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寫作為社會實踐:對多重過去的呈現,是打造「共同」未來的基礎

歷史書寫作為社會實踐:對多重過去的呈現,是打造「共同」未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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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事實上,對目前這些爭議歷史書寫的民族誌有其意義。它可以反省與分析這類敘事,理解書寫者對過去的多元想像。

文:郭文華(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我的研究牽涉過去,也會提,但算不上專業研究者。雖然如此,最近課堂上被問到研究法的問題,讓我想起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或稱STS研究)怎樣處理當代的書寫爭議。

問到的是中研院黃彰健院士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同學翻出某政治立場鮮明的部落格,其中轉載已過世的外交官陸以正的投書,為黃院士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抱不平。陸以正認為黃院士著作等身,晚年因「對二二八真相發現很多懷疑不解之處」,因此「以史家一絲不苟的態度,抽絲剝繭地辨明事實」,將當時文件交相比對,完成近六百頁的翻案巨著,提出彭孟緝出兵並無不當的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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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書影

固然黃院士所下的功夫之勤,如其追思論文集的標題,是「二二八研究的校勘學」,但這本書評價兩極。官方褒揚其「疇咨博采,饒富新見」,部分人士也拿它支持坊間流傳的一些解釋,比方說二二八事件為日本人策動,美國人協助之類的論述。一方面學界認為黃院士學術等身,但不熟悉臺灣史研究,其成果與現有認知頗有差距。更讓陸以正感嘆的,是以黃院士的貢獻,處理過這樣重要的課題,他的紀念研討會竟無相稱的報導,是社會對學術的漠視。

我對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不熟悉,當下僅提醒同學《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陳儀深的長文,對其歷史解釋有所評論,可以參考。但課後認真想想,歷史學者「跨界演出」臧否時事並非孤例。不談作家李敖與風騷一時的「千秋萬歲」系列,我記起同樣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朱浤源研究員曾著有《槍擊總統?》一書,用類似方法分析2004年總統大選前的槍擊事件。

該書搶在大選後的三個月出版,用三百餘頁篇幅比對報章資料,指出總統當選人陳水扁極可能「自導自演」,藉槍擊博取同情。雖然對此衝擊性論點朱浤源強調是「從客觀、理性、以及科學的觀點,加上研究人員的敏銳與其他的專業」,並非隨意猜測,而且他「以科際整合之法,藉力使力,來達成更高層次的研究成果」,但此書出版後同樣爭議不斷。相信其解釋者讚揚朱浤源立論精深,尋真相找公道。不相信者則質疑他的政治傾向,認為其專業不足以分析這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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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擊總統?》書影

我不懷疑這兩位學者追求真相的決心,但歷史學如何將其貢獻延伸到當代,產生有意義的影響,需要方法論的考慮。如許雪姬評論《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指出的,政治事件不容易研究。它們「往往受到政治與當事人、當事人子女的影響頗深,最終『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莫衷一是」。因此,要「百分之百的還原歷史真相,並給加害者應得之罪,故替某人定罪、或替某人辯誣脫罪,可能都不是很恰當的做法」。

順著這個批評,這兩本書的研究方法昭然若揭:它們為求「公平公正」,擺脫偏見,將分析素材限縮在某些資料上。同時,為了解答當下爭論(比方說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與總統大選結果的合法性),它們透過大量的文字比對,特別是關鍵事件的敘述,來建構其解釋。其結果是這類作品雖說討論當代,但讀起來咬文嚼字,彷彿在談前朝遺事。另一方面它們力求中立,但卻因深陷論爭而立場鮮明。這些書寫披著厚重的學術外殼,帶著濃重的權威口吻,像法庭一樣有意無意過濾當作「呈堂證供」的資料,讓法官心證得到支持,難怪很難引起當事者共鳴。

話說回來,當代爭議不是不能納入歷史研究,但方法上需要三思。比方說像納粹這樣攸關歷史記憶的課題,研究者或許不該急於「蓋棺論定」,而是讓更多資料呈現。記得國史館張炎憲前館長指出他主持二二八口述歷史的源由,是官方資料尚未公開,而耆老逐漸凋零,他需要透過回憶與經驗來組合這段過去。而雖然1988年起官方面對二二八,但張館長的計畫依然進行,理由很簡單:文字資料無法掌握大時代裡每個當事人的獨特經驗。因此,這個計畫除了透過口述累積資料外,「讓當事人發聲」的做法也產生社會效果:許多人說出自己的故事後卸下重擔,也有人在讀其他人的故事裡找到情感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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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二二八》(228事件66週年紀念新版)書影

在這個前提下,作為歷史閱讀者的我們或許不是督促研究者盡快確立「史觀」,而是把歷史書寫當作社會實踐,思考如何在不斷湧出的新資料與新觀點中嘗試理解對過去的詮釋,我稱為「歷史書寫的民族誌」。對此,任教於加州戴維斯大學(U.C. Davis)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學者Joseph Dumit的成名作《描繪人格:腦部造影與生醫的身份認同》(Picturing Personhood: Brain Scans and Biomedical Identity)中,示範對過去的理解如何塑造對當代的認知,值得我們參考。

不同於單純描述某個偏遠民族的過往,Dumit引用人類學者Deborah Gewertz「民族誌歷史」(ethnohistory)概念,鼓勵學者「徹底關照人們如何理解過去的事件如何建構,與他們建構過去的方法」(頁31)。科技固然有其普遍性,但即便是科學家,研究看似客觀的自然,對如何確立現象做出解釋,如何研發與開展應用依然有各自的詮釋,需要批判性的處理。當然,從George Sarton(1884-1956)到孔恩(Thomas Kuhn,1922-96),科學史家不斷透過歷史案例反省科學本質與發展,但對於尚未「蓋棺論定」的發現(比方說「重力波」或者被稱為是「上帝的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要如何書寫它們便成為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