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決定開放Uber，計程車司機龐大的失業人口如何救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計程車司機原本是社會吸納失業人口的一個正途，但沒了計程車業，他們這些沒有俱備新時代能力的人，怎麼辦？或者是更高層面的問題，當機器人取代人工的時候，社會該怎麼應對？
文：普通人的自由主義
批評了許多有關於Uber的政策問題，我想我該提供比較完整的看法。Uber的開放與否，代表的是國家發展的方向，這是總統級的政策，就像是核電政策一樣，攸關國家未來。策略方向一訂出來，剩下的就是執行的問題。之前核一重啟的胡亂發言，還有現在「一例一休」的爭議，都是路線沒有定清楚，下層官員才會不知所措。如果方向是明確的，該出門說服別人的就出門，該把坦克開出去清除路障的就開出去，該進行救濟措施的就趕緊做，怎會弄得如此進退失據？
Uber就是這樣的問題。行政院長，甚至是總統，沒有清楚的科技產業政策，所以官員不清楚，今天到底是要幫計程車業，還是要輔導Uber，還是以全民利益為重。沒有方向，自然得過且過。才會有什麼「Uber人都找不到，罰錢都不怕」這種推諉塞責的說詞。公務員拿著國家機器供你執行法律，對付一個小公司，還對付不了？國稅局平常那麼兇，警察平常那麼猛，如果國家要Uber關門，還關不了門，這政府還有用嗎？不是做不來，是沒有人要他們做而已。
而且事情不是非Uber不可。
如果真的了解Uber代表的科技走向，政府決定開放，也不是非Uber不可。國際上有Lyft，有GrabTaxi，甚至是中國的滴滴出行，只要政府透露開放的訊息，這些人就來了，還怕Uber拿翹？再不行，林之晨不是有個之初創投專門弄電商嗎，還是個理事長來著，讓他弄個平台打Uber很難嗎？還是他們的電商和別人定義的電商不一樣？
重點在於政府要不要做而已。
那到底國家該不該開放Uber呢？在前面寫的文章我已經講很清楚，Uber代表的經濟效能提昇，全民利益會因此增加，是很好的發展方向，應當開放。Uber只是個開始，隨著物聯網、人工智慧、虛擬實境這些新科技的來襲，傳統商業甚至是社會價值和新科技的衝突，只會更多不會更少，開不開放將更是個問題。接下來，我就要談為什麼擁抱改變，比抵抗改變來得好。
被動地講，這些科技浪潮一定會來，不在台灣發生，也會在世界別的地方發生。台灣如果不擁抱改變，改變還是會來，而一直抵抗，反而沒幫台灣準備好未來，到時讓台灣陷入更慘的境界。如果計程車業是註定會消失的行業，政府要做的是幫忙讓這個過渡時期更平穩地度過，而不是提供一個計程車可以永續在台灣生存的假象。
但我們有更主動的理由擁抱科技。矽谷的名言是「軟體吃掉全世界」（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科技取代人類正在快速的發生，但這是好事，不是壞事。因為人類無止盡的創意不用再被關在很無聊、瑣碎、粗重的工作裡。生產力快速的提升，財富不斷的增加，正是我說的，「餅會大到吃不完」。
但抵抗改變的人，不一定是保守反動，他們的擔心有些道理。比如說，計程車司機原本是社會吸納失業人口的一個正途，但沒了計程車業，他們這些沒有俱備新時代能力的人，怎麼辦？或者是更高層面的問題，當機器人取代人工的時候，社會該怎麼應對？
長期來看，這根本不是問題。已經有數據顯示，用更多軟體科技的行業，反而是成長比較快的行業。但更重要的是，人類的潛能無限，未來人類可以做的事情，根本就還沒發明出來，早點把人類從現代的爛工作解放出來，我們才能走向那個更好的未來。
如果你不相信，我想請你看看兩個例子。一是美國農業。一百年前，超過一半的美國人務農或與農業相關，現在不到1％的美國人在農業部門工作，美國人變得更多，農產品不但很夠吃，還可以大幅外銷。如果當初美國政府限制機器引進農事，現在美國會有更多農人，但社會會比較好嗎？
第二個例子是棒球。當人不被綁在粗重的農業時，有些人進城從事製造業，汽車、飛機等等各式各樣的行業。也有些人去了好萊塢，進了百老匯，從事娛樂業。現在沒有人說這是沒有用的行業。而誰又能想到，打棒球是個令人尊重的行業，收入還很高？未來的職業，就像當初的棒球員一樣，是現在的我們不能想像的。
所以重要的是，政府要擁抱科技，讓人的潛力可以真正找到發揮的地方。
回到計程車司機的問題，和他們講未來職業的可能性太沉重，也太不切實際。沒車可開，就沒有收入，家人就沒有飯吃。「如果不讓他們開計程車，我們要怎麼幫助他們？」這才是政府現在要想的問題。
有一部份的人，是可以在Uber或是類似的公司找到開車的工作。但我們不能天真地期待所有人都可以轉移過去。社會救濟是不可避免的。但怎麼拿社會得到的經濟利益進行社會救濟，就是另一個大學問。
不能單純地發錢。經濟學宗師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提到社會救濟時，他強調了兩個方向，「機會」和「誘因」。如果單純地發錢，沒有給這些因為科技失業人士誘因工作，可以自力更生的話，他們還是會永遠卡在伸手牌裡，社會救濟就變成無底洞。社會救濟要有誘因讓人可以想要工作，這不只是經濟上有意義，更具有道德上的意義。錢是自己掙來，不是乞討來的，這關乎人的尊嚴，很重要，是不能捨棄的價值觀。
所以傅利曼提出劃時代的「負所得稅」，就是這個道理。如果你賺的錢，不到一定水準，你不用付稅，政府還補貼你差額。重要的是，你得有工作。這錢當然得來自因為科技進步而獲利的新貴。同樣是所得重新分配，負所得稅，比所有的社會福利都好，因為除了提供人工作誘因外，還提供「機會」。因為你得去找工作，因為你願意提供你的智慧和勞力，人的潛力和創意就會被激發出來，許多想不到的機會，就會被創造出來。「負所得稅」正是因應科技變化的最好社會救濟政策。
沒有什麼政策是施行出來，人人叫好。如果有這種低垂果實，也早被摘走。是政治人物，還是偉大的政治家，就看如何做政策取捨，和怎麼執行政策。希望我這書生議政，有點功用，也幫眾多青年，釐清一些疑點，提供一個討論的方向。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普通人的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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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孫珞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