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考證:孫中山謊稱在香港萌生革命理念,其實他先講「改良」

歷史學者考證:孫中山謊稱在香港萌生革命理念,其實他先講「改良」
Photo Credit: Petar Kujundzic / 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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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引述歷史學者莫世祥的研究,指出孫中山早年在香港只提出「改良」國家政治,並非像後來所說「從來」都是追隨革命理念,在香港萌生革命思想,再兼論孫中山學歷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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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1年為辛亥革命百周年,兩岸三地出版多部以革命為題材的著作,其有一共通點,就是盡量抽離過去具有政治意識及宣傳的論述,把革命英雄還原歷史人物。其中,孫文研究當然是研究者的重中之重。

內地旅港學者莫世祥教授的《中山革命在香港》可謂其得意之作,莫世祥為原暨南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原深圳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專攻民國政治史,兼治香港社會經濟史。《中山革命在香港》一書以歷史檔案文獻為本,以考證為主要手段,嘗試把孫文在香港的革命事蹟建構出來。本書題為中山革命,即以孫文在香港的革命事業為題,講述他與香港之關係。作者雖不諱言對孫文別有一番感情,但書中卻不乏較貼近真實而非被政治化妝的孫文,此書正是實證主義史學的具體示範。

孫文在公開演講中,多次自稱在香港就學時就已有革命之想法,惟作者根據種種材料考證,指出孫氏在1903年才正式用革命一詞,而在1895至1897年的談話及文字記錄中所見,他一直用「改良」一詞。由此可見,孫文有意識地把自己塑造成早期已有革命思想,甚至是天生革命論者,均是「政治化妝術」的手段。即使在1905年成立的興中會,在黨史的記述下,其早已為以建立共和國為目標的革命組織,但作者客觀地指出其可疑之處,並指出共和革命是逐步發展而來,故作者對黨史的論述抱審慎態度。

更重要的是,在黨史論述中,是孫文創建興中會,而楊衢雲、謝纘泰等輔仁文社之成員是後來才加入,不過此其實是片面之詞,實際上是孫、謝兩派平等合等,共同組建興中會。孫文歷史敘事早被神化,成為他的革命資本,奠定他為革命領袖的地位。非如孫文《倫敦蒙難記》中所述的巧合事件,孫文借助西方與日本傳媒之口造勢,塑造自己成為革命家的形象,終壓倒素來與他處處競爭並取得領先地位的楊衢雲,成為了新一代革命領袖。

身為以目標為本的政治家,孫文亦非一味堅守共和革命,1900年適逢庚子拳變,孫文借英國人的支持,欲策反兩廣總督李鴻章謀求兩廣獨立,進而實行君主憲政。史家對此多有解釋,或認為此是孫文之階段性策略,惟其動機實難以猜測,但由此可見,孫文政治立場乃頗具彈性,不論是早期上書李鴻章以中興朝政,到後來中興會的反滿,至推行君主憲政,以至革命共和,都是孫文在不同階段或在同一階段的目標,此說明了他的目標具有多元性,而共通點皆在於振興中國,以及爭取個人在各種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本書作者雖然尊孫,然其仍然力圖還原其歷史事實,並非斥其早己心懷叵測。作者也認同孫文成革命領袖,是其個人努力與歷史選擇的結果。

另外,1913年「刺宋案」發生後,香港各界竟然發生聲明支持袁世凱的善後借款,並冷待在港的孫文,袁世凱嘉許香港各界「深明大義」、「愛國熱誠殊堪嘉尚」,相反當時更有人向孫文肖像掟石的報道,其原因一是由於袁宣稱在金錢上支持廣東紙幣,以免貶值,反映了香港人一直重實際利益的傳統;二是革命黨領導的廣東政權不得民心所致。此等史實,是過往黨史著作中幾乎隻字不提,而莫書中卻大書特書,足見莫世祥的新著具有相當的可讀性,為我們認知孫文在當時歷史環境下的實況。

其實,在後現代學者的眼中,歷史學家不可能做到絕對的客觀,因為作家在選材之時,他們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作了判斷與取捨,往往又是作者所不自知,這樣又如何做到絕對的客觀呢?對此,新歷史主義學者都有了共識,他們認為歷史認識是有著作者的主觀意願,儘管作者多希望能做到客觀。一般史學家尚且如此,何況在政治正確下生活的那一代學者,不論是國民黨背景欲以建立正統觀念的黨史專家,又或者是以繼承孫文遺志的中共政權,莫不把孫文樹立為一代偉人的歷史形象,當中的論述都盡量簡單化,把他描述為一向受人萬民仰止的「天生革命」的政治家。本書是近年試圖把孫文從聖人的神化形象還回為歷史人物的著作之一,黃字和的《中山先生與英國》與他的新著《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白吉爾(Bergère, Marie-Claire)的《孫逸仙》也是另一佼佼者,可與本書一並閱讀。

順帶一提,作者對孫文是否可用孫中山來稱呼也提出了看法,曾有不少意見認為中山乃孫文於旅日期間的日文化名,故稱他為孫中山實有欠規範,作者卻以約定俗成地理解,故以中山革命為本書命名,實是一脈相承。

近來大陸有意見認為孫文學歷造假,因他從來沒有「醫學博士學位」。香港文匯報轉載人民網文章,其謂:「那麼孫中山的博士頭銜又是如何來的呢?……鄭觀應寫道: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士,留心西學……」孫中山其實是以醫生的身份出道的,而「博士」這個職稱,似乎是在翻譯「Dr.」 過程中,將醫生、博士的稱謂混淆而來。孫中山當時也就聽之任之,似乎並沒有主動澄清,而且在其後與國際友人的書信交往中,有意無意地署名「Dr.SunYat-sen」,孫博士的頭銜也就慢慢傳開了。其實,當年孫文取得了「香港西醫書院醫藥及外科證書」(L.M.S.H.: Licentciate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of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kong)的專業資格,西醫多稱為Doctor,孫文在港畢業,其時香港西醫書院雖非正規大學,教育制度亦欠規範,但書院後成併入香港大學,故一般人均視其畢業生為Doctor,稱孫作博士只屬譯法有商榷之處而非學術造假。江英華回憶說同班有三十餘人。但據學校紀錄1887年與孫文同考的只有17人。1892年只有孫逸仙和江英華兩人畢業。江英華說1892年的兩廣總督是德壽,但事實上是李瀚章,可見江說並非史實。據查當年校方資料, 孫文當年一科66分,一科32.5分畢業,同年只有兩名考生,與江說不盡相同。1887年也只有12名學生考入,非上述說的三十多人!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本書除了重點處理孫文與輔仁派系爭奪反清領袖地位的真相以及還回孫文革命事業的多元性外,未有進一步回應近年種種指控孫文的材料,譬如宋教仁之死與孫文集團之嫌疑,陳炯明後人對孫文把陳氏醜化的講法,以及孫文書日本人私人協議以中國利益換取支持他反對袁世凱的論述等等。若能在本書加以辨證、疏理與回應,則此書的史學價值定必更上層樓。

原標題:評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

責任編輯:王陽翎
核稿編輯:歐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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