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no》:極致的棒球熱血與被忽略的殖民地民族衝突

《Kano》:極致的棒球熱血與被忽略的殖民地民族衝突
Photo Credit: 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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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技術面來說,本片豎立棒球電影的標竿,僅僅就棒球的畫面,就足以讓Umin Boya(馬志翔)留名影史。但我認為編劇卻在族群衝突與改編歷史兩個重要環節上失手,使本片的電影高度因而降低。

身為台灣人,看《Kano》這種片,感觸良多,不只是飆淚而已。有很多點可談。

電影的技術面來說,本片豎立棒球電影的標竿。它是我有生以來看過棒球動作拍得最好的電影,僅僅就棒球的畫面,就足以讓Umin Boya(馬志翔)留名影史。在《Kano》之前,不管是美國或日本的棒球電影,即使找來美國大聯盟球員客串(如《金臂小子》),都沒有一部能呈現棒球的臨場感。而《Kano》以導演Umin Boya的運鏡,以台灣青棒選手出演嘉農球員,共同打造出影史最輝煌的運動畫面,未來將成為棒球電影的教科書。

本片片長三小時,劇本延續編劇魏德聖的一貫風格,成功再現1931年台灣嘉農棒球隊的傳奇故事。同時也因為魏德聖的個人風格,使電影敘事支離破碎,人物刻劃不夠深入,成為本片最大敗筆。

《Kano》描述1931年台灣嘉義農林以四族共和組成的球隊,打進日本甲子園,並獲得亞軍。這本是很好的棒球電影題材,但編劇卻在兩個重要環節上失手,使本片的電影高度因而降低。

第一個環節:嘉義農林棒球隊在教練近藤兵太郎的堅持下,以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日本人共同組成球隊。各族球員是如何在教練的領導下,打破民族的藩籬,一體同心,成為台灣全島代表?這點完全沒有交代。彷彿族群與階級問題在嘉農完全沒有發生。翻看日本時代的史料,與諸多作家、耆老的回憶錄,日本殖民台灣,對台人還有原住民採取差別待遇。日本人擁有特權,台灣人僅是三等國民,原住民則夾在漢人與日人間,受到雙重歧視。

而日本人與台灣人的衝突,通常是隱性的。台灣人在日本苛政下,敢怒不敢言,常常把民族問題延伸到學生的相處之中。日本學生與台灣學生幹架,是家常便飯(導火線通常是日本學生用言語挑釁台灣學生,台灣學生因而反制)。但電影對此完全沒有著墨,特別是劇中嘉農與嘉中衝突的片斷,史實是嘉農贏了全由日本人組成的嘉中,嘉中學生不服,偷偷埋伏,襲擊嘉農王牌投手陳耕元(結果片中改成日本人是王牌投手),最後演變成學生的群架,鬧到兩校校長那邊。這明顯是日人歧視台人的舉動,卻被編劇扭曲,動機我實難明瞭。這本是運動電影最撼動人心的部分。那種打破種族、膚色、身材、階級、身分而緊緊結合成一支球隊的完美橋段,竟然被編劇捨棄掉,這是難以忽視的失誤。

第二點,是編劇故意改編歷史,把嘉義市的兩大歷史事件,移到嘉農出戰甲子園那年。一個是嘉南大圳,另一個是嘉義中央噴水池。編劇似乎有意識地把三件日本殖民台灣的美好事件(建設、國球、建設)放在一起,藉此做為台灣歷史榮光的召喚。看得出來,這是魏德聖想跟他的前作《賽德克 巴萊》作呼應,做日本殖民的正反面呈現。但受限於實力,他沒有駕馭台灣歷史的能力。

他的問題是從未站在那個時代的人的角度思考,那必須深入日本時代台灣人的心境才能掌握。但《賽德克巴萊》扭曲Seediq族的觀點,而《Kano》對於台灣人如何面對日人建設的現代性,正反意義又毫無交代。這是日本時代台灣作家常常批判與陳述的現象,也是前陣子學界研究的熱門話題,偏偏他卻從不在乎,一直呈現枝微末節的情感部份,完全商業片取向。使原本可以提升的電影境界,在此被降低。

舉例來說,劇情強調嘉南大圳完工對台灣的建設,卻沒有加上當年台灣農民的處境。台灣農民面對日本的重稅與租佃制,以及都市人對文化殖民以及三等國民待遇是深惡痛絕。窮人對日人敢怒不敢言,而知識分子對日人的建設與殖民統治則又愛又恨。除擁護者外,大部分知識分子想要從中建立台灣人的尊嚴。嘉南大圳或嘉農以日本野球作為追求榮耀的象徵,背後都象徵台灣人無法自主的痛,即使在當時都有不少批判的思維,但編劇卻視若無睹。

個人認為,這跟視野有關。以《賽德克巴萊》為例,Seediq族發動霧社事件對抗日人,本身就有複雜的民族因素(不是為了抗日),川中島遺族在太平洋戰爭時加入志願兵,為日本效命,更是有Seediq族的文化因素。那並非認同日本,而是在日本殖民的現狀下,必須透過參予戰爭,才能喚回Seediq族的文化榮光。那是台灣人尋求自己道路的嚐試。同樣的,平地漢人面對日本的殖民建設,擁抱現代性,骨子裡卻思考台灣人的出路。因此到了太平洋戰爭時期,面對皇民化-改姓名、廢信仰,台灣人的三種反應(成為日本人、忍辱偷生、拒絕配合)更呈現了現實的複雜與曲折。這些事情即使在三零年代那日人建設的黃金年代,都還是無時不刻發生。這促使第16任台灣總督中川健藏提出眾多同化政策,例如鼓勵通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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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 公有領域
中川健藏

三零年代豈如編劇想得如此美好?《Kano》的批判,僅止於嘉農到甲子園後記者歧視高砂族的言論。偏偏根據史料與台灣耆老的回憶錄,日本內地對台灣人充滿好奇、態度友善,反而是在台日人因為政策上的差別待遇,對台灣人諸多歧視。

作為一部運動電影,第一個環節充分必要,編劇卻棄若無睹。第二個環節偏偏又不是他能駕馭的,主題也與嘉農的傳奇沒有太大關係。這兩個環節的失控,成為本片的最大敗筆,使本片除了棒球情節外乏善可陳。

若回歸到電影主題,嘉義農林棒球隊的傳奇,不需要電影,僅是歷史敘述,就足以讓台灣人熱血沸騰,原因很簡單,因為棒球是台灣的國球。棒球成為台灣國球,回歸原點,就跟棒球是古巴國球、棒球是日本國球一樣,都源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殖民。台灣因為受到日本殖民,殖民者引進現代化,並歧視殖民地人民;殖民地人民為換得尊嚴,就用殖民者鼓勵的方式去獲得尊重。這愛恨交織的情結,偏偏就挑動台灣人的情感。

因此,要就針對嘉義農林的傳奇,細膩刻劃球員的性格與認同,從台灣人的處境與人性面出發,去看三零年代的殖民史;或只針對棒球,去寫一個熱血感人的棒球故事,這會比現在好上幾倍。例如男主角與女友之間無緣的悲戀,在劇情的必要性上超越嘉南大圳無數倍,但僅用幾個鏡頭帶過,女主角毫無機會展現個性。而球員與家庭的問題,也都只用幾句對白就交代過去。在那個年代,球員放棄務農的時間投入球隊,是極端大逆不道的事。但劇情連他的家人都沒有帶到,更別說球員對此的內心掙扎,都只有一個畫面帶過。實在是非常可惜。

雖然劇本有重大瑕疵,但Umin Boya展現了導演的天份。他在電影中置入許多棒球畫面,掩飾了角色性格的不足。透過球場的奮戰,展現了一球入魂,一體同心的運動精神。而這些來自台灣青棒的眾多球員,在電影中展現了絕對自然的演技。特別是男主角,將存在於被忽視歷史中的吳明捷刻畫得活靈活現、絲絲入扣。他銳利的眼神,展現了不屈的精神,可說是運動電影中罕見的演技表現。光為了看他,就足以看好幾遍電影。他奮戰不屈的高壓式投法,是影史無上經典。

《Kano》再現三零年代的質感、場景調度,與人物表現,非常細膩,是台灣電影的里程碑。而美術設計無法做舊如舊,似乎是當代台灣電影無法克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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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手吳明捷(中),左為游擊手陳耕元,右為捕手藍德和。

另,作為台中人,片中有兩點勾起一些感覺。

一個是1931年「第17回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台灣代表予選兼第九回全島中等學校野球大會」,嘉農以15:0大勝台中一中代表隊。吳明捷與上松共同投出少見的無安打比賽(電影內是吳完投)。對一中來說,這是多屈辱的事!但電影中沒說的是,台中一中代表隊可能有漢人球員,因為台中一中正是台中人為對抗日人統治,所自辦的唯一台灣人中學。創校紀念碑首二句即為:「吾臺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雖然1922年「內台共學」政策實行後,台中一中也開始收日籍生,但比例上還是台灣人佔大多數,球隊不太可能僅有日籍球員。

如果我是編劇,一定加入台中一中的戲份。例如讓台中一中的台籍球員對吳明捷說:「你要替我們台灣人爭一口氣!」台中一中在日本時代就是個很愛鬧學潮反抗日本人的學校,加上這個橋段會更熱血。

另一個是電影開場,嘉農對台糖的比賽。台中市曾經有糖場,小時候跟表兄弟會去糖場過磅處打棒球,糖廠的人都睜隻眼閉隻眼。糖廠地超大,球打出二壘就變場內全壘打。這勾起了回憶。

電影上映後,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台灣人們,與國民黨或中國的支持者們,開始詆毀《Kano》,說本片是奴化心態、在歌頌日本殖民。我倒認為,本片只是沒有批判任何事物。片中的日本氣氛,甚至是我小時候的80年代,台中市的建築、與中老年人還擁有的氣氛。這樣就叫奴化?叫崇日?對我們台灣人而言,不管是中國或日本,都是殖民者,沒什麼好比的。

日本時代,我外公就在台中製糖所第一工場上班。他天生神力,一個人可以搬兩個人的貨,因此日本人非常尊敬他。但他還是討厭日本人,因為日本人有特權。國民政府來了之後,換完全不懂工廠與製糖的外省人接管工廠,沿用日本人的特權,對老員工頤指氣使,把他們當奴隸看,態度遠比日本人還差。因此他留下一句話:「我討厭日本人。更討厭國民黨。」

台灣人到底是不是被奴化?我想並不是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台灣人、或中國人說了就算吧。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曾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