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決定開放Uber,計程車司機龐大的失業人口如何救濟?

如果政府決定開放Uber,計程車司機龐大的失業人口如何救濟?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計程車司機原本是社會吸納失業人口的一個正途,但沒了計程車業,他們這些沒有俱備新時代能力的人,怎麼辦?或者是更高層面的問題,當機器人取代人工的時候,社會該怎麼應對?

文:普通人的自由主義

批評了許多有關於Uber的政策問題,我想我該提供比較完整的看法。Uber的開放與否,代表的是國家發展的方向,這是總統級的政策,就像是核電政策一樣,攸關國家未來。策略方向一訂出來,剩下的就是執行的問題。之前核一重啟的胡亂發言,還有現在「一例一休」的爭議,都是路線沒有定清楚,下層官員才會不知所措。如果方向是明確的,該出門說服別人的就出門,該把坦克開出去清除路障的就開出去,該進行救濟措施的就趕緊做,怎會弄得如此進退失據?

Uber就是這樣的問題。行政院長,甚至是總統,沒有清楚的科技產業政策,所以官員不清楚,今天到底是要幫計程車業,還是要輔導Uber,還是以全民利益為重。沒有方向,自然得過且過。才會有什麼「Uber人都找不到,罰錢都不怕」這種推諉塞責的說詞。公務員拿著國家機器供你執行法律,對付一個小公司,還對付不了?國稅局平常那麼兇,警察平常那麼猛,如果國家要Uber關門,還關不了門,這政府還有用嗎?不是做不來,是沒有人要他們做而已。

而且事情不是非Uber不可。

如果真的了解Uber代表的科技走向,政府決定開放,也不是非Uber不可。國際上有Lyft,有GrabTaxi,甚至是中國的滴滴出行,只要政府透露開放的訊息,這些人就來了,還怕Uber拿翹?再不行,林之晨不是有個之初創投專門弄電商嗎,還是個理事長來著,讓他弄個平台打Uber很難嗎?還是他們的電商和別人定義的電商不一樣?

重點在於政府要不要做而已。

那到底國家該不該開放Uber呢?在前面寫的文章我已經講很清楚,Uber代表的經濟效能提昇,全民利益會因此增加,是很好的發展方向,應當開放。Uber只是個開始,隨著物聯網、人工智慧、虛擬實境這些新科技的來襲,傳統商業甚至是社會價值和新科技的衝突,只會更多不會更少,開不開放將更是個問題。接下來,我就要談為什麼擁抱改變,比抵抗改變來得好。

被動地講,這些科技浪潮一定會來,不在台灣發生,也會在世界別的地方發生。台灣如果不擁抱改變,改變還是會來,而一直抵抗,反而沒幫台灣準備好未來,到時讓台灣陷入更慘的境界。如果計程車業是註定會消失的行業,政府要做的是幫忙讓這個過渡時期更平穩地度過,而不是提供一個計程車可以永續在台灣生存的假象。

但我們有更主動的理由擁抱科技。矽谷的名言是「軟體吃掉全世界」(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科技取代人類正在快速的發生,但這是好事,不是壞事。因為人類無止盡的創意不用再被關在很無聊、瑣碎、粗重的工作裡。生產力快速的提升,財富不斷的增加,正是我說的,「餅會大到吃不完」。

但抵抗改變的人,不一定是保守反動,他們的擔心有些道理。比如說,計程車司機原本是社會吸納失業人口的一個正途,但沒了計程車業,他們這些沒有俱備新時代能力的人,怎麼辦?或者是更高層面的問題,當機器人取代人工的時候,社會該怎麼應對?

長期來看,這根本不是問題。已經有數據顯示,用更多軟體科技的行業,反而是成長比較快的行業。但更重要的是,人類的潛能無限,未來人類可以做的事情,根本就還沒發明出來,早點把人類從現代的爛工作解放出來,我們才能走向那個更好的未來。

如果你不相信,我想請你看看兩個例子。一是美國農業。一百年前,超過一半的美國人務農或與農業相關,現在不到1%的美國人在農業部門工作,美國人變得更多,農產品不但很夠吃,還可以大幅外銷。如果當初美國政府限制機器引進農事,現在美國會有更多農人,但社會會比較好嗎?

第二個例子是棒球。當人不被綁在粗重的農業時,有些人進城從事製造業,汽車、飛機等等各式各樣的行業。也有些人去了好萊塢,進了百老匯,從事娛樂業。現在沒有人說這是沒有用的行業。而誰又能想到,打棒球是個令人尊重的行業,收入還很高?未來的職業,就像當初的棒球員一樣,是現在的我們不能想像的。

所以重要的是,政府要擁抱科技,讓人的潛力可以真正找到發揮的地方。

回到計程車司機的問題,和他們講未來職業的可能性太沉重,也太不切實際。沒車可開,就沒有收入,家人就沒有飯吃。「如果不讓他們開計程車,我們要怎麼幫助他們?」這才是政府現在要想的問題。

有一部份的人,是可以在Uber或是類似的公司找到開車的工作。但我們不能天真地期待所有人都可以轉移過去。社會救濟是不可避免的。但怎麼拿社會得到的經濟利益進行社會救濟,就是另一個大學問。

不能單純地發錢。經濟學宗師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提到社會救濟時,他強調了兩個方向,「機會」和「誘因」。如果單純地發錢,沒有給這些因為科技失業人士誘因工作,可以自力更生的話,他們還是會永遠卡在伸手牌裡,社會救濟就變成無底洞。社會救濟要有誘因讓人可以想要工作,這不只是經濟上有意義,更具有道德上的意義。錢是自己掙來,不是乞討來的,這關乎人的尊嚴,很重要,是不能捨棄的價值觀。

所以傅利曼提出劃時代的「負所得稅」,就是這個道理。如果你賺的錢,不到一定水準,你不用付稅,政府還補貼你差額。重要的是,你得有工作。這錢當然得來自因為科技進步而獲利的新貴。同樣是所得重新分配,負所得稅,比所有的社會福利都好,因為除了提供人工作誘因外,還提供「機會」。因為你得去找工作,因為你願意提供你的智慧和勞力,人的潛力和創意就會被激發出來,許多想不到的機會,就會被創造出來。「負所得稅」正是因應科技變化的最好社會救濟政策。

沒有什麼政策是施行出來,人人叫好。如果有這種低垂果實,也早被摘走。是政治人物,還是偉大的政治家,就看如何做政策取捨,和怎麼執行政策。希望我這書生議政,有點功用,也幫眾多青年,釐清一些疑點,提供一個討論的方向。

政府為什麼硬要阻擋Uber? 原因只有一個:既得利益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普通人的自由主義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孫珞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