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評三四五】鄉土文學作家,也是現實主義作家──談王拓的兩篇都市小說

【文評三四五】鄉土文學作家,也是現實主義作家──談王拓的兩篇都市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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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受苦的人爭取權益、改善環境」應是他的心願,也是當時的他迫切想做到的事,因此當「用筆改革社會」的目標無法達成時,他會決定投身政治。

王拓於8月9日逝世,各界均感意外震驚。報章網路上紛紛有追念文字,細數他一生的奮鬥堅持,以及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投筆從政」經歷。當然,相對於較為近世所悉的政治參與,幾位文學、文化人也試圖闡述王拓前半生的文學成就及作品意義,希望在「前立委」「前文建會主委」「前秘書長」等頭銜外,能讓更多人看見他的文學身影。

談到文學身影,首先會浮現在大眾腦海中的,不外乎就是王拓作為一「鄉土文學作家」、「鄉土小說家」了。

要是看過他在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時所寫下的文字,當時他已經表示,許多人會把所謂的「鄉土文學」理解為「鄉村文學」,亦即以鄉村和鄉人生活為寫作題材,並使用大量閩南語的作品。這種理解不能說是全無道理,但很容易引發誤導,尤其它排斥了以都市和都市人為題材的篇章。因此王拓認為有必要將當時所謂的「鄉土文學」改稱為「現實主義文學」,除了反映刻劃農人、工人外,所有在工商社會裡為生活而掙扎的各種各樣人,都是作家應該關心的對象。

王拓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主張,並非自己說得開心而已。同時間發表的幾篇小說,都實踐著該意念,作為一位後世普遍認知的鄉土文學作家,王拓所書寫漁村漁民(而非農村)相當特殊,故鄉八斗子和金水嬸的堅毅形象深植人心,成為了日後作家王拓的代表意象;加上第二部小說集《望君早歸》中,同名的篇章亦是書寫漁民遭遇船難而家屬求助無門的艱難處境(這是王拓三哥的親身經歷),往往使人忽略了王拓此時的小說場景已有大半轉移至台北大都會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春牛圖〉、〈獎金二○○○元〉兩篇。

這兩篇作品寫的是藥品推銷員與醫藥界的生態,之所以會撰寫這類題材,還與王拓那些年的經歷有關。許多人都知曉王拓參與過《文季》、《夏潮》的編務,並曾是80年代赫赫有名的《人間》雜誌社長,但較少人知道他還是《健康世界》雜誌的創辦人之一。

人間雜誌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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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雜誌民國74年創刊號。

1975年,王拓因為政治壓力感到灰心而決意離開教育界,後與幾位台大醫生共同創辦《健康世界》,爾後又轉任藥品公司經理。正是這段經歷,令他得以瞭解當時醫藥界的整體結構和運作邏輯,以及某些光怪陸離的現象,這段時期他曾發表〈藥費為何這樣貴?-一個藥廠推銷代表的告白〉、〈崩塌的偶像-一個藥品推銷員眼中的某些醫師〉等文章,揭露藥廠與部分醫師之間的依賴、勾結,使藥品成本轉嫁於病患導致藥費節節升高的該時現況。

在小說〈春牛圖〉中,整體的情節大致可分為兩部分:前半是劉昭男帶領新進的外務員趙秀燕穿梭各大醫院、藥房中盤商,指導她認識藥品推銷業務及經營各種「人脈」。王拓有意透過此面向的描繪,揭露當時藥品推銷的各種畸形狀況,例如不降低藥品售價,反以贈閱色情月曆、書刊等旁門左道做促銷;醫師們因擁有藥品採購的決定權,經銷商便給予回扣及酒色招待,並招攬頗具姿色的外務員,暗示她們要「好好表現」等等。

小說後半部則描述劉昭男與老闆邱德彰之間的鬥爭,終至離開公司,最後走上製造春藥兼營應召的非法一途。王拓把資本家以利誘、各個擊破的方式反制抗爭者的場景,刻寫得十分精彩且尖銳,當原本怒火中燒、揚言罷工的業務員被一一叫進辦公室,出來後人人因加薪而喜孜孜地出門跑業務時,劉昭男終於知道事情並不如他所想得那麼簡單,他完完全全被孤立了。事實上,奠基在這些衝突情節、光怪陸離背後的,正是1970年代台灣社會不健全的勞資環境,以及當時常見的「低薪資、高獎金」制度,劉昭男本身其實也是「只要賣力的人就可以領到高薪」的宣傳者,而業務員口中的「假的、騙人的!」無一不是對此虛幻泡沫的無奈控訴。

這種結構性問題在〈獎金二○○○元〉中也有所展現,主角鄭文良是位生活窘迫的藥品推銷員,公司宣佈的新制度中只要每月業績最高者,便可於薪水之外獲頒兩千元獎金(當然這是公司為了衝高整體銷量的一種手段)。鄭文良一心一意想爭取,好替即將生產的太太買件大衣。作者王拓在情節營造上,要讓主角在即將業績第一、月底獲得獎金時,遭遇令人扼腕的大麻煩,也就是他前往收取支票的西藥房惡意倒閉、搬遷了,這不僅令鄭文良的獎金可能泡湯、美夢破滅,甚至還需要向公司賠款。

王拓在此用了相當篇幅著力描寫鄭文良的憤怒、焦慮,以及前往西藥房老闆的弟弟處詢問,時而黑臉、時而白臉地反覆糾纏的過程。爾後他終於知曉西藥房已遷至宜蘭,決定在夜晚視線不佳和滂沱大雨中,從台北騎車去宜蘭收帳(別忘了當時可沒有雪隧)。結果他雖然拿到了支票,在回程途中卻發生車禍,折斷了腿。

王拓_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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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眼睛》的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所有受苦的人」。這是他的心願,也是他迫切想做到的事。

〈春牛圖〉及〈獎金二○○○元〉,相較王拓此前的作品,除了其場景是台北都市外,其篇幅也有逐步拉長的趨勢(兩篇都超過二萬字),同時更重要的,作者展現了比以往更為鮮明的價值立場取向及批判。我們可以明顯感受到在這幾篇小說中,王拓想要揭露社會黑暗面、抨擊荒謬現實的急切,但是在此「急切」背後的卻並非迷惘或慌亂無章,而是作家堅實的世界觀之建立。事實上寫藥品推銷員,除了是他當時熟悉的題材外,他們的故事毋寧也是工商資本主義社會運作邏輯的具體而微代表。王拓在評論中便說:

這並不是只有藥品才有這樣的情形,而是在商業社會中,所有的商品都必然要經過、必然要形成的現象……說明了商業社會中產品從製造商到消費者手中,所經過的層層盤剝的事實。

在這幾篇作品中,王拓越來越能夠駕馭小說的書寫技藝,同時也能夠掌握類似盧卡奇(Georg Lukacs)現實主義理論中的所謂「整體性」(totality)和「典型」(type)。他能夠理解運作機制的力量及矛盾所在,並透過像鄭文良這類典型人物的營造,突顯、展現核心性質(雖然還不到扭轉的程度)。我們可以說在當時和今日的都會街頭,不也同樣有著許許多多的「鄭文良」,為著生活在炙熱艷陽或無情大雨下辛勞奔波?

王拓在《民眾的眼睛》的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所有受苦的人」。「為受苦的人爭取權益、改善環境」應是他的心願,也是當時的他迫切想做到的事。因此當「用筆改革社會」的目標無法達成時,他會決定投身政治。在筆者的訪談中,王拓曾表示那時候感覺文章的流通實在太慢、太小了,一本小說能印到兩版4,000本便偷笑了;但當時康寧祥、黃信介隨便一場演講都有上萬人去聽,這帶給他相當大的震撼。

當然,日後其實也有朋友反問過他:「你認為多年以後,人們會比較記得的是政治人物王拓,還是文學家王拓?好的作品可以流傳百世。」

我無法確定這些話是否曾經帶給王拓思索,而究竟是「政治」還是「文學」可以改變社會或世界?大概也是能夠吵上百年而不會有最終解答的問題吧。不過換個角度想,政治人王拓與文學人王拓其實都活得相當精采、有意義,這大抵也是需要有足夠才情的人,才有得選擇的。

20061212
Photo Credit:林阿炮

僅以此文,感謝王拓前輩的傾力協助,並紀念與其短暫的交會時光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