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民權律師:坐在自己車裡聽收音機錯了嗎?我差點被警察斃了!

黑人民權律師:坐在自己車裡聽收音機錯了嗎?我差點被警察斃了!
c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想到若我只有十六歲、十九歲或二十四歲,我真的很可能選擇逃跑,一思及此,我便覺毛骨悚然。想得愈多,我就愈想關心在那個社區一帶的年輕黑人男孩或男人,他們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能逃跑的嗎?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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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

儘管一九七○與八○年代早期曾進行改革,受刑人的死亡狀況依然是個嚴重的問題。自殺、受刑人之間的暴力行為、醫療缺乏、員工凌虐以及監管人員的暴力行為等因素,造成每年受刑人的死亡人數高達數百位。

不久後,我接到來自其他加茲登人民的投訴案件,一名黑人青少年的父母為了兒子被警方射殺而來,他們說,兒子因為一起輕微的交通違規事件─闖紅燈─而被警方攔住。他們年輕的兒子才剛學會開車,警察靠近時他不住緊張了起來。他的家人堅稱,他低頭看向地板是為了拿起運動背包,翻找他剛考上的駕照。警方卻宣稱,他是為了拿武器─儘管事後證明並未找到任何武器─這名青少年就此在自己的車內慘遭擊斃。

開槍射殺他的警察揚稱他具有威脅性,而且反應相當敏捷。孩子的父母則告訴我,他們的兒子向來容易緊張而且易受驚嚇,但他很乖巧,從來沒有傷害過任何人。他是個有虔誠信仰的好學生,而他模範生的形象更足以促使家人說服公民權領袖挺身而出推動他的死因調查。他們的請求送到我們辦公室來,我將此例連同監所和監獄的案例一起研讀。

在處理幾個州的死刑案件的同時,我還必須釐清阿拉巴馬州的民法和刑法,這已使得我忙碌不堪。加上監獄生活條件的訴訟案,更意謂著我得多次長途奔波,耗費極其冗長的交通時間。那輛一九七五年出廠的本田Civic努力地追上我,收音機早在一年前就壞了,只有在我沒閃過地面坑洞或緊急煞車、導致車體劇烈震動時,才會暫時回復正常。

這一日的白天,我方從加茲登開了三小時的車回到辦公室,離開辦公室準備回家時又是子夜時分了。我坐進車裡,驚喜地發現收音機在我發動引擎的瞬間便傳出聲音,三年多的法務工作經驗,讓我也變成那種會因為微小的事件而油然升起巨大喜悅感受的人。這天夜裡,不僅收音機正常運轉,電台還正好播起懷舊的史萊與史東家族(Sly and the Family Stone)的音樂。聽著史萊音樂長大的我,在亞特蘭大的街道上,隨〈Dance to the Music〉、〈Everybody is a Star〉和〈Family Affair〉這些歌曲開心搖擺。

我們在城中區的公寓位在一條人口稠密的街道上。有時我只能在半個街區外或轉角處才找得到停車位。未想今晚我實在幸運,就在史萊正要唱〈Hot Fun in the Summertime〉的時刻,我在住處新大門前不到幾步路的距離便安頓好我嘎嘎作響的Civic。時間不早了,應該趕緊上床睡覺,怎奈這時刻太美好,我捨不得就這麼結束,我索性繼續待在車裡聽音樂。每播完一首歌,我便催促自己進屋裡,另一首令我無法抗拒的歌曲卻又流洩而出,我就是無法離開。看到閃爍的警車燈往我靠近時,我正隨著史萊漸高的音調唱著〈Stand!〉,那是福音歌曲式的壯麗結尾。由於停車的位置不過離自家幾步路而已,我以為警察只是基於一些緊急要務在身而經過。因此當他們把車停在我正前方約莫二十呎處時,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社區的街道是單行道,我的車停靠的方向也是正確的;警方逆向而來時,我才注意到這不是一般的警車,而是亞特蘭大SWAT [1]特有的車款之一。警察把一盞聚光燈放到車頂,照向車內的我,他們只可能是衝著我而來,但我無法理解是為了什麼。我停好車,在車內聽了大約十五分鐘史萊的音樂,音響只有一個沒壞,可惜狀況沒有很好,我很確定車外根本聽不到我播放的音樂聲。

警察坐在車內持續照著我歷時約一分鐘,在〈Stand!〉播完之前,我關起收音機,勞立達.魯芬的檔案匣仍放在一旁的座椅上,這名加茲登的青年才剛遭到擊斃。最後,兩名警察走下車,我當下注意到他們身上穿的並不是一般的亞特蘭大警察制服,而是不祥的軍隊式服裝,黑色靴子配上黑色長褲及背心。

我決定下車,然後回家。雖然他們一直盯著車內的我,我仍以為他們的目標不過是為了這附近和我不相干的事務,也或者他們誤解了我什麼,我想我可以讓他們知道我沒什麼不對勁之處。我當然不會知道走出車外是錯誤或者危險的決定。

一打開車門走出去,朝我走來的警察隨即拿起武器指向我。我看起來一定相當不知所措。

我的直覺反應是逃,但很快意識到這可能不是明智之舉。於是我思考了一下,猜想或許他們不是真正的警察。

「再動就轟了你的腦袋!」警察吼出這些話,我一時意會不過來他指的是什麼。我力圖冷靜,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人拿槍指著。

「雙手舉起來!」那名白人警察的個頭和我差不多。昏暗光線中,我只認得出他的黑色制服以及指向我的武器。

我舉起雙手,並注意到他似乎很緊張。我不記得為什麼我要說話,只記得自己說了:「沒事的,沒有關係的。」

我的聲音聽起來一定非常恐懼,因為我真的嚇壞了。

我重複說著「沒事的,沒有關係的」,最後說:「我住在這裡,這是我家。」

我望著距離自己僅十五呎、拿槍指著我的頭的警察,我想,我看到他的手在顫抖。

我盡可能保持冷靜繼續說:「沒事的,沒有關係的。」

第二名警察未起出武器,謹慎地緩緩朝我靠近,他走在人行道上,打量我的車,隨後走到我後方,此時我仍被另一名警察拿槍指著。他抓住我的雙臂然後將我推向後車廂蓋上,另一名警察則放低武器。

「你在這裡做什麼?」第二名警察問,他看起來比持槍的警察更為老練,語氣中滿是憤怒。

「我住在這裡,幾個月前才搬來,我室友在裡面。你們可以去問他。」我恨透自己流露出的怯弱以及顫抖的聲音。

「你為什麼在街上逗留?」

「我只是在聽收音機。」他把我的雙手放到車上,讓我趴在車後方,SWAT車上刺眼的聚光燈依然直接照向我。我注意到街上的住戶紛紛亮起燈,從他們的前門朝此處窺看。

我們隔壁的鄰居,一對中年白人男女走出門外,瞪視趴在車上的我。

抓住我的那名警察問我駕照在哪,但他不願鬆開我的手,我告訴他,放在後口袋。他從我的牛仔褲中摸出我的皮夾。另一名警察則爬進我的車裡,翻看我的文件。我知道,他沒有正當理由進入我的車內,他的搜索是違法的,我本來打算他一打開我的公事包,立刻這麼對他說。但進到一輛停好的車內翻看他人物品著實是太過離譜的違法行為,因此我想他根本未留意到自己其實已違法,所以說什麼都無濟於事。

我的車裡沒有任何引人好奇的事物,沒有毒品,沒有酒,連大麻都沒有。我在置物箱裡放了一大袋M&M花生巧克力和火箭筒泡泡糖,好讓我沒時間吃飯之際暫時充飢。警察仔細搜查時,只剩下一點點M&M巧克力在袋子裡,他把鼻子湊上袋口聞了聞,我絕對不會再吃那些巧克力了。

由於搬入新住處的時間不夠久,我還不能更改駕照上的地址,以致駕照上的地址和此處地址不吻合。法律也沒有規定一定要更新駕照,但這使得我在警察回到車內比對身分時,被多扣留了十分鐘。隨著時間過去,鄰居們顯得更肆無忌憚。儘管夜已深,人們還是紛紛走出門外圍觀。我聽見他們談論起附近發生過的每一起竊盜案。接著一名白人老太太大聲嚷嚷,要求盤查我是否和她遺失的物品有關。

「問他是不是拿走了我的收音機和吸塵器!」另一名女士問起自己失蹤三天的貓。我繼續等待自家公寓的燈亮起,期待查理走出來幫我解圍,但他最近和一名同在法律援助協會工作的女性約會,多數時候都待在她的住處,我想,他可能不在家。

那名比對資料的警員終於走了回來,沮喪地對他的同僚說:「應該不是他。」

我總算恢復理智並且把雙手從車頂上放了下來。「這實在太不可理喻了。我住在這裡,你們不應該這樣做。為什麼這樣對我?」

較年長的警察皺著眉不滿地對我說:「有人報案說,這裡有可疑的小偷。最近這一帶竊盜案很多,」他笑了一下,接著說:「我們這就放你走,你應該高興才對。」他們走了,坐上那輛SWAT,然後將車開走。鄰居們進屋前紛紛再次打量我,我舉棋不定,無法決定應該要馬上衝進家門,然後他們便知道我住在哪一間,或是等他們四散之後再進屋,如此就沒人知道「犯罪嫌疑人」住在哪一戶。最後我決定稍候一會兒。

我的文件被警察掀得亂七八糟,四散在車內以及人行道上,我整理了一下文件,不悅地把M&M巧克力丟進街上的垃圾桶,而後走回公寓。一看見查理在家時,我鬆了一口氣。我叫醒他,告訴他事件始末。

「他們甚至連道歉都沒有。」我繼續說著,查理聽完我傾吐怒氣後,很快地又睡著了,而我則完全無法成眠。

隔天早上,我告訴史蒂夫這件事,他聽了之後勃然大怒,催促我投訴亞特蘭大警察局,幾名辦公室裡的同事建議我,應該在投訴狀中加註我是處理警察行為不當案件的民權律師,但我認為不管身分為何,每個人都不應該遭受警察如此失當的對待。

於是,我決定撰寫投訴狀時不透露我的律師身分。回想起這整個事件經過,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警察執起武器時,我的直覺反應是逃跑。我已經二十八歲,是名經手過多起警察行為不當案件的律師,理應具備足夠的判斷力,在警察威脅開槍時能夠冷靜表達。一想到若我只有十六歲、十九歲或二十四歲,我真的很可能選擇逃跑,一思及此,我便覺毛骨悚然。想得愈多,我就愈想關心在那個社區一帶的年輕黑人男孩或男人,他們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能逃跑的嗎?他們有辦法冷靜說出「嘿,沒關係」嗎?

仔細翻查和我擔憂的事相關的資料,我發現,根據司法統計局(Th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的報告[2],黑人被警察射殺的案例是白人的八倍,到了二十世紀末,比例緩降至「只有」四倍的差距,然而狀況卻在一些州法院通過《不退讓法》[2],授權武裝的民眾合法使用武力後,又變得更嚴重。

我著手撰寫要給亞特蘭大警察局的備忘錄,一回過神,發現已經寫了將近九頁的內容,羅列出他們的過失之處。我用兩頁的版面詳述他們沒有正當理由的非法搜查經過,更援引六個案例。然後,我重讀投訴狀,確認我能寫的都寫了,除了「我是個律師」之外。

遞交投訴狀給警局後,我嘗試忘掉這起事件,卻做不到。我不停想著這件事。為自己沒有在事件發生當下掌控局面而感到困窘,我未向警察表明我的律師身分,也沒有嘗試告訴他們,他們的行為已經觸法。我應該跟他們說更多嗎?儘管已經具備一些協助死刑犯的經驗,我卻質疑起自己,是否真的已經為艱巨的任務做好準備。我甚至萌生在亞特蘭大經營一間法律事務所的念頭,因為年輕孩子們被警方攔下時的危險景況在我的腦海中不時縈繞。

譯註

  1. SWAT(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為特種武器和戰術部隊,由美國首創,專門執行包括營救人質、阻止恐怖攻擊等危險任務。
  2. 《不退讓法》(Stand Your Ground law),意指被他人侵害且自身無法受到公共權力保護時,有權使用致命武力防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