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無法否認眼前出現的這一幕：中國的狗吃得比北韓的醫師好

文：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

事實上，美蘭幾乎比任何人都早到南韓。

從韓戰結束到一九九八年十月美蘭逃出北韓為止，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只有九百二十三名北韓人逃到南韓。如果考慮每年平均有兩萬一千名東德人爬過柏林圍牆逃往西德，就可以感受到這個數字的微小。

絕大多數叛逃的北韓人是駐外的外交人員或官員。黃長燁是北韓重要的學者與官員，曾是金正日的教授，他利用公務結束返家時，走進了南韓駐北京大使館。偶爾會有北韓士兵不計任何代價冒險穿越非軍事區叛逃。有些漁民則是駕船逃到南韓。

北韓政權採取不尋常的措施來封鎖人民。一九九○年代初期，清津與其他濱海城市的海灘豎起了柵欄，以防民眾駕船逃往日本；北韓人因公出國時，必須將配偶與子女留在國內當人質，以確保他們回國。脫北者知道自己想獲得自由，必須以犧牲自己親人的自由為代價，他們的親人很可能餘生都要在勞改營度過。

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期，情況出現變化。饑荒與中國經濟改革讓北韓人產生逃亡的動機。北韓人從邊境可以看到閃亮的新車行駛在圖們江畔的碼頭邊，他們親眼看見中國人過著不錯的生活。

曾經協助美蘭渡河的網絡擴展得相當迅速。他們重新繪製跨越圖們江的路線圖，標出距離最短的渡口，並且賄選邊防衛兵。如果你不會游泳，你可以付錢請人揹你過去。脫北者的數量呈指數成長。到了二○○一年，估計有十萬名北韓人偷渡到中國，其中一小部分最後逃往南韓。

交通的流動是雙向的。北韓人湧入中國，中國商品湧入北韓——不只是糧食與衣物，還有書籍、收音機、雜誌，甚至包括聖經這種違禁品。中國盜版工廠生產的DVD既小又便宜。一名走私客可以將上千片DVD塞進一個箱子裡，然後在上面鋪一層香菸，用來賄賂邊防衛兵。

中國也生產DVD放映機，價格只有二十美元，對於新經濟下的北韓人，這個價錢是負擔得起的。銷路很好的影片如《鐵達尼號》（Titanic）、《空中監獄》（Con Air）與《證人》（Witness）。更受歡迎的是南韓電影、通俗劇與感傷的肥皂劇。南韓的情境喜劇原本描繪的是工人階級生活，但北韓觀眾特別感興趣的卻是廚房設備與主角的服裝。這是北韓民眾第一次看到沒有金日成或金正日口號的韓語戲劇。他們也看到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雖然這些戲劇都經過理想化與商業化）。

北韓政府指控美國與南韓以書籍與DVD做為幌子，企圖顛覆北韓政權。DVD的販賣者被捕，有時還因叛國罪而被處死。勞動黨的黨員發表演說，提醒民眾抗拒危險的外國文化：

我們的敵人刻意製作這些內容來美化帝國主義世界與散布他們腐敗、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如果我們受到這些不尋常的內容影響，我們的革命心態與階級意識將會麻痺，我們對「金日成」大元帥的絕對崇敬將會消失。

然而，北韓境內的資訊傳布並不是靠書籍、報紙或電影，而是仰賴口耳相傳。沒有DVD放映機無法觀看外國影片的民眾，多半是從別人的口中得知訊息。一些不可思議的故事在民眾之間流傳著，內容不外乎誇耀鄰國財富與科技發展。據說南韓人發展了一種精巧的汽車，只要駕駛人對著酒測器吹氣，證明他沒有喝酒，車子就會發動（這是假的）。又說對岸一般中國農民的生活非常富足，他們一天三餐吃的都是白米（這是真的）。

一名北韓士兵日後回憶自己的同袍得到一只美國製的指甲刀，他拿出來向朋友炫耀。這名士兵剪了幾根指甲後，讚賞刀鋒的銳利與乾淨，同時對於這件小東西的力學原理驚異不已。接著他心情沉重地說：如果北韓連這麼精美的指甲刀都做不出來，還要怎麼跟美國的武器對抗？

一名北韓學生則是從官方媒體的照片中看出端倪。照片顯示有一名南韓人站在罷工的警戒線上。北韓官方原想用這張照片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是如何遭受剝削，但這名學生卻發現這位「受壓迫的」工人穿著有拉鍊的夾克，口袋裡還插著一枝原子筆，兩者在北韓都是奢侈品。

一九九○年代中期，一名北韓海上官員乘船行駛在黃海海面上，這時無線電意外接收到南韓廣播。這個節目是一齣情境喜劇，描述兩名年輕女子為了爭搶大樓停車位而大打出手。他不理解車子多到沒地方停是個什麼樣的概念。雖然他已年近四十而且官階不低，但他認識的人裡面還沒有人擁有私家車——年輕女子就更不用說。他覺得這齣廣播劇只是個諷刺劇，但想了幾天之後，他認為沒錯，南韓一定有這麼多車子。

幾年後，這名官員叛逃了，那名看到指甲刀的士兵以及那名看到罷工者照片的學生也一樣。

即使有過最狂野的夢想，金醫師卻從未想過離開北韓。不是因為她對外在世界無知或毫無興趣——她喜歡閱讀，而且熱愛遙遠異國風情故事——而是因為對她而言，北韓是最好的國家，沒有必要去別的地方。

金醫師小時候常聽父親提起他在中國的悲慘生活，以及在一九六○年代初期逃來北韓的事。金醫師覺得自己很幸運能生在北韓，而且非常感激政府願意讓身為卑微建築工人女兒的她免費就讀醫學院。她覺得自己的教育與人生都是國家給予的，因此她最大的野心就是加入勞動黨報效國家。

「如果黨需要的話，我願意掏心剖肺。我就是這麼愛國，」金醫師日後說道。

然而，金醫師在加班從事志工工作時（擔任黨委書記助理），卻發現黨並沒有以相同的方式看待她。

金日成去世的那年冬天，金醫師的志工工作從早上七點三十分開始，比醫院其他資深職員都要早，因此她可以慢慢整理黨委書記零亂的辦公室。醫院黨委書記是一名五十多歲的女醫師，她的專科是肝炎，大家都叫她鄭同志書記。科主任的辦公室是個很小的房間，裡面除了必要的金日成與金正日肖像，牆邊還擺放著檔案櫃。陳舊的木製書桌，抽屜沒有關緊，文件掉了出來，散落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