了共和黨當權派，而左翼份子桑德斯（Bernie Sanders）卻未能打敗中間派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

正在崛起的新興當權派極不情願的達成共識：全球化加劇了階級分裂，拉大了有資源和有能力利用世界市場者和不具備上述能力者之間的鴻溝。收入和階級分化，相對於以種族、民族或宗教身份為基礎的分化，傳統上會強化左翼政治勢力。那麼左翼勢力究竟為什麼沒能實現政治挑戰全球化？

答案之一是其他全球化「衝擊」被移民問題掩蓋了。人們感受到來自文化傳統截然不同的貧困國家的大批移民和難民湧入加劇了身份分化，而極右翼政客可以駕輕就熟地利用這樣的現狀。因此從川普到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等右翼政治家在重新確立國家地位的主張中摻入大量反穆斯林象徵主義也就毫不奇怪了。

拉美民主國家提供了一種很能說明問題的對照。全球化在上述國家主要表現為貿易和外資衝擊，而不是移民衝擊。全球化幾乎等同於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政策和金融開放。中東和非洲移民問題仍十分有限，在政治上並不突出。因此在巴西、玻利維亞、厄瓜多和最具災難性的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民粹主義回歸是以左翼形式完成的。

歐洲右翼回歸的兩個主要除外特例——希臘和西班牙——情況是類似的。在希臘，主要的政治斷點是歐洲機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所強制推行的緊縮政策。而在西班牙，直到不久前多數移民還來自文化相似的拉美國家。極右翼勢力在其他地方快速發展的溫床在上述兩國都是不存在的。

但拉美和南歐的狀況或許暴露了左翼勢力一個更大的弱點：那就是缺少重塑21世紀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明確計劃。從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到巴西工黨，左翼勢力除收入轉移等改良政策外，都未能提出經濟上可行且政治上受歡迎的想法。

所以經濟學家和技術官僚很大程度上要為此負責。他們不僅沒能為左翼改革計劃作出貢獻，反而很輕易地讓位給市場原教旨主義並全盤接受了其核心原則。更糟的是，他們在關鍵時間節點領導了超全球化運動。

歐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資本自由流動——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動——奉為政策標準可能是近幾十年來對全球經濟最致命的政策。哈佛商學院教授艾儒蔚（ Rawi Abdelal）已經證明，20世紀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推動這項工作的不是自由市場理論者，而是像歐盟委員會的德洛爾（Jacques Delors）和經合組織的沙夫蘭斯基（Henri Chavranski）這樣與法國社會黨有緊密聯繫的法國技術官僚。同樣，在美國完成這項工作的是與親凱因斯主義民主黨有關的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大力推進放鬆金融管制的技術官僚。

法國社會黨技術官僚似乎從20世紀80年代初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未能成功的凱因斯主義試驗中得出結論，認為國內經濟管理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沒有其他真正的措施能夠取代金融全球化。能夠遵循的最佳路線圖是製定歐洲及全球規則，而不是坐視德美等強國強制推行他們自己的規則。

好消息是左翼學術真空正在得到填補，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沒有其他選擇」的專制舉措。左翼政界人士越來越沒有理由不去借鑒「可敬的」經濟學學術力量。

舉幾個例子：阿德馬蒂（Anat Admati）和強森（Simon Johnson）一貫主張激進的銀行改革；皮凱提（Thomas Piketty）和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 ）提出了各式各樣的針對國內不平等的政策；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和張夏准開創性地指出調動公共部門以促進包容性創新的方法；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和奧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共同提出了全球改革；迪隆（Brad DeLong）、薩克斯（Jeffrey Sachs）和薩默斯（就是同一個人！）呼籲對基礎設施和綠色經濟領域進行長期公共投資。已經有足夠的元素供左翼人士在製定綱領性經濟對策時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