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識、公民不服從和政治參與：如果政府聽見我們的話，何必做叛逆的公民？

文：王靖興（休士頓大學博士後研究員）、翁履中（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助理教授）

「公民意識」是指個人對於其公民權利和責任義務的認知，這個概念對於臺灣民眾並不陌生，從早期推動民主改革的社會運動，到近期反黑箱課綱運動，都可以視為公民意識的展現。民主國家普遍樂於發展和深化其國民的公民意識，因為落實民主政治的其中ㄧ項重要因素就是民眾對於政治事務的關心和參與，而公民意識的培養正有助於個人了解其在民主社會中所應該所扮演的角色，進而增進對公領域事務的關注。

相較之下，「公民不服從」這個概念則是從近期的一連串社會抗爭事件，尤其是在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之後，才在臺灣社會開始受到較廣泛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公民不服從與民主社會中要求公民遵守法治的觀念相違背，因為公民不服從是指用個人拒絕遵守法律為手段，迫使政府作為或改變其既定行為和政策 [1]。

正因為聽起來很叛逆，所以公民不服從這個概念在民主社會中很多人難以接受，甚至許多人覺得宣揚公民不服從的理念可能會破壞民主社會所應該重視的法治觀。這也是為什麼太陽花學運發生的時候，社會上會出現正反兩種聲音，一方認為因為政府失靈、失信於人民在先，所以即使採取激烈的非法手段，民眾抗爭依然有理；而另一方則認為民眾的抗爭行為必須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進行，否則民主社會所依據的法制精神將蕩然無存。

由此可知，公民不服從概念之所以會衍生出爭議，關鍵就在於每個人對於公民不服從概念的「非法性」接受度並不ㄧ致。然而，即便有人接受公民不服從的「非法性」，也並不表示他（她）就贊成採取「暴力性」的抗爭來表達意見，反之，公民不服從其實強調的是「非暴力性」的抵抗。知名的政治學者John Rawls認為，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都不能作為表現公民不服從的方式，因為暴力行為會扭曲和傷害該行動的本質。[2]

正因為公民不服從帶有一點壞壞的「非法性」特質，所以相較於公民意識，民主社會或許不是那麼樂於鼓吹公民不服從的觀念。具有公民意識的的民眾會尋求合法和體制內的途徑參與政治過程，以協助形成政策和立法，然而這是奠基在政府運作良好，並能夠有效回應民意的基礎之上。一旦政府作為無法符合民眾期待，甚至失去民眾信任之後，部分人士可能就會訴諸於體制外，甚至非法的途徑來改變政府，在此情況下，公民不服從的想法也會隨之醞釀成形。

雖然公民意識已在臺灣慢慢深植，但是公民不服從尚屬一個較新的概念，而過去台灣學界很少探討公民意識和公民不服從對於民眾政治參與的影響，尤其是爭議性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活動的參與，因此我們利用中研院張福建教授和政大選研中心蔡佳泓教授的「公民意識與公民不服從」研究計畫所提供的電話訪問資料，來了解台灣民眾的公民意識和公民不服從，以及其對民眾支持和參與爭議性政治活動的影響 [3]。

在依變數測量方面，我們利用受訪民眾是否支持太陽花學運來檢視其支持爭議性政治活動的態度。[4] 另外，參與爭議性政治活動則是要求受訪民眾指出其過去兩年內是否參加過集會、遊行和罷工等活動。[5] 在主要自變數測量方面，我們利用受訪民眾回應五個關於公眾事務看法的題目，並取其答案平均數來測量公民意識。[6] 另外，公民不服從則是詢問受訪民眾是否同意可以採取公然違法的方式去反對有問題的法律。[7]

Photo Credit: Jimmy Lam

遵守民主法治就不該參與政治抗爭？

簡單來說，爭議性政治活動是指集體性的政治抗爭，包括社會運動、抗議活動和罷工等政治行為。跟以往把藍綠或是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當成分析指標的研究不同，我們更想了解民眾願意參與這樣的政治活動是不是因為他們的公民意識抬頭了？到底公民意識和公民不服從對支持太陽花學運以及參與集會、遊行和罷工等活動有沒有影響？從前面的討論中可以簡單的歸納出我們的假設，相較於公民不服從的概念，個人的公民意識較高代表越是相信民主必須基於法治之上，而公民不服從則是主張只要政府表現太差，人民應該有權用任何手段來反抗。

根據假設，我們進一步研究之後發現，公民不服從感愈強的民眾的確愈有可能支持太陽花學運以及參與集會、遊行和罷工等活動，也更能接受透過體制外、甚至非法的手段迫使政府作為或不作為，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然而，我們卻發現公民意識愈強的民眾也同樣愈有可能支持太陽花學運以及參與集會、遊行和罷工等活動，這與我們認為具有公民意識的民眾希望循合法和體制內的途徑參與政治活動的認知不一致。這個結果反映出，公民意識不僅會促進臺灣民眾透過體制內的方式參與政治，對體制外政治活動的參與也有不小的幫助。

換句話說，台灣在經歷民主化數十年之後，民眾的公民意識抬頭顯示出大家都認同法治是民主的基礎，但台灣民眾不會僅僅做安份又聽話的公民，相反地，因為公民意識高漲，所以大家更願意關注現有法制是否符合社會的需要，在一昧相信「惡法亦法」之前，對政府及政客的不滿已經讓台灣社會形成了集體的公民不服從氣氛，也因此促成台灣民眾願意接受用更激烈的手段來修正「惡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