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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南韓的工會「戰鬥力」十足,而台灣的工會跟「小綿羊」一樣?

為什麼南韓的工會「戰鬥力」十足,而台灣的工會跟「小綿羊」一樣?
Photo Credit: fuzheado @ Flickr CC By 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的工會失能已久,而且勞動條件也早已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資方天堂,成為了血汗交織的過勞之島。過去威權時代的遺緒殘留至今,影響著無數勞工「爭取權益的權益」。

文:陳方隅(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要了解工會,首先要建立一個基本概念,作為一個勞動者,擁有三種基本權利,也就是所謂的勞動三權。這三種權利分別是:團結權、協商權與爭議權。團結權指的就是團結組織工會的權利,協商權則是指擁有透過工會與雇主進行協商談判的權利,爭議權則指的是勞工在與雇主協商或有爭議時,有權利採取罷工、怠工等爭議行為。一般而言,這三種權利最基本的是團結權,沒有工會,就很難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和集體罷工。」
-引述自林凱衡〈台灣的工會組織現況

華航空服員罷工大概是台灣目前為止引起最多注目,而且也最成功的一次罷工行動了,先前的各種勞工運動從來沒有獲得這麼多的關注,也幾乎沒有達到勞工所希望的談判結果。

或許有人會想到與我們臨近的南韓,因為我們的政客和企業家常常動不動就拿南韓出來比較,例如一直說他們簽了多少貿易協定、年輕人不怕競爭也都很少在放假之類的[1]。然而,南韓的勞工組織比台灣還要強悍許多,不只是罷工,還常常有激烈的上街抗議活動。

綜觀台韓兩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政治經濟發展過程,幾乎可說是雙胞胎兄弟,兩者都是在美國的經援、技術移轉、開放市場的幫助之下,並且是在威權統治時期達成高度經濟成長,並稱為「亞洲四小龍」。勞工在經濟發展的過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為什麼南韓的工會表現出的「戰鬥力」十足,而台灣的工會卻好像很少發揮作用呢?是什麼原因讓台灣的工會組織率這麼低,而且大多數都跟小綿羊一樣乖巧[2]?

台灣PK韓國:工會戰鬥力

勞工「戰鬥力」的高低,指的是當勞資雙方無法達成協議的時候,勞方採取的行為讓資方感到痛的程度。在學術研究上,工會戰鬥力在英文的脈絡中是指militancy,具體可以用勞工運動當中參與的勞工人數、因此而損失的工作天數、勞資爭議的時間長短、運動事件的強度、造成的產值損失等等不同的指標來衡量。

例如,罷工的本質就是要讓消費者及社會大眾感到不便,讓資方因此受到營業上的損失、因為感到痛而重回談判桌,所以罷工愈長,資方會損失愈多營業額,在定義上工會的戰鬥力就愈高。不過,工會戰鬥力的高低跟實際上整體勞動權益高低,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情[3]。

台灣和南韓在工人的戰鬥力方面簡直是天差地遠。例如,從1987年起算10年,台灣每起勞資爭議影響的勞工大概7~31人,平均每起勞資爭議影響到19人、加總起來大約有4.5天的工時,若以人次來算,每位勞資爭議中的勞工影響到的工時平均不到四分之一天(0.24天)。而南韓每起勞資爭議當中,參與的勞工平均157~935人,平均每起爭議影響321人、3,787天工時,每位勞資爭議中的勞工影響到的工時平均有11.8天[4]。

每個人影響0.24天是什麼概念⋯⋯台灣的工會在平均戰鬥力方面完全看不到南韓的車尾燈。

為什麼南韓的勞工組織可以比台灣還要頻繁地發起罷工以及勞工運動?許多既有的理論都很難解釋。例如「文化因素」的解釋(儒家文化影響),其實韓國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不比台灣少,台灣在日治時期也是有出現過全島大罷工,只是被壓制地很慘;「經濟因素」的解釋也不見得行得通,因為台灣和南韓的經濟發展過程相當類似。學者們認為,主要的差異來自於工人們與統治者的連結方式不一樣。

Korean protesters - march from Victoria Park to the Convention Center area by taking three steps, then prostrating, the entire way.
Photo Credit: fuzheado @ Flickr CC By SA 2.0

台灣和南韓的不同:政黨組織與統治策略

台灣和南韓的工會戰鬥力不同,主要源自於統治者治理策略的不同。簡單來說,國民黨很有效地透過黨的組織將勞工的發聲管道控制住,而南韓沒有。

若我們把勞工分成受到保護部門(國家掌控著上游產業鍊,以及重點發展的那些產業)以及競爭性部門來看,在台灣受保護的部門當中,國家主要透過國營事業和黨營事業,給予勞工較好的福利和保障,並且透過黨的組織來和勞工做連結。國民政府遷台之初,國民黨就透過公營事業和黨營事業,成立了許多的工會,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控制與防止反對運動出現。

而在那些相對具有競爭性的產業當中,許多企業會在國民黨政府的壓力下被迫成立工會。這些工會不是為了勞工的權益而成立的,而是國民黨控制企業的手段,因為各工會必須要有國民黨黨工,使員工聽命於雇主也要聽命於黨。除此之外,國民黨籍由地方性的黨組織和選舉網絡來和勞工連結。由於是外來政權,缺乏正當性,統治者維持著相對具有競爭性的地方選舉,並籍此建立了一套侍從網絡,若有什麼資源分配上的問題,或是勞資爭議要解決,通常會透過跟工會有相關的地方黨部人物來做聯繫和處理(「搓」商)。所以,工會的失能其實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已開始。

在南韓,獨裁者們(例如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對待工會的態度就是打壓。南韓的獨裁者們都沒有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執政黨,而是透過行政機關、軍隊以及情治單位的力量來統治;在經濟發展方面,韓國的執政者和大財閥建立起了相互依賴的關係,並不像國民黨一樣刻意地扶植中小企業來追求與一般民眾的連結[5]。南韓經濟中受保護的部門,主要是透過國家指定的大財閥來處理勞資關係,當然也是給予較好的保障。

而在那些競爭性的部門,勞工長期被打壓,在缺乏一個有力的執政黨和綿密的黨組織的情形之下,勞工並沒有辦法透過正式的制度管道來表達不滿,漸漸地,那些被獨裁者壓迫的宗教異議份子、學生運動、社會運動,跟勞工開始緊密結合,並且形成組織的力量,使得勞工運動展現出比台灣更完整的組織性以及體制外的戰鬥性。而且,南韓不像台灣一樣維持著基層的村里長鄉鎮市選舉,因此國家並沒有在各地的地方層級具備將人民動員和納入體制內的管道,反對黨也無法從選舉當中去和工人運動在體制內做結合。地方政府就像是中央政府的延伸以及分部而已,自主性比較低,因此,所有的抗爭活動也都集中針對中央政府,各種對政治體制的不滿持續累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