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閱覽新制重點並非「文化台獨」,而是如何解決政府與學界對歷史資料開放的爭議

國史館閱覽新制重點並非「文化台獨」,而是如何解決政府與學界對歷史資料開放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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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國史館此次引發的爭議,其實重點並非如某報紙訪問中方學人所言之「文化台獨」,而是關乎歷史檔案資料的開放與否,以及如何進一步訂定更為妥善、完備之相關法令,好以解決長久以來學界和官方之間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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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嚴象胥

拜國史館新修之閱覽規制所賜,在台灣一向乏人問津的歷史檔案資料,又再次得以棲身於報章、新聞傳媒版面上的一小角。只是,每次其登上公共媒體的事由,都是環繞著「開放與否」此一爭點打轉,問題似乎從未解決,爭議亦未曾停歇。

在台灣,定位、管理這批檔案史料的相關法令,概有《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國家機密保護法》這四項法規;其分別涉及了幾個不同的機關機構,如政府機關、檔管局、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以及使與圖書館。然而,幾個機關單位之間,針對己身所收藏保管之檔案材料,卻會因按相異法規所設定的看法,產生開放或是限制的歧見。

這次的爭議,就是國史館和《檔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之間的競合問題。在新館長吳密察先生上任後,於七月底突然宣布要修訂新的檔案資料閱覽規則,此舉不僅引發台灣的近代史學界的反對聲浪,更讓往後會受到眾多限制的中國、香港、澳門三國學者甚是擔心。

長久以來,國史館對其所卮藏的資料,是持相對開放公開、便利研究的做法;現在這項新修訂的規則,則是依循檔管局的做法,採《檔案法》和《政府資訊公開法》所設下的框架,對於讀者欲提調、閱覽資料,不論是等待檔案審核的時間,以及可能被《檔案法》、《個人資料保護法》阻止觀覽的資訊,都會造成不小的阻礙。

於此,吳密察館長認為這是在修正過去館方的「違法」之舉,並無不妥;但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論,新館長此舉雖「合法」,卻違背了過去館方所持之公開、自由的原則。換言之,國史館方與政府單位關於歷史資料的看法,兩者間是實存有衝突與疑義的。

於是,當新任館長欲使館方依循政府規定時,自然惹出此番風波。究竟,1949年以前,國民政府留存的資料,以及如現所收藏的蔣介石相關史料,這些國史館典藏的重要材料,要以「政府資訊」抑或為「歷史資料」來認定?相對的,檔管局所依循之《檔案法》、《個資法》,其對於民眾、研究者調閱檔案資料所設下的重重限制,以及因需長時間審察而造成申請者曠日廢時的等待,此些爭議早已為學界詬病已久。

一直以來,兩方立場及做法間之衝突,正凸顯了歷屆政府關於資訊管理之相關法規的訂定,是多麼地混亂。吳館長此舉,正是揭開了學界與政府在檔案資訊上的意見,有極大之差距。筆者認為,這乃是需要圖書資訊、檔案界、史學界與政府機關三方人士,坐下來仔細商談方得釐清、解決的難題,並非新館長一句「法律已經有明文規定,國史館不能違法行事」就可帶過的事情。

在明知現行相關的檔案法規之於「公開利用」原則,以及現行史政機構、政府單位所典藏之檔案是否可「一概而論」,哪種資料適用於何種法律規定,此間皆有疑義的情況下,就將國史館藏的史料套入此原則,這樣的做法實是過於粗糙。

其外,此次爭議裡,筆者還有一點疑惑,是關於現前館方對蔣介石檔案的處理方式。在〈國史館:檔案閱覽回歸法制,盼對岸互惠〉這篇報導中,吳密察自道「國史館最知名的是蔣中正的檔案,他上任第一個月就要求館員必須在一年內把蔣中正的檔案,目錄做到以『件』為單位,而非以『冊』為單位,而且要把目錄上網,讓民眾在家裡就可以查目錄,不必到國史館才看得到目錄。」 看起來,蔣檔的整理及公開,似是吳館長上任後即要著手進行的工程。

然而,若是熟用國史館藏資料者就會知道,不論是目錄公開或是以「件」為單位,這些都是我們「現在」就可在國史館網站上的「蔣中正總統文物」操作的「事實」,而非「一年內」才可看見的「未來成果」。

綜上所述,國史館此次引發的爭議,其實重點並非如某報紙訪問中方學人所言之「文化台獨」,而是關乎歷史檔案資料的開放與否,以及如何進一步訂定更為妥善、完備之相關法令,好以解決長久以來學界和官方之間的衝突,讓資料及法規皆能適得其所。

現下,據聞檔案管理局的調閱流程,正在尋求簡化、修正的辦法;此際,國史館是否該審慎考慮其間之弊害,而非貿然實施新規則?。即令國史館方新行的閱覽規則中,針對過往複印資料的辦法,做了大幅度的鬆綁和便民之措施;但仍讓筆者擔心的是,倘若全然依據檔管局、政府機關認定、審核檔案史料的方式,我們未來能多「自由」地提閱資料,能看到「多少」材料?在這一點疑問上,我們還是必須先打上一個問號。

本文經台灣教授協會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孫珞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