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題︰「紅香爐」位於港島區哪一處?

香港歷史題︰「紅香爐」位於港島區哪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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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究竟哪裡是紅香爐?紅香爐又有什麼意義呢?而位於紅香爐的紅香爐天后廟,其社會地位與慈善業務的發展又有什麼關係呢?

歷史上與香港有關的地方志有《粵大記》、《廣州府志》、《東莞縣志》、《新安縣志》、《廣東通志》等,當中纂修接近5個世紀的《新安縣志》所載資料非常重要。《新安縣志》第一次的纂修於萬曆十四年(1586)完成,隨後至民國為止總共重修增補了六次。9羅香林引用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由知縣舒懋官和王崇熙重修的版本,前後重修的時間是1688年和1930年,因此清嘉慶的版本就只此一個。然而,小遴查遍香港和台灣的版本均不見輿地畧圖,而只有縣境之圖,反而在〈中國國家地理〉網址上找到相關圖片,而該圖的原圖應該就是丁博士所指的附圖。10

不管怎樣,紅香爐和香港村無疑在1819年的《新安縣志》同時存在,這點阮元於1822年第六次纂修的《廣東通志》已經清楚列明。因此,坊間聲稱紅香爐演變為香港全島總稱的說法相信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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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新安縣志》上的縣境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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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荃灣公共圖書館。
阮元於1822年所繪製的《廣東通志》。當中可見「香港外洋」和「紅香爐營汛」。

紅香爐天后廟與南北行

看過紅香爐天后廟的基本資料後,我們再從天后廟與南北行的關係看其社會地位。

從廟宇重修所涉及的善信和善款數字來看,銅鑼灣天后廟在當時香港島相信是一所很有份量的廟宇。天后古廟於道光廿五年(1845)進行了第一次重修,到了同治七年(1868)又進行了第二次。是次重修的情況,據丁新豹博士表示,廟內碑文上記錄了「叨蒙闔港水陸商民人等,揮金相助」等言。然而,由於碑文日久失修而不見文獻記載,碑文除了善信和捐款金額外,其他部分已經模糊不清,小遴找不到「叨……助」二句。不過從碑文上眾多善信的芳名和善款數字來看,「叨蒙闔港水陸商民人」和「揮金相助」應該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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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筆者實地拍攝。
廟內碑文註明南北行和其他商號等的捐款金額。最上排由左至右可隱約見到所捐善款是最多的福茂隆,接著是恆豐行、合興行、永祥順、元發行、得美行、廣福和、泰豐順等南北行莊。

廟中碑文收錄了損錢資助重修的善信連公司共1418名/家,籌得善款4483.5圓。以金額和善信數目來說,均冠絕當時全港廟宇。從圖5可見,碑文中所列的商號如恒豐行、合興行、永祥順、元發行、得美行、廣福和、泰豐順等,均為當時最具規模的南北行。當時,南北行在1850年左右開始發展,在1860年已成為香港人華人商業社會中的一股強大經濟力量。在港島包括文武廟在內的其他廟宇碑記,都找不到如此眾多南北行商人集資修繕廟宇的例子。不僅如此,在捐款的名單上,其中還包括了台灣、潮州、澄海、省城、留隍、金山等地的商號和善信,範圍也超越了香港。由此可見,當時紅香爐天后廟遠近馳名,這是當時其他廟宇無法比擬的。

另一方面,紅香爐天后廟的位置並非處於香港當時的繁華地段,而是在維多利亞城三環以外較偏遠的地方。然而,善信不但來自各行各業,而且天后廟旁並没有像香港仔天后廟、鴨脷洲洪聖廟、赤柱天后宮、灣仔玉虛宮、洪聖廟、筲箕灣天后宮等設有作坊眾議事的公所,由此可見紅香爐天后廟並不屬於街坊廟宇,其獨特的地位就只有荷李活道的文武廟可以相比。

南北行與慈善業務發展

除了南北行外,善信還包括本地的商號、坊眾、機構、貨船、欄棧等。然而,廟宇失修,為何善信會來自各方?這要由香港廟宇本身的文化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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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中另一塊註明個人善信名稱的碑文,人數眾多。

在中國傳統農業鄉村社會,同姓鄉紳會在宗祠內商議鄉中事務,但不同姓的鄉村父老,卻會在土地廟或文武廟集會。久而久之,廟宇便成為賑米、施藥、敬老、恤孤等福利事業的發起機構,就如當年的代表文武廟。廟宇將來自各界的捐款來營運慈善事業,例如建義學和善堂,並成為後來贈醫施藥、施棺贈殮、興辦義學、救急扶危等東華、保良局、樂善堂慈善機構的財力與文化資產來源。

除了發展慈善事務之外,與其他廟宇一樣,紅香爐天后廟亦是當時社會中主持公道的地方。假如鄉中發生紛爭,村中的父老都會在廟內仲裁。香港開埠初期,義律發表了義律公告(Elliot’s Proclamations),保證香港華人繼續依從大清律例,而鄉村事務便伸延至廟宇委員會負責管理。而為達到公告中所謂「華人治華」的管治方針,以及由於當時發生一連串促使港府修訂管治華人方法的事件,香港政府亦有意扶植一班支持政府施正的華人領袖,而華人領袖便借助廟宇的社會力量。

對清政府方面,當年屬社會上有頭有面的南北行,都會向管理鄉村事務的廟宇捐獻,而廟宇如文武廟本身就是廟宇社區,即以廟宇為中心,處理公眾事務,一些有地位的南北行領袖如士紳階級,會在捐款後成為廟宇的值理,在此聚會議事,處理廟宇事務,而值理也成為身份的象徵。

後來,文武廟值理更升格為半官方的地方議會,而那些半官方的值理主要就是由南北行領袖組成。值理團秘密控制華人事務,仲裁商務糾紛,安排接待路過香港的清朝官員,為捐官事宜進行談判,更作為居港華人與廣東官方之間的非官方媒介。11因此可以說,華人領袖對廟宇大刀闊斧的捐獻,形成了一個對百姓、香港政府和清政府三贏的局面。

南北行與廟宇的關係

換言之,以現代的角度來說,南北行與廟宇本來就是一種互惠的戰略夥伴關係。南北行將其雄厚財力注入廟宇,透過擔當著排難解紛、聯絡鄉情和維持秩序重要角色的廟宇,以作為籌建慈善事務的踏腳石,來換取南北行在社會上和政治上話語權的籌碼,華人商紳的社會地位因而逐漸擴大。

當然,在商言商和商人從政實在無可厚非,但事實上南北行與廟宇的夥伴關係的確是推動了香港早期華人的福祉發展,例如1869年籌建的東華的主要財力來源,就是來自南北行和金山莊。而由1869至1899年歷屆東華的362名總理中,買辦和南北行所佔的席位亦是最多。12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廟宇失修,善信不但來自南北行,而且還有其他行業甚至國內其他地方的商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