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參拜靖國神社」很可惡,是因為不了解日本「神」的信仰構造

覺得「參拜靖國神社」很可惡,是因為不了解日本「神」的信仰構造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日本的首相和議員參拜靖國神社,基本上是為了悼念戰爭的犧牲者,而不是為了某個戰犯。靖國神社合祀的往生者中99.96%不是戰犯。如果擺明只為0.04%的戰犯,拒絕悼念其他99.96%的往生者,反而有違常理。

每年8月15日是日本的「終戰紀念日」,也有人稱作「終戦の日」。這一天的由來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透過收音機向日本民眾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

1952年,日本恢復主權後,每年這一天日本政府都會舉辦全國戰歿者追悼式。天皇也會在這一天發表談話。近幾年,什麼人會在這一天參拜靖國神社也成為媒體的注目焦點。

過去台灣媒體在處理日本靖國神社的話題時,幾乎都是負面報導。記得小時候,台灣媒體報導在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消息時,很多人都會把這個現象描述成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以前我在台灣得到的資訊都是「參拜靖國神社很可惡」「參拜靖國神社是軍國主義復活的象徵」,而且把結論描述得很篤定。但是這些資訊幾乎不談因果動機,再不然就是閃爍其詞,事理邏輯連貫不起來。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日本的政治人物要參拜靖國神社。其實我到日本生活的最初幾年間,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因為日本的探討靖國神社問題的文獻也沒有提到「為什麼」。

日本的文獻沒有提到「為什麼」,就只是因為這件事太單純,單純到沒有必要提而已。稍微有一點想像力的人其實只要思考一下當事者的處境和立場,答案就出來了。只是以前我的想像力不足,而且我接觸的資訊都是直接跳過因果關係,然後灌輸我有違常理的結論,所以我才會迷惘。

靖國神社供奉了兩百多萬名往生者,這些往生者的家屬在這裡追悼死去的親人,一點也不奇怪。由於這些人的死和國策、政治判斷有關,所以政治人物追悼這些往生者並不奇怪。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1869年明治政府祭拜戰死者的「東京招魂社」。當初是由兵部省管轄。後來兵部省改制成陸軍省和海軍省,「東京招魂社」就由陸軍省、海軍省、內務省共同管轄。然後在1879年改稱靖國神社。

二次世界大戰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接管了日本。GHQ在1945年12月廢止日本的國家神道後,日本的各個官社就不再由政府管轄。其中靖國神社在1946年申請成為宗教法人。靖國神社成為宗教法人後,繼續做供養戰死者的業務。當時是由二戰死者的家屬向靖國神社提出資料,然後靖國神社向陸海軍的善後機構確認事實,再決定是否列入供養名單中。

在GHQ接管日本的期間,昭和天皇和日本首相都參拜過靖國神社。也就是說,GHQ認可昭和天皇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天皇和首相層級的活動,遠東委員會當然也看在眼裡。由於遠東委員會沒有意見,所以也可以解釋成遠東委員會認可昭和天皇和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其中,當時參拜過靖國神社的首相之一的吉田茂就是反軍國主義者。吉田茂從戰前就反對軍國主義,是當局眼中的問題人物。也就是說,反軍國主義的人也會參拜靖國神社。

所以參拜靖國神社不是最近才有的事,而是戰爭結束後就一直有人參拜。連GHQ的統治期間也不例外。

天皇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因很單純:這些人的死因和政府政策有關,政府代表人當然該去拜一下這些犧牲者。

日本恢復主權後,昭和天皇還是有去參拜靖國神社。一部分首相也有去參拜靖國神社。

另一方面,陸海軍的善後機構應戰死者遺族的要求,加快處理善後事宜,於是就直接把整理出來的戰死者名單提供給靖國神社,讓靖國神社判斷是否列入供養名單。結果二戰期間兩百多萬名戰死者就進入了靖國神社。這兩百多萬人是因為戰爭而死,但是未必是因為戰鬥而死。在戰場上餓死或病死的人,也一樣進入了靖國神社。有假說指出,當時在戰場上餓死或病死的可能超過百萬以上。假說的數字未必精確,但是多少可以反映當時日本軍的狀況。

家人被政策送上戰場,而且最後在外地餓死或病死,遭遇到這種狀況的家庭當然會對戰爭和政府沒有好感。其實以前一些日本的特攻隊員的遺書和家書也可以看到批判戰爭、批判政府的言論。這些批判戰爭、批判政府的遺書和家書沒有被當局攔截,可能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抗命,願意赴死,也可能是這些人的批判方式比較收歛,所以當局放過了這些意見。這些批判戰爭、批判日本政府的特攻隊員當然也在靖國神社的供養名單中。


1959年3月,二戰的日本B、C級戰犯陸續列入了靖國神社的供養名單。1978年10月17日,14名A級戰犯也列入了靖國神社的供養名單。

戰犯的A、B、C級是二戰後國際法庭審判時用的粗略分類,中文的文獻多是譯作甲、乙、丙級。這種分類方式是依據罪的種類,無關罪的輕重,也無關兇惡程度。

A級(甲級)犯罪:破壞和平(例如計畫戰爭、實行戰爭等)
B級(乙級)犯罪:違反交戰規則(例如虐待戰俘、殺死非戰鬥員、破壞都市等)
C級(丙級)犯罪:違反人道

其中有爭議的是A級和C級的犯罪。二戰當時,「破壞和平」罪的處罰對象是國家而非個人。「違反人道」則是二戰末期同盟國為了審判德國殺死自國猶太人而新設的罪。用這兩種罪審判二戰敗戰國的人員會有法律溯及既往的問題。

當時的美籍律師布萊克尼(Ben Bruce Blakeney)認為:戰爭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國家行為。追究計畫戰爭的人,或是用普通的殺人罪觀點審理戰爭的殺人行為會有很大的問題。因為在這個邏輯下,投原子彈的人也會變殺人犯,下令投原子彈的人也可能變成殺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