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的賽伯格》:釐清「我們」的島嶼書寫旅程

《後殖民的賽伯格》:釐清「我們」的島嶼書寫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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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將從界線、批判、抵抗這三條交互纏繞的向度去貫穿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思想。這三條軸線乃是關於知識的基礎、倫理的可能以及行動的方向,試圖去面對三個重要的問題:我們為什麼活成這樣?我們要如何共同生活?我們該怎麼辦?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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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君玫

我們曾經是
手,
我們掏空了黑暗,我們找到了
像夏天攀升的詞:
花朵。

策蘭〈花〉

書寫和存活,是同一回事,是在黑暗中尋找與創造的過程。這當然並不是說沒有書寫就不能存活,而是說,書寫是一種存活的方式,而存活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書寫。我們的生存足跡一直是這樣的書寫,而我們當中的某些人始終努力把這些足跡化為文字或其它表現形式,作為一種記錄,也是一種反思。像是枝枒的生長,繁衍變化。作為島嶼的居民,我的思想與書寫根植於此,每一段理論的旅行都是為了返回。

在我個人的思想過程中,蓋雅麗.史碧華克(Gayatri Spivak)的後殖民理論以及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的科技科學研究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我深信,我們身為後殖民的主體,同時也是科技科學的主體,這兩個存在樣態與處境的並存,相互交織,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情。無論是在思考個人生命的走向,或是台灣這塊土地的文化生命,都是如此。書寫作為一種抵抗、拆解與重建的技術,乃是被殖民者演化的第二條路線,這是我以往在探討中文語言改革時的體認(張君玫 2012)。被殖民的書寫,不僅是語意上掙扎與奮鬥,也體現了生存處境的限制與超越,自我改造或人工演化的歷史努力。後殖民關懷和科技問題意識的交錯,形塑了我個人以往的思考方向,也引發了我更深入探討這兩位女性主義思想家的強烈動機。因此,這本書,不僅是作為一段理論旅行的筆記,也代表我在島嶼思考的一個轉折點。

史碧華克和哈洛威這兩位當代重要的美國學者,就研究領域與問題意識來說,一個是後殖民的文化批判,一個是後人類的科技批判。就知識訓練的背景而言,一個是比較文學專業的人文學科,一個是生物學專業的自然科學。深層地理解,卻不難看出她們共通的關懷,尤其是致力於社會批判理論和女性主義觀點之間的溝通。她們的目標,都是為了建構一種更適合當代處境的女性主義批判社會理論。除了關注的議題不同,以及發言位置的差異之外,她們都從不同方向承襲了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傳統,分別打造並賦予新的批判視野。此外,儘管她們學科背景南轅北轍,卻同時強調跨科際的識讀能力,以及不同研究領域的相互補充,從中提供跨界與廣闊的批判路徑。

史碧華克和哈洛威的「左派」或「批判」色彩並不是沒有遭受質疑,而且往往來自很有份量的其他學者。比如,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1999)和後殖民理論學者班妮塔(Parry Benita 2004)都嚴厲地批評史碧華克「位處中心」而且「師承西方」後結構理論,從中產生的後殖民理論太過哲學與拗口,甚至指責她的論述噤聲了「真正的」從屬者或被殖民者。至於何以「身處中心」和「師承西方」會成為被質疑的點,以及「身處」中心和「西方」的意義是什麼,是否有明確的指涉,本身就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後)殖民」問題。另外,澳洲馬克思主義生態女性主義者愛麗雅.莎列(Ariel Salleh 1997)批評哈洛威是專注在「自我實現」的「後現代的自由派女性主義者」,完全否定哈洛威本身所強調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傳統。莎列批評史碧華克關於從屬者無法發言的說法乃是一種「後現代的悲觀主義」。

可以討論的是,所謂「自我實現」和「體制改革」之間的關係,「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嫌隙與鴻溝,以及何謂「樂觀」或「悲觀」的界定。每一種批評都有其獨特的知識與政治脈絡,有時候必須放回到批評者本身的計劃中才能充分理解並做出有意義的詮釋。以本書的目的而言,我並不準備去處理任何的「派別」或「路線」之爭。我認為,任何理論的思考都無法簡化為意識形態或表面立場的選擇,儘管理論並非價值中立或沒有發言位置的。我希望從自身的發言位置出發,去追索史碧華克和哈洛威「可以」帶我們去到的地方,以及我們自己願意並可以去到哪裡。

對我來說,身為「非西方的」、「全球南方的」、「女性的」、「台灣的」社會學者,在當代全球化與新殖民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身處一個仍以經濟發展與資源開發為首要目標的政經架構底下,史碧華克和哈洛威的批判理論,在主流社會學往往仍以中心國家為立足點的批判論述之外,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養分,同時也在男性為主的社會思想版圖之外畫出了異質的實踐與思考路徑,提供了動力與信心去想像與養育不一樣的未來。

以國外的相關研究來說,雖然已有不少關於史碧華克或哈洛威的二手研究與書籍,但鮮少有將她們放在一起討論的。一般認為她們是屬於不同「研究領域」的女性主義學者,大多數的討論都是關於個別作者的思想發展。史碧華克方面,二手介紹較多著眼於比較文學的後殖民批判傳統,以及解構哲學的倫理學思考(比如,Sanders 2006; Morton 2007);在哈洛威方面,則主要聚焦於她對科技科學與背後資本主義全球化脈絡所進行的女性主義批判,尤其是賽伯格(Cyborg)的書寫(比如,Schnieder 2005; Grebowicz, Merrick and Haraway2013)。

無論如何,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看到有專書透過扣連這兩位學者的理論,來思考後殖民處境與當代科技科學的內在關聯,以及其中交織的發言位置。再以國內的相關研究而言,則嚴重欠缺對這兩位學者的思想介紹,只有寥寥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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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史碧華克與哈洛威的理論觀照,將從我自身作為後殖民台灣知識份子的發言位置出發。在「被殖民者」、「有色人」(非白人)、「邊陲人」(非中心)、「女人」(非男人)、「動物」(非人類)、「自然」(非文明)等相關位置的交織情境中,如何思考「抵抗」的可能性,是一個關鍵。這一兩百年來,被殖民者的意識已經逐漸由「急起直追」轉向為「另類出路」。但這樣的轉向並不充分,依然對強者愛恨交織。近年來已有學者指出,在當今的後殖民理論中,始終欠缺一個比較清楚的「抵抗」概念。所謂的抵抗,不應該只是把受壓迫者解放出來,更應該涉及到整個壓迫結構的轉變(Jefferess 2008)。此外,也有學者指出,我們必須認真看待後殖民的政治危機以及全球的生態危機之間的深刻關聯(Huggan and Tiffin 2010)。

換言之,在「急起直追」和「另類出路」之間,所涉及的絕對不只是政治自主性、經濟獨立性、文化發言權等社會議題,更必須認真考量那些在現代文明中被貶抑到「自然」領域的存在物與領域,包括環境、生態、動物,以及其他被認為「較不文明」、「較不開化」、「較接近自然」的人類存在,也必須對所謂的「文明」或「開化」(發展)提出批判。這當然至少會是一個長遠的工作,在目前的階段,我希望透過史碧華克和哈洛威所提供的視角與交會,觀照我們所身處的獨特後殖民位置,可以更深刻思考這些問題的方向。換言之,我對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這兩位女性主義思想家的探討,將特別著眼於其所具有的批判與實踐意義。並從中思索,身為一個位處台灣的女性後殖民知識份子與教育工作者,在當今全球化與新殖民的世界秩序中所必須或可能扮演的角色,以及批判性書寫如何作為一種干預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對我而言,這並非單純的所謂理論「應用」。

實際上,我始終主張理論的動態思考並不是關於拿一個理論來應用到現實,而在於回歸到活生生的生存處境:誰在思考、在哪裡思考、如何思考、如何生活、如何在生活中思考,並在思考中改變生活。這其中必然涉及了關於思想的分子化翻譯,以及從中對於現實理解的重鑄,包括文化脈絡的縫合、扣連與轉移(張君玫2012)。而這些,都是綿密深遠的身心勞動。

在當代社會中,「文化」彷彿成為無限膨脹的包膜,覆蓋了社會各個交織纏繞的鬥爭層面,卻往往因此掩飾了更深層的物質條件。另外一方面,「科技」對於社會的治理也在膨脹,透過專家政治以及各領域的專業分工,貫徹著「科學」對「生命」的殖民。早在1979年南加州人文學科中心所主辦的研討會中(Spivak 1996: 29-51),史碧華克就對人文學科在當代科技社會中的命運做出了反省。她指出,人文學者的活動區域往往侷限在學院小的圈圈,擔負著「保管文化的工作」(custodianship of culture)(Spivak 1996: 35)。人文學者的工作包括生產各種不同觀點的「文化解釋」,並定期再製與確保「官方的意識形態」,但那同時也是我們生產力的基礎,讓我們得以去創造出其他、另類和反抗的文化解釋。

換言之,順從與反抗,從來就不像表面上那麼清楚明白。邊緣與中心,也不是固定不變的位置,而涉及到解釋的框架。儘管壓迫的框架始終並未顛破。解釋的框架和壓迫的框架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這是有待深入思考的,在每一種解釋當中,都有特定的邊緣,而且這些邊緣是「不可化約的」(Spivak 1996: 35)。簡單來說,不同的「邊緣」或「邊緣性」之間並不是可以替換或是簡化到某種更基本單位的。比如,階級上的邊緣不能化約到性別上的邊緣,反之亦然。更深一層來說,人文學者作為文化的「保管者」,同時也必須成為文化的「批判者」。而對文化的批判,乃是對於「文化解釋」如何被生產出來的批判。

我們必須去批判「文化解釋」的生產條件與生產關係,徹底檢驗一個文化批評家的實踐。如同史碧華克所強調的,一個人會想要去做出解釋,這本身即透露了她身為文化主體的某種欲望,一方面想要擁有一個可以去(對世界)進行解釋的自我,另一方面想要擁有一個可以從自我角度去解釋的世界。這樣的欲望其實也是現代西方哲學知識論的根本預設,也正是現代性最根底的欲望。

一個文化解釋者,在進行解釋的過程中,必然不斷排除許多的異質性,而這些異質性之間往往又是彼此徹底不同(Spivak 1996: 33)。史碧華克所強調的「不可化約的邊緣」以及「徹底不同的異質」其實是相互關聯的,都涉及到那些被我們稱為邊緣、他者、從屬者、弱勢者、被壓迫者、被殖民者的位置,以及對於這些位置的更深刻理解,一方面要擺脫固定的本質論,認知到所謂的界線與邊緣必然隨著論述架構的移轉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卻也要慎防陷入論述的相對主義和政治上的虛無主義。

任何進行解釋的文化主體當然都不是飄忽在真空狀態,或是不具有特定的歷史、社會、經濟、文化、政治與身體條件。雖然,這並不表示她們不具有獨立於自身存在條件之外的自主性或選擇。但這確實意味著,我們可以找到論述的物質基礎,並作出真實的判斷。這些過程,都涉及了某種價值編碼的操作,包括對膚色、性別、不同的身體、文化風格、價值取向,甚至生活態度。我們生產出了獨尊特定文化解釋的知識權威,但同時也在其中取得了批判這種生產的可能性。因此,史碧華克把人文學科的教學定位在,一種文化解釋的場域,在這裡,我們不斷質疑著對於文化的解釋(Spivak 1996: 47)。

在批判的實踐上,除了身為女人、非白人、來自前英國殖民地印度、身處美國大都會學院的多種位置之外,史碧華克往往更強調自身作為人文學者的思考與教學勞動。在種種自身定位的符號中,她所擁抱的是「女性主義的」、「解構的」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視角,遠多於「後殖民的」或「後結構的」之類的標籤。但在操作上,解構(deconstruction)的方法支撐或貫穿了所有的視角得以成就觀點的基礎。就像史碧華克所強調的,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並不是單純的揭露被批判者的「錯誤」,更重要的是要去追索真理或真相如何被建構出來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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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用以進行批判的語言只能夠是被批判者的語言(Spivak 1996: 135),這點對實際的行動主義來說尤為重要。批判同時也是一種重建,在從屬者的文化重建中,必須以其本身的語言去進入,才可能在其特定的文化織路與裂痕中思考與行動。人文學者在生產「合法的」與「批判的」文化解釋時,都必須習得並使用她所要批判的文化解釋或現象論述的語言。換言之,無論在文化主流的內部批判,或文化從屬的改變重建中,習得語文識讀能力都是很關鍵的。

解構,因此必然同時是一種自我批判,乃至於自我重建。簡言之,解構正是對「位置」的鬆動、追蹤與質疑,一種「政治倫理」質問(Spivak 1999;2006)。我選擇將位置括號起來,因為以中文的語境來說,我們對於位置的理解往往是狹隘的,侷限在空間中的,或頂多考慮到社會位置。但更廣義來說的位置,包含了各個不同層面的放置與定位,舉凡政治上的、倫理學上的、文學上的、心理上的,乃至於更重要的彼此相對關係的位置。

藉由過程去「看見」。科學和倫理,因此是兩個必須並置思考的議題。更重要的是,衍射的批判和展演當然並不僅是關於如何看見與認識,更涉及到跨界的抵抗辯證。賽伯格是關於一種抵抗的生存方式,關鍵在於,如何思考異質行動者之間的結盟與衝突,如何在不粉飾太平的情況之下追求共同生活的繁盛倫理。

無論是史碧華克的「解構」或哈洛威的「衍射」,都是在以特定的方式闡述知識份子,尤其是女性的、後殖民全球化情境、新科技科學政權下的知識份子,面對世界所可能具有的能動性(agency)。對史碧華克來說,「文化」這個名詞所指稱的就是一種集體能動力(collective agency)的可能性,而對哈洛威來說,能動力必須是一種不斷串連部份觀點的動詞。我把「解構」和「衍射」理解為兩種差異但相關的批判方法論,並將分別在本書的第三、四章做更深入與脈絡化的討論。在本書的寫作中,我所進行的思考勞動,可以說是在後殖民的「解構」和賽伯格的「衍射」之間來回交錯地進行著。兩者交會的主旨就在於「書寫」(並重新書寫)世界的知識與倫理的可能。

以整體的架構而言,我將從界線、批判、抵抗這三條交互纏繞的向度去貫穿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思想。這三條軸線乃是關於知識的基礎、倫理的可能以及行動的方向,試圖去面對三個重要的問題:我們為什麼活成這樣?我們要如何共同生活?我們該怎麼辦?更重要的是,我們必然先認知到,我們並不是一個整體化、同質性或有著一致處境的「我們」。對異質性的認知倘若缺少了對權力的分析,就很容易陷入相對主義的不作為當中。換言之,並不是所有的位置都是對等的,無論是哪個層面意義的位置,彼此之間都具有特定、不均衡甚且衝突的關係。

批判和抵抗,永遠牽涉到對界線與位置的協商與折衝。釐清「我們」的層次與衝突、聯合與聚散、對立與結盟,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很重要。然而,對於身處台灣這個多重殖民經驗、位處權力邊緣、充滿追趕焦慮、文化意向浮動、盲目開發破壞的島嶼上,對「我們」的自我定位與內在批判更是一個迫切的問題意識。

書籍介紹

後殖民的賽伯格: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批判書寫》,群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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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界線、批判、抵抗這三條交互纏繞的向度去貫穿哈洛威和史碧華克的思想,分別就知識的基礎、倫理的可能以及行動的方向,去釐清共同生活的多重意義。

這個共同基礎是蘊藏在她們批判方法論中的對於強權與現狀的抵抗。這樣的抵抗表現在很多層面,其中必然也涉及對界線的重新思考、跨越與打造,此為兩位思想家共同指出的當代倫理責任。同時,她們之間的差異所在依然重要,尤其是各自迥異的發言位置所揭示的故事、隱喻和矛盾。此外,在所有的閱讀計畫中,我們都必須去尋找並建構自己賴以生存、思考與行動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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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