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知道社會的真面目,就必須留意它面對「負利率」時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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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為何貨幣可以在成為社會至高商品的同時具備負價格,一個有益的起點是認識到和馬鈴薯不同,貨幣沒有內在私人價值。

文:Yanis Varoufakis(希臘前財政部長,現為雅典大學經濟學教授)

慾望目標都是有成本的。只有壞東西,比如有毒廢棄物,價格為負,等於想要讓他消失的人所支付的費用。這意味著負利率隱含著一個新的看待貨幣的角度——它已經「壞了」嗎?

在市場經濟中,貨幣是衡量商品和服務價值的指標。而利率則是這一指標——即貨幣本身的價格。當價格為零時,把錢藏在床底下和拿來放貸沒什麼區別,因為持有或借貸現金沒有成本。

但貨幣價格怎麼會是零呢?畢竟,世界的運轉要靠錢,馬克思(Karl Marx)也,錢「把我的一切無能變成了能力。」它又怎麼可能變負呢?目前,全球經濟中許多貨幣的利率為負,全世界有錢人「賄賂」政府向自己借走5.5萬億多美元。

答案只能在經濟學家所憎恨的角度尋找:哲學的、政治的、因此不能歸納為簡潔的實證解釋的角度。換句話說,答案必須考慮貨幣的本質。

在農民市場中,有大量馬鈴薯沒賣出去的賣家開始降價,直到價格達到所有土豆都被買走的程度(可能非常低,但仍為正)。相反,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每一次貨幣價格降低後,貨幣需求都會下降,而儲蓄過剩更加嚴重。顯然,貨幣不是馬鈴薯或其他任何定義明確的「東西」。

要理解為何貨幣可以在成為社會至高商品的同時具備負價格,一個有益的起點是認識到和馬鈴薯不同,貨幣沒有內在私人價值。它的效用來自持有人可以讓別人做什麼。貨幣,用列寧的政治學定義講,有關「誰對誰做什麼」。

設想你是一位企業家,在銀行裡存著錢,或有一家銀行急切地想發出巨額貸款投資你的企業。你輾轉反側地思考是否應該投資於新產品——亦即是否應該利用獲得資金的便利讓各種其他人為你工作。在當前的大緊縮中,你最擔心的是你的客戶的未來購買力和情緒。他們能不能、願不願意以足夠高的價格和數量購買你的新產品?

假設失眠的你打開收音機或電視,聽說美國聯準會主席葉倫(Janet Yellen)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Mario Draghi)正在考慮進一步削減利率。你會因為你的融資成本將有所下降而歡呼雀躍嗎?你會受此激勵把利息變少(甚至為負)的自己的錢拿來投資嗎?

不會、不會。你最有可能的反應是心裡一緊:「天哪!葉倫和德拉吉正在考慮新一輪降息,想必他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需求將保持萎靡!」於是你放棄了投資計劃。「最好可以幾乎沒有成本地借錢」,你想,「回購更多的公司股票,提振它的股價,在股票上掙更多錢,把錢存在銀行以備不測」。

於是,貨幣價格下跌,儘管貨幣供給大增。從未預測到大緊縮的中央銀行行長們現在正忙於從經濟和經濟計量模型中尋找辦法,但這些模型都解釋不了這一現象,遑論提出解決方案。他們不願質疑央行必須非政治化的政治學教條,拒絕將貨幣視為超越「東西」的事物。於是,他們繼續為這個需要用精巧的政治哲學方法解決的問題尋找技術官僚解決方案。

這樣的努力是徒勞的。一旦貨幣價格(利率)達到零,央行就試圖向商業銀行購買巨量公共和私人債務,為它們提供自由放貸的激勵。歐洲央行甚至付錢給銀行讓它們放貸,並懲罰不放貸的銀行(通過超額準備金負利率)。

但銀行家和企業將這些措施視為面對自我實現的通縮預期的絕望之舉,它們拒絕投資,而是用央行的錢抬高自身資產(股票、藝術品、不動產等)的價格。這對於解決大緊縮毫無幫助;而只能讓富者愈富,這一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央行行長對央行獨立性的信念。

謝天謝地,不是所有的央行行長都對大緊縮一籌莫展。英格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哈爾丹(Andy Haldane)勇敢地提出所有貨幣都應該數字化,這將讓實時負利率降臨到每一個人頭上,從而迫使所有人都立即花錢。舊金山聯儲主席兼CEO威廉斯(John Williams)最近指出大緊縮只有通過同時兼顧物價水平和名義國民收入目標才能解決——這是一個要求聯準會和政府聯合行動的羅斯福新政式的方針。

這些中央銀行高管與主流的區別在於他們準備放棄獨立貨幣政策的神話,接受貨幣是最具政治性的商品,挑戰現金的神聖性,並承認解決大緊縮需要與時俱進的政策日程。

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曾說,「要想知道男人的真面目,只要留意一下他在輸錢時怎麼辦。」類似地,要想知道社會的真面目,就必須留意它面對負利率怎麼辦。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5 - 負利率的政治學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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