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矛盾:新加坡華文文學與精英化國族主義間的微妙互動

時代的矛盾:新加坡華文文學與精英化國族主義間的微妙互動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新加坡目前奉行的現代化─精英化正跟新華文學產生矛盾,因新華文學不斷強調需要跟過往的記憶接軌,執著于延續傳統。換句話說,作為奉行公民國族主義新加坡的現代化─精英化,讓新華文化與文學不但不佔優勢,反而處於一種微妙的位置與處境。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莊華興(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外文系中文組講師。習慣于風雲卷蕩,見不慣優雅的沉默。

新華文學(按:新加坡華文文學)發展至今,基本上跟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的新興現代化政體是分不開的。新加坡走的現代化道路跟其他國家的經驗相似,即走向民族─國家化,這在國家政體與社會生活的一致性特別顯著。雖然新加坡的民族─國家化由華人主導,但它的走向卻不是以華人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民族─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現代化發展朝向精英化、混雜化與國際化,而出現在新加坡的精英化,具體說是英文化。精英化強調趨同性與同一性,特別表現在語言、 生活方式與品味、價值觀念等層面。通過趨同性讓社會的中產階層能夠更快產生黏合力與找到共性,而最終為國家的高生產經濟目標做出貢獻。

新加坡各民族的文化,特別是華人文化,雖然有著古老的傳統。然而,作為現代化意義的民族概念,它如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新加坡華人文化是一個被創造的傳統。換句話說,它跟近代中國百餘年來的變動產生密切的聯繫。

自然,新加坡目前奉行的現代化─精英化就跟新華文學產生矛盾,因新華文學不斷強調需要跟過往的記憶接軌,執著于延續傳統。換句話說,作為奉行公民國族主義新加坡的現代化─精英化(而非馬來西亞的種族國族主義),讓新華文化與文學不但不佔優勢,反而處於一種微妙的位置與處境。

新華傷痕文學的產生

新華文學跟民族─國家化的關係具體反映在哪一些層面?以《備忘錄:新加坡華文小說讀本》為例,選入的小說非常鮮明地突出了這個特徵。在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產生了所謂的新華傷痕文學。《任牧之》一文中的主人翁林研菲即新加坡邁入現代化─國家化的見證者:

「她在60年代末離開新加坡,那年回國時,已是70年代中期了。回國的那一刻,她突然只感到若有所失,覺得自己正踏足的土地,已不復記憶中質樸可親的熱帶島國了。」

在此,讀者看到部分受華文教育華人的茫然與悵惘。小說另一主角任牧之從夜夜失眠到精神恍惚,另一篇小說《無非她與他之九九歸異》中的角色Raymond患上「語言恐懼自閉症」。其他同類型的小說有〈沉船記〉和〈獍,有此事〉。

傷痕書寫占《備忘錄》頗大的比重,這是現代化─精英化必須付出的代價,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傷痛普遍存在于新加坡華人的潛意識中。顯然,它已從一般所熟知的外在離散轉變成內在的流離,局外人並不容易理解。

反離散能解決問題嗎?

因此,「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如何看待這個後殖民語境中因國家化延生的問題?單純的反離散敘事是否能有效解決新華文學面對的問題?

根據現有的論述,華語語系文學概念並未排斥或否定離散華人現象作為一種歷史事實,但它相信離散有終結的時候。離散的終點就是意義的起點。

如果這裡的「意義」是指本土深耕、在地化或本土化,把它放在新華文學的語境來看,這樣的說法有多少強有力的例子可作參照?離散馬華學者張錦忠不說本土化,而把它概括為地方感性(sense of place)。黃錦樹則一口否定在地者的本土化論調,在他看來,本土化無異于馬來化。新華文學的本土化論述如何因應,實有更艱巨的難題等待解決。

他者的身影幾乎絕跡

收入《備忘錄》的22篇作品中,他者身影幾乎絕跡。他者意指「不同於既定標準或社會群體,或在生存和本體上處於非我狀態的人或人群」。在新加坡,站在主流華人的角度,其他少數族群如馬來人、印裔乃至其他外來者與新舊移民都在此列,當然也包括其他社會邊緣群體。具體說,是我與別人在種族、性別等差異關係之間的區別。本文的他者特指前者。

拉岡(Jacques Lacan)提出一個重要的命題:沒有他者(the Other),就不可能有主體。揆之新加坡的社會現實,讀本無法完全讓讀者信服這就是現代化─精英化發展下具高度混雜性的新加坡,尤其是人種與文化的混雜,以及各色人種與聲腔語調的眾聲喧嘩。小說〈無非他與她之九九歸異〉是《備忘錄》一書中最為喧嘩多聲的一篇,那是因應新加坡轉形,正式啟動精英化─英語化的方向發展的時候。

這時候的新加坡意識與50年代欲建立的馬來亞意識已不可同日而語。在筆者的閱讀經驗中,戰後50年代的作者在這方面的實踐,比當下的新華作品或許更具試驗與冒險精神。趙戎《古老石山》語言的眾聲喧嘩,不限於華語和華人方言,更不乏本土他者的聲音;苗秀《太陽上升之前》的底層互動跨越了族群邊界,與沙末賽益(A. Samad Said)以戰後新加坡為背景的長篇《莎麗娜》(Salina)頗為近似。

A__samad_said_沙末賽益
Photo Credit: ‎lastsham CC BY 2.0
沙末賽益

威北華的《手》仍帶有這種人文氛圍,之後這個「試煉時代」隨著新加坡的現代化與國家化逐漸隱匿而至消失。是時代氛圍發生變化,還是建國後的新華作家已然改變?倘為後者,他者缺席的華語語系是否有效落實其本土性或在地化?它是否從原初面對的大中心掉入自己塑造的小中心?相較之下,新加坡英文文學是否比新華文學更接近「國家文學」?

混雜語言與本土性

如果把現有的新華文學的混雜性局限在語言,然後進一步把它歸結為本土性,那麼,這樣的本土性語言與文學何干?新華文學面對的語言環境遠比卡夫卡(Franz Kafka)的環境複雜。從現代美學角度衡量,語言的解域化(或稱小寫的中文)有沒有條件成為經典,這恐怕是人們最關心的問題,卻往往忽視其問題背後的陷阱。這種問題也深深困擾著在地馬華作者的書寫。是故,華語語系的語言問題在反離散話語下,或許會再度暴露它的局限。

小文學(minor literature)在國家主義政策的擠壓下,其困難不比中國中心的擠壓更小。對小文學而言,教育是支撐與延續文學系統的唯一命脈,但是,在現代化/民族─國家的強烈推行下,文學的根基已日益傾斜。不難預見,文學在未來將成為少數階層的選擇(如不必考慮工作前景者),這對文學系統的發展並非好事。

在談新華文學的去(中國)中心之餘,我們不應忘記新加坡(以及馬來亞)還有另外一個中心是迎多於拒的。對新加坡英文文學不必說,對新華文學也大致如此。

西方殖民現代性的反思

西方殖民帶來了現代化的發展,早在1815年4月17日,倫敦佈道會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在英屬殖民地馬六甲設立印刷所,並印刷世界上第一個以華人為對象的中文近代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39年左右,倫敦佈道會成員B.P. Keasberry牧師給新加坡帶來了印刷機印聖經,後來被峇峇族群掌握了印刷技術,出版了土生華人報章和中國章回小說翻譯著作。這些都是本地區殖民主義現代性對華人和其他本土各族文化帶來的進展與衝擊。

印刷術的引入與交通系統的便利觸發本土文化的傳播,這是後殖民話語中鮮少被注意到的一面。譬如方修的《馬華文學史》,以白話文學為起點,以及受中國革命文學話語影響,其對殖民主義現代性的思考幾乎不太可能。

在新加坡取得自治以後,建立的行政體系可以說完全繼承自前殖民宗主,最顯著的是政治與經濟制度、文官體系等。因此,獨立後的建國方案自然是宗法于西方的民族國家藍圖。往後數十年,新加坡始終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國家主義意識幾乎成為馬、新兩國的共用目標。1965年以來的新華文學和國家主義發展不難從這部讀本看出來。

思考新加坡故事及回憶

在「新加坡華語語系文學」一詞中,作為首碼詞或前置詞的「新加坡」必然是一個主詞。《備忘錄》出現兩種顯著類型的小說,第一種是新加坡回憶和新加坡故事,第二種是思考或反思新加坡,其餘小說則探討普世性問題為主。

粗疏地分類,第一類小說包括〈古老石山〉、〈手〉、〈太陽上升之前〉、〈夜茫茫〉、〈邂逅一條黑狗〉、〈白笑與阿祥〉、〈沉船記〉、〈燃燒的獅 子〉、〈豹變〉和〈碧螺十裡香〉;後者如〈李隱的自我檢索〉、〈無非與她之九九歸異〉、〈任牧之〉、〈獍,有此事〉和〈浮城六記〉。縱而觀之,講新加坡故事的不少,只不過欠缺問題意識和那輕如鴻毛、重如泰山的終極關懷。

《備忘錄》所收的小說題材豐富、技巧多元,具體反映了新華文學的發展與變遷。在此變化當中,有一個不變的東西,即對土地與文化的執著。面對全球化去疆界化的衝擊,新華文學能保有這一份精神,誠屬難能可貴。

注:本文是筆者于新加坡舉行的「華語語系國際論壇暨《備忘錄:新加坡華文小說讀本》發佈會」講稿。

本文獲當今大馬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