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寫作為社會實踐：對多重過去的呈現，是打造「共同」未來的基礎

對於以上詮釋一些人用所謂「內外史」的框架理解。簡單說，針對科學內容所做的歷史分析，需要一定的科技知識與整理，常被稱為「內在史」，以與探討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氛圍等的「外在史」區分，但這不是Dumit撰寫此章的目的。之前提到這本書是對PET在各個情境的科技與社會分析。因此作為這些情境的敘事背景，這一章強調的不是「PET有這樣的發展，因此有以下各章的事件與爭議」。相反的，透過精心的整理與排比，Dumit挑出當事人使用的隱喻，呈現不一致，好像兜不起來的過去，刺激讀者思考如何繼續消化本書的其他各章。簡單說，它不是簡單的「科學知識建構史」，也不是「PET的社會史」，而是從對象到理論都反省與質疑，具有煽動性的影像民族誌。

要達到這個目的，Dumit不但要處理所謂田野的範圍，關照各種與PET產生有意義互動的人與事物，更要面對這些人事物用怎樣的方式在敘事上連接－科學、大眾文化、技術、社會。他不只要找出這些影像所引發對人類本質的討論，更要定位這些「隱喻過多與不足，時時變動的爭議所在」（頁12）。這是敘事與閱讀的競逐。作為科學文化的參與者，Dumit不想只以學者身份對生物醫療作壁上觀。在所謂「PET影像的虛擬田野」（virtual community of PET brain imaging）裡，他分析敘事的移動機制，不勻稱的散布，對立的各種存在，與它們落在PET影像上的衝突。對他來說歷史不是PET故事的終點，它的「民族誌」才是反省當代的起點，他稱之為PET的「史學」（historiography）。

他這樣自問自答：歷史研究者怎樣處理這些資料？他要相信Wagner，忘記PET，改寫核子醫學發展的故事；還是選擇相信Phelps，認為PET是兼具技術創新與科技說服力的儀器；或者，歷史學家應該要從Ter-Pogossian的觀點出發，將重點放在科學社群的政治性與組織性？讀者或許好奇Dumit最後認同何者，事實上，他的書寫已經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知道Dumit對這三個科學家的親近程度，花多少時間訪談，但從這一章的書寫來看，他沒有將PET當作不可變動的事實，讓它的創造者去描述。相反的，Dumit把它當作深入當事人生活世界的引子，企圖掌握他們如何將自己投射在過去的敘事中。這裡沒有「PET的歷史」，而是這些人在「PET歷史書寫」的民族誌。

回到當代。如同文章開頭提到的，目前一些事件的資料依然有限，需要繼續收集，而一些爭議事件也不是有官方出面或者有調查報告就立馬平議。即便像PET這樣看似沒有政治性，當事人還多半在世的技術物，都還對其過去有不同看法，就不用說像二二八這樣的歷史大事。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事人經驗還沒充分呈現的狀況下，這類爭議並不是光靠幾位有心人對資料咬文嚼字來釐清，或者是輕易質疑他們的用心，認為其「史觀」有偏差就可以解決。事實上，對目前這些爭議歷史書寫的民族誌有其意義。它可以反省與分析這類敘事，理解書寫者對過去的多元想像。

最近有句流行語「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作為落實現代與過去的對話的學術專業，歷史研究者不會輕易接受一個可以統括所有經驗的過去。但從科技與社會共同轉化的角度看，對多重過去的呈現與書寫分析卻是打造「共同」未來的基礎。且讓我們擱下「心證」，敞開心胸，挽起袖子，從資料著手，從反省出發，在過去中看到當代，從眼下展望屬於我們的未來。

本文經歷史學柑仔店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原標題：從書寫者的史觀到歷史書寫的民族誌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