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大學念的年代,我們該從這三個方向去思考「大學的本質」

人人有大學念的年代,我們該從這三個方向去思考「大學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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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除了有其必要並應落實執行降低大學招生名額的政策之外,亦應同時思考教育品質與所培育出學生素質的問題,這往往更為困難,且和大學的本質有密切關係。

文:周仲賢(教育工作者)

昨天(8月8日)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放榜,今年缺額人數2953名,較去年大增約4.6倍,6所學校招生缺額率超過5成,則是歷史新高。

在過去高等教育擴張的政策持續影響下,加上近年少子女化的人口趨勢,導致招生名額過多。而且,學生好不容易畢業卻不能找到學用相符的工作,近年,甚至連博士班也產生這嚴重的問題。

而教育部除了應確實執行必要的降低大學招生名額政策之外,亦應同時思考教育品質與所培育出學生素質的問題。後者往往更為困難,因為這和大學的本質有密切關係。

《大學法》第一條揭櫫我國大學的任務: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然而,這規定包山包海,僅僅指出要教學、要研究、要服務,但究竟大學的本質是什麼?應著重在專業人才的培育,或是純粹學術的探究,或是人文、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中心?至今仍莫衷一是,這也導致目前大學教育的方向仍不明確、定位不清、內涵龐雜等問題。

十九世紀著名的牛津學者J. H. Newman在《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書便指出,大學是安頓各學科的地方,且各學科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致力實現社會的共同目的。而大學的教育則授予博雅教育,著重學生學習思考,形成睿智的判斷並深化心靈的見識。

十九、二十世紀曾分別任教劍橋大學、哈佛大學的哲學家A. N. Whitehead,認為大學的任務應該是引領時代智慧的發展。而博雅教育就是為了智慧的陶冶,除了使人懂得溝通,也彰顯人類的偉大理念,使人們了解自身的傳統,汲取典範並培養偉大的視野。Whitehead並認為,沒有偉大的視野,真正教育是不可能的。

二十世紀美國哲學家及教育家,曾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的R. M. Hutchins有相似的主張,認為大學自許為智慧的領袖,所須承擔的任務在於心靈的真正融通。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專業,大學中的專家除了自己專門領域的探究責任外,也必須體認與其他領域對話的責任。

此外,在探討理論與實踐的重要論題上,所獲得的智慧應該能對現代文明的關鍵重要問題,具有提示、提挈的作用,而縱使各有不同的意見,也能將自己的研究與他人的研究進行連結或對話。他也指出,博雅教育旨在發展理解力及判斷力,且確立自由與負責的方法,使人可以謀生,並能發展興趣及能力

大學旨在發展智慧的心靈,並能以博雅教育培養專業的責任,這種被批評帶有「菁英」色彩的思維在二十世紀民主浪潮的發展及工商科技的進步下有了改變。大學開始逐漸增加選修課程,將新興領域與專業陸續納入課程,並擴充入學的對象等,考慮到了公平正義與機會均等的問題。大學民主化的措施不斷推動,但面對當代民主的社會,大學作為智慧領袖的角色是不是就要翻轉?

近代相當重要的教育哲學家,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者J. Dewey,在恰好一百年前(1916)發表了重量級的著作:《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指出「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民主,存在於每個個體與他人相互關係的態度,以及價值與意義裡。他並指出,自由交流、平等互惠是民主的重要價值,需要經驗的交流互通,打破社會的階層藩籬,是故,充滿智慧的同情心及善意就是民主的主要成因,而同情心極具價值,不僅是情緒感受而已,卻是花費心思的想像力。

換言之,民主的生活、民主的社群需要品格、需要道德。Dewey又說,民主社會強調共享的共同利益,不僅數量與種類要多、要多元化,且能彼此認可;其次,社群之間不僅彼此要自由自在地互動,去除隔離,經由各種不同管道的交流,產生了新的情境,繼續調適與進步。

而除了西方學者外,中國哲學領域的著名學者勞思光也提醒我們,「民主」的具體內容包括容忍異己、對是非的尊重及守法與守秩序,且與異己爭持也不抹煞對方存在的權利。

因此,「民主」不只是代表政體或制度的名詞,而是深具道德價值的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與人能共享共榮、自由互動的社群。那麼,大學在當今民主社會要培育什麼樣的人?

民主社會的大學該培育什麼樣的人?

倘若「民主」必須有一定程度的道德意涵,當今美國知名的哲學家,目前為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的M. Nussbaum提出一個具體的概念,即一名「世界公民」,而且,民主政治確實要把高等教育建立在這個理想上。

她認為,世界公民,主要有三種能力:首先是批判地反省自己,以及自己的背景與傳統的能力;第二,世界的公民不僅僅將自己視為某個社群或團體的一員,還該與其他所有人共生共榮,易言之,便是承肯認並關心他人;第三,稱為「敘事的想像」,這就是去設想,若在別人的立場上,則事情該會如何發展。任何負責的判斷行動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從他人的觀點來理解,若我們先知道了一個人行動的意義,以及他的談話在他的背景脈絡下表達了些什麼重要的意義,我們便可知道我們要判斷什麼。

此外,以Whitehead的提示言之,中世紀的大學兼重「理論」與「實用」,這使得塑造智慧的心靈方為可能。易言之,理論的思考需要對實際生活具有意義,值得研究的實際事物都需要理論思考作為基礎。所以,大學不是培養各行各業所需人力的職業訓練所,而必須結合理論與實踐作為研究與教學之根本。甚至,Dewey主張民主社會中教育的問題,就是要設法擺脫這種「二元論」的糾纏。

是以,就本質而言可說:大學是進行共通的智識訓練,探究專業發展的智慧基礎,培養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能力,以及當代公民責任的教育殿堂。

而在當代民主社會及大學教育環境下培育出的大學生,就不是僅僅具備自身研究一定範圍或領域內專業或理論的「知識」,應能兼重「理論」與「實用」地思考及實踐,同時,對社會能負有公民的責任,具備「智慧」的心靈。

因此,各大學必須從前述大學的本質著手思考:

首先,檢討增設及調整系所的必要性,審慎評估在增設或調整系所後,能否達到大學培育當代公民責任與智慧心靈之目的,再因應社會真正需求培養專業人員所需知能,避免隨波逐流式頻繁地增設或調整。

第二,配合重新思考學校自己的定位及性質,調整校內共同課程的架構及各系所自身課程的架構,並聯結兩者的內涵,除掌握發揮自身專門領域的強項外,並能以博雅教育的內涵為專業奠基,在理論思考中展開實踐、在實踐中強化理論思考,且能提供不同領域對話的機會。

然而,這一方面需要課程重新規劃與設計,調整教育的內涵,另一方面更需要教學方法的支持,強化獨立且批判思考的訓練,以及涵養負責、尊重、信任的德行。

再次,大學若欲培養民主社會的智識領袖與具備德行的公民,亦須有良好的中小學教育作為基礎。質言之,中小學應著重培養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個層面具有基本的素養與能力,到高等教育階段始可能進一步加深加廣。

大學想要回歸其本質並達到其教育之目的,不能只靠相關法令的規定或修正、學生或家長的要求,也不只是涉及大學自我改革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教育部及大學能否願意轉變思考的方向,以上述三點為長遠思考的根據。

責任編輯:楊士範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