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留學生看香港人面對的壓力

馬來西亞留學生看香港人面對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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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她一開始不太了解為何廣東話這語言那麼粗俗,但融入社會以後慢慢覺得這也是香港人及廣東話的特色文化之一,這亦與港人面對的壓力有關。

DSE放榜,約六萬名考生將競爭兩萬五千個學士名額。除了本地學生要競爭外,外地學生也要通過考驗去爭取來港讀書的機會,而Sherlyn便是其中的一位。因為機緣巧合,Sherlyn來到了香港讀書並在畢業後留港工作。留港8年期間,由當初對港人的不了解,到現在同情香港人所面對的各種壓力。

Sherlyn是在馬來西亞檳城長大的華人。她為人活躍,喜歡探索新事物,在中學的時候便有參加多項課外活動如童軍、合唱團、樂隊等等。 Sherlyn在來港讀書以前曾與家人一起到香港遊玩,但當時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而當問及為什麼選擇到香港讀大學時, Sherlyn指出更多的是因為機緣巧合和憑著自己的感覺。

「當時有一間香港的大學在我高中推廣他們的夏令營,因此讓我對這大學感興趣 。雖然最後沒有去成夏令營,但後來決定再嘗試申請這所大學的本科學位 ,很榮幸又被錄取, 所以就想不如去念這所大學吧。在這之前我並沒有很深入地研究所有在港的高等學院或了解香港的教育制度 ,基本我經常都和我身邊的朋友說,可以來到香港念這所大學算是種緣分。」

香港學生很懂得考試

剛開始來到香港時,Sherlyn覺得因為香港也是個華人較多的地方,而且她原本也懂得說廣東話,所以適應上還可以。唯獨在物價和考試的評分制度上,她覺得和在馬來西亞很不一樣 。

「我剛來香港印象最深刻就是香港飲食費用是馬來西亞的四倍左右 。2008年當我離開檳城時每一餐只需要約港幣5 元,而當時在大學的食堂吃一頓飯很容易就是20元以上。因為我覺得很貴,大學時期有時會減少每天的進餐次數。」

「另外,我了解香港公開考試和大學裡大部分時候都是以『拉曲線』的方法來評分, 意味著可能你拿到了90分但都不一定有 A,但如果考題太難,60分都有可能拿到A。 在馬來西亞就很不一樣,在馬來西亞升讀高等學院,或許因為沒有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 中五畢業生考完試以後可以有很多不一樣的升學選擇,例如繼續升中六再考公開試、或升學到本地私人學院、或到國外升學,因此不需要以硬性的條件去把大部分人篩選出來。 我自己相信只要一個人想在自己有興趣或天分的科目,或者是行業上獲得更多知識就應該有同等機會升學,而並非以公開試的某幾項科目成績去決定一個人升學的命運 。」

「另一方面,我覺得因為香港的教育制度,本地學生一般都特別懂得準備考試 ,怎麼在考試裡拿到好分數 。相比之下, 當時我在馬來西亞受到的教育不是那麼“exam-oriented”,因此這讓我來港讀書時感到挺大壓力。」

雖然遇上一些困難,但Sherlyn也慶幸自己會說廣東話,令她有更多與本地同學交流的機會。

「我在馬來西亞都不怎樣說廣東話,所以一開始來香港也只是認為廣東話只不過是華人世界裡的另一種方言。但在香港踏入社會以後,我漸漸覺得廣東話是一種很特別的語言,有很多獨特的表達方式, 很難直接轉成英文或者其他語言。另一方面,因為在香港廣東話並非一種必要認識的語言, 因此在大學裡會說廣東話的同學會經常混在一群,不會說的亦會自成一群 ,大家只有較正式的活動或在課堂上那麼一點的交流,有點可惜。」

髒話是廣東話特色文化之一

雖然在香港不懂得說廣東話也能生存下去,但Sherlyn覺得廣東話應該被保留。她初來香港時感到普遍港人的溝通都會穿插一些髒話。她一開始不太了解為何廣東話這語言那麼粗俗,但融入社會以後慢慢覺得這也是香港人及廣東話的特色文化之一,這亦與港人面對的壓力有關。

提到香港人面對的壓力, Sherlyn覺得因為香港扭曲的教育制度,很多人從小就已經要承受很多壓力。

「我感到很多本地學生因為在準備公開考試時太辛苦,所以一般都有『希望輕鬆過大學日子』的心態 ,缺乏學習的動力。最普遍的現象就是『走堂』 ,較多同學都想hea過,也認為如果沒有特別想要追Hon(First Class Honours 一級榮譽),不用花太多努力,都基本能夠畢業。或者對我來說在香港的大學讀書是一個挺新鮮經歷和難得機會,所以我很珍惜在大學裡各種的學習機會。」

另一方面,Sherlyn從各方面了解到香港的財富基本都集中在少數人和幾家大公司的手上,而大部分人都因為生活壓力很大而不快樂,所以她當初曾想過在大學畢業以後回到馬來西亞或新加坡工作。但後來又覺得既然有機會在香港讀大學就應該嘗試在香港工作、體驗香港的生活。

港人工作「能捱」

「工作以後, 當我有機會接觸到學校以外的港人時, 偶爾會同情港人生活的艱苦。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努力工作但卻因為資源有限的問題,一家大小也只能住在一個相當狹小的空間, 這樣其實非常辛苦 。在馬來西亞,我們的土地資源還算足夠,因此房價也不會太高,只要肯努力工作,要承擔一個足夠空間的房子也不會像香港那麼難。

「我會覺得香港的勞動市場非常有競爭力,港人在工作上都比較『能捱』。我覺得這也是因為在香港的生活不容易過, 如果不努力就未必能做到一些生活基本的事情,如置業,結婚,生小孩等等 ,這些都需要很多錢。香港的父母對孩子教育都很重視 『贏在起跑線 』 。相對的,由於馬來西亞的職場相比香港並沒有那麼國際化,也沒有那麼激烈的競爭,所以馬來西亞的工作環境亦比較輕鬆。雖然馬來西亞的薪資相對香港來得低,但亦能在一個較少壓力的環境之下活得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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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前副總統陳建仁:「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

【專訪】前副總統陳建仁:「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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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的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病死的。前副總統、公衛專家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台灣人展現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造成疾病、進而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天有超過700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為不安全用水、不良衛生環境導致腹瀉死亡。無水之地的悲劇不只影響當地居民,其衍生的疾病也可能會衝擊全球的未來。

為了呼籲讀者重視全球缺水議題、重視其所帶來的公衛挑戰,本文專訪具有公衛專家背景的前副總統陳建仁,從公衛的角度談缺水問題。並邀請社會各界付出行動,別因為輕視缺水衍生的公衛危機,而造成下一次的大流行瘟疫。

當人們病死在無水之地——乾旱、缺水、髒水與公衛的關係

在2030年前,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乾淨可負擔的用水、以維持個人健康衛生及永續管理,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的目標之一,也是當今世上所有人都應共同努力的任務。除了要確保現有的水源維持乾淨安全、減少污染,也要確保雨露均霑、人人有水,同時也不能忽視氣候變遷導致的乾旱、洪水對水資源造成的影響。儘管要努力的方向還有很多,「飲水思源」仍是世人時常忘記的課題。

2021年初,台灣曾遭遇旱災缺水危機,幸運的是我們有足夠因應的措施與設備,國人仍能保有安全衛生的淨水生活,但也可能因此未有深刻的缺水之痛。事實上,現在仍有許多國家或地區深陷乾旱的痛苦,並因為缺水或骯髒的水源導致大量疾病與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2022),光是因為洪災及水媒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就佔了整體天災死亡率的70%。對此,陳建仁表示:

「其實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COVID-19目前造成全球約5億人感染,且隨著病毒株變化和疫苗興起,這場流行病或許耗費2~3年就會減緩。但全球缺水問題卻有高達8億多人受影響,若不付出行動改善,當地居民只能一直面臨無水之苦。」

接著,陳建仁為我們上了一堂課,娓娓道來「水源與疾病」兩者之間的高度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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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副總統陳建仁,中央研究院 院士

「一直以來,人類期望從大自然取得乾淨水源,但是隨著人口增加、城市中的水源污染、氣候變遷造成的水災或乾旱,乾淨水源只會愈來愈得來不易。而不良水質當中,可能含有微生物細菌、病毒、化學污染物等,會造成霍亂、傷寒、阿米巴痢疾、病毒肝炎、癌症等疾病,因此缺水地區的人往往不是渴死,而是病死的。」

回顧人類歷史上跨國性的重大流行傳染病,就是起源於水中細菌的「霍亂」。19世紀中葉,霍亂從印度傳到歐洲,甚至傳播到中國和裏海;最後終結全球霍亂的關鍵,則是「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在倫敦霍亂流行時發現霍亂是因為嚴重的水污染所傳播。陳建仁說明:

「霍亂是污水引起,而非瘴癘引起。約翰・斯諾建立了這樣的觀念,可以說是公共衛生學上一項重大事件。」

陳建仁也強調,因為污水引起地方性疾病、後來蔓延至其他地區的案例,至今仍相當常見。「尤其因為氣候變遷而引發的洪水或暴雨,其過境之地使糞水、污水被沖刷出地面,更容易引起大範圍地區的公共衛生污染,所以,通常水災後的三個月內,受災地區又會流行好一陣子的腸胃道疾病感染。」

「時至今日,全球仍約有8.4億人無法享用安全乾淨的水,其中有3.4億人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為了取水,當地人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取水,兒童也因此無法上學受教育。連飲用水都不足,遑論吃飯洗手的用水、或有沖水馬桶的廁所。水的問題尚未解決,公共衛生措施又該如何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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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顯微鏡下的霍亂弧菌。「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發現霍亂是污水引起,而非瘴癘引起。

不潔淨飲水,曾引發台灣地區性烏腳病

而台灣因為水污染引起疾病的經典案例之一,就是1950年代在西南沿海盛行的「烏腳病」。「烏腳病的患者,主要病徵是手掌與腳蹠皮膚發紫、角化、潰瘍,手指或腳趾末梢只要稍微受傷,就會壞疽發黑並且壞死脫落,而且伴隨劇痛。」陳建仁接著向我們說起這段故事。

在台灣盛行烏腳病的年代,當時的孫理蓮牧師娘(Lillian R. Dickson),與王金河醫師、謝緯醫師三人心疼受苦病患,便展開義診與照顧服務。不只免費為病人截肢,還設立「烏腳病患手工藝生產中心」,由王金河醫師的太太王毛碧梅女士教導病患編織竹簍等工藝,習得一技之長以自食其力,照顧病患的生命尊嚴。

「然而,光是截肢並不能解決層出不窮的烏腳病病例。」因此,謝緯醫師找上台大醫學院的陳拱北教授(後被譽為「台灣公衛之父」),與當時多位台大醫學院菁英組織研究團隊,試圖找出烏腳病的原因。「後來發現是居民飲用了深達地下30至100公尺的「地河井」水源,由於部分深井水的砷濃度很高,因此居民飲用後產生砷中毒現象,烏腳病也就是其中之一。」陳建仁說。

而在這段台灣烏腳病的流行史上,陳建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0年,我從美國學成返台,當時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主任吳新英教授就給了我一筆經費,授命我去研究烏腳病。」因此陳建仁走訪烏腳病盛行地區,採訪了300多位病患,發現慢性砷中毒不只造成烏腳病,還引起多重健康危害,包括缺血性心臟病、頸動脈硬化、癌症等。」

為了徹底解決烏腳病問題,陳建仁積極投入砷中毒研究,並估計出飲水砷濃度的可容忍極限。後來這項台灣研究算出的標準,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也正式採用,修法將標準濃度從50μg/L改為10μg/L。

而當時全世界最嚴重的飲水砷中毒地區還包括孟加拉。為了解決缺水、污水引發的消化道疾病與死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世界銀行援助孟加拉的公共衛生工程處共同開發地下水,以提供人民「安全」乾淨的飲用水,殊不知又遇到砷中毒的挑戰。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取經陳建仁的研究,陳建仁也大方分享台灣經驗,推廣並協助檢測井水砷濃度含量,篩選可飲用的水源,才得以緩解這項全球公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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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陳建仁研究團隊在宜蘭地區發現因飲水造成的砷中毒、烏腳病案例。當時陳建仁火速建議宜蘭縣縣長游錫堃改善之道,後來宜蘭縣在短短三年內完成自來水管線的全面鋪設,確保民眾享有乾淨安全飲用水,減少砷中毒罹病風險。

再將時間往前推移,相信不少讀者的童年,有著每逢開學都要吃驅蟲藥、貼蛔蟲貼片的回憶。「台灣早期農業習慣直接用水肥灌溉,因此很多寄生蟲卵會接觸到蔬果,若沒有清洗乾淨,誤食寄生蟲卵污染的食物或水,即會造成腸胃道寄生蟲病,例如:蛔蟲。」

另外,早年的偏鄉或山區較少公共廁所,尚未有自來水廠,民眾多取用山泉水,或習慣隨地便溺,容易造成水源污染,大量引發兒童下痢、A型肝炎等案例。雖然這些經驗因為環境衛生措施和人民衛生習慣改善而愈來愈少,不過陳建仁也強調:「隨著台灣經濟發達、人口愈來愈多,水源供應的挑戰仍不會結束。」

從污水處理下水道的普及化,水庫集水區、河川遭到農業農藥或工廠廢水污染的問題,以及水資源再利用等,仍是近年台灣必須直接面對的水資源課題。萬一忽視水資源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最終付出代價的仍是人類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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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天有超過700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為不安全用水、不良衛生環境導致腹瀉死亡。

疫情下的反思: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別讓地區性缺水釀成全球大瘟疫

「住在台灣的我們很幸福,但我們必須要知道世界上仍有許多人連喝水都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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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陳建仁期許國人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水資源資助行動,為改變世界盡一份心力。

從歷史上有名的幾次全球霍亂大流行,到近年最令人感同身受的COVID-19,無不揭示著全球化時代、國際交流與旅遊盛行的現代,傳染病的擴散之速,已不可同日而語。當世界上仍有許多偏遠角落的居民面臨缺水帶來的死亡威脅,而COVID-19疫情也印證了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若人們持續對缺水議題保持冷漠,那麼其所衍生的公衛問題,將是全球人類共付代價。

陳建仁不只祈願世人能發揮愛心、疼惜他人,也期許台灣人能實踐地球村一份子的義務,透過資助的方式加速國際救援的影響力。陳建仁說:「我和台灣世界展望會是老朋友了,一直以來都有關注展望會的行動。這次台灣世界展望會倡議關注水資源議題,並且看見水源與疾病的關係,我很敬佩也很支持。」即使無法以犧牲奉獻的精神到實地服務,或許也能透過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水資源救援行動,為改變世界盡一份心力。

事實上,在世界展望會的行動下,每10秒就多1個人獲得乾淨的水;每1天多3所學校因安全飲用水受益。光是2021年,世界展望會即幫助300萬人擁有安全水源、230萬人改善家中衛生環境,並向350萬人宣導建立良好衛生習慣。

「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

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國人付出實行,展現台灣人的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I can help! I am helping! 立即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展開水資源救援行動

閱讀數位敘事:把水送進最遙遠的地方|台灣世界展望會#WASH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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