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戰日」是「解放日」,而非「戰敗日」:德國邁向轉型正義的崎嶇之路

「終戰日」是「解放日」,而非「戰敗日」:德國邁向轉型正義的崎嶇之路
Richard von Weizsäcker|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管有罪、無罪,不管年老、年少,對德國人而言,承認過去犯錯的意義在於:大家都活在過去的錯誤遺留下來的重大後果裡,而且深受羈絆。

文:花亦芬

讓我們盡最大可能正視歷史的真相究竟是什麼。

—聯邦德國前總統 理查.魏茨克(Richard von Weizäcker)

在二戰戰史上,台灣對5月8日意義的認知,通常是受英美慶祝「勝利日」(V-Day, "Victory in Europe Day")的影響。但是對德國而言,這一天要成為歷史記憶裡重要的一天,卻是走過相當曲折的歷程。回顧這個歷程,不僅可以讓我們看到,冷戰時期東西德如何交鋒;也可看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邁向民主化與轉型正義的崎嶇之路。

1945年5月8日納粹政權向盟軍投降後,德國領土被美、蘇、英、法四國分區占領統管。1949年5月23日,美、英、法三國占領區合併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RD),並頒布「德國基本法」。蘇聯占領區則在1949年10月7日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DR)。

霍伊斯(Theordor Heus, 1949年9月12日出任西德第一任總統)是戰後第一位說出德國主流社會對5月8日看法的西德政治高層。1949年 5月8日,他在西德國會參議院上說:「基本上,5月8日對我們每個人而言,兼具高度悲劇性與值得高度質疑的歷史弔詭性。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既被拯救、同時也被毀滅。」

由於當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還沒有正式成立,而西德社會對這一天充滿許多負面想法,認為5月8日代表戰敗的屈辱、國家被強國控管、很多人失去家園被驅離等等,因此西德政壇在1949年5月8日這天並沒有發表任何紀念演說,而是延後到當年5月23日以通過德國基本法的方式,建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藉由這個具體的國家改造行動,表達他們勇於接受二戰結果,同時也將努力讓這個國家往民主方向邁進。

雖然在當選總統前,霍伊斯誠實說出德國人面對終戰的心情相當糾結複雜,但對於德國基本法的寫就,他貢獻良多。在基本法條文的文字表述上,他主張應該要傳達出「情感的價值」;人民基本權利的制訂應以德意志自由主義思想為依歸,而非刻意強調國家威權。1949年9月霍伊斯當選第一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統後,政治傾向溫和左派的他立即發起「拒絕遺忘運動」。他一再透過演講,提醒當時普遍傾向沉默的德國人,對屠殺猶太人的過往「必須負起歷史記憶的義務」。

1952年11月30日他親自造訪位於中北部的勃根—貝爾森(Bergen-Belsen)集中營,為紀念碑揭幕,並發表一篇名為〈以肅穆敬畏之心站在死亡面前〉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提到,德國人對猶太大屠殺所做的事,是「集體之恥」;而且他強調「我們很清楚過去做過這些事」。致詞結束後,他一一唸出在這個集中營受難者的名字。

然而,相對於霍伊斯總統一再強調,德國應勇於面對二戰的道德責任;實際主掌政權的艾德諾(Konrad Adenauer,1876-1967)總理卻不然。艾德諾屬於保守派的基督教民主黨(CDU)。他自1949年以73歲高齡擔任西德第一任總理後,又接著連任三個任期。也就是自1949年至1963年西德建國最關鍵的初期完全在這位老人家掌權下。1951年西德成立外交部,艾德諾自己還身兼外交部長至1955年。在他執政時期,西德的外交政策就是努力向西方世界靠攏。

然而,面對國內政局,二戰之後盟軍發起的「去納粹化」轉型正義工作,在艾德諾上台後,便以這些做法嚴重撕裂社會、反而讓被清算的納粹國族主義者有藉口重新集結為由,被擺到一邊。不少原本在納粹時期擔任高官的人,本應被剝奪回任公職的資格,也在艾德諾時代紛紛重返公部門掌握重要職位。當時西德官方對二戰歷史記憶所做的工作,主要聚焦在對兩個歷史事件的記憶:

  1. 1944年7月20 日由毛奇伯爵(Graf Moltke)與史陶芬伯爵(Graf Stauffenberg)等人所發動的暗殺希特勒(Adolf Hitler)行動,以此彰顯二戰時期德國人並非完全屈服於希特勒獨裁政權,也是有不顧自己生命安危、勇敢挺身反抗的光榮事蹟;
  2. 配合冷戰東西對抗的意識形態,紀念1953年6月17日東德工人反抗東德共產黨的運動。

所謂「去納粹化」的轉型正義工程原是史達林(Joseph Stalin)、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與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於1945年2月在雅爾達(Jalta)會議上達成的共識,在戰後要成立國際軍事法庭來審判納粹戰犯。此外,舉凡納粹意識形態,軍國主義思想,與納粹相關的所有機構、組織、符號、文字都必須去除乾淨。這些構想在1945年夏天舉行的波茲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上得到正式確認。具體的工作由四國占領區最高總指揮分別執行,設在柏林的「盟國共管理事會」(Allied Control Council)則負責協調。

在實際執行上,最重要的事項是解散納粹所有組織,拘捕納粹高官,對有實際參與納粹政權運作的納粹黨員剝奪他們參與公職、以及在企業界與商界擔任高階主管職位的資格。第一波逮捕納粹官員的行動就拘提了近二十萬人,主要是與紐倫堡大審相關的戰犯要角及其部屬(包括納粹黨衛軍SS,蓋世太保Gestapo,希特勒權力核心等)。

然而,盟軍執行「去納粹化」的程度並不一致。相較起英、法比較寬鬆的做法(重點只放在機構組織的去納粹化);美國受艾森豪總統政策影響,剛開始時雷厲風行許多。美國管制區內,只要超過十八歲的德國公民都需填寫一份「問卷」,說明自己在戰爭責任歸屬上是五個等級中的哪一級:「主要罪犯」(major offender)、「一般罪犯」(offender)、「次要罪犯」(lesser offender)、「跟隨者」(follower),或「無罪」(exonerate person)。

AP_16104506985923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但如何處理這大量以德文填寫的問卷,並非當時駐守德國的美軍有能力處理。隨著戰爭結束,許多美軍急於返鄉;而根據正在進行的轉型正義法規,已有42%的德國公務員被解職;尤其讓大家開始感到不安的是,在美國管制區積極推動轉型正義的人,很多是二戰期間被德國迫害的猶太人。他們迫切行事的心態,連美國政府高層也感受到,他們急於報復的意念已經超過推動轉型正義工作需要謹慎守住的客觀中立性。就在有識之士看到這個政治工程快要變成燙手山芋的時刻,1946年 3月「盟國共管理事會」根據新通過的「從納粹軍國主義解放法」,將轉型正義工作移交給德國人自己來進行。

接下來,年齡超過十八歲的德國人必須重新填寫聲明表,並在各地成立「審判庭」,確認每個人的戰爭責任歸屬等級。有罪責的,輕則判處罰金,重則送到勞改營勞動十年。然而,德國新成立的「審判庭」,面對總共1,300萬份判案,卻往往只對罪責不深的案例進行判決,常常輕放真正罪行深重的納粹戰犯。這些主要戰犯不是被輕判、不然就是無罪赦免。這讓戰後高高舉起的轉型正義工程越來越成為笑柄;更不幸的是,有時也被有心人利用作為政治清算的工具。

1948年,冷戰對峙情勢已成,美國對德國的轉型正義政策突然起了個大轉彎。他們需要西德作為西方陣營忠實的盟友,也需要西德在政治與經濟上快速復甦起來。因此,過去被排除在政府公職、司法界、企業管理階層的前納粹重要統治菁英幾乎都得到敗部復活的機會。

也就是在此時,原本受美國委託執行海德堡大學去納粹化工作的著名哲學家兼精神病理學家雅斯培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因為看到轉型正義理想無法落實,失望地離開該校,轉往文化史學者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的家鄉瑞士巴塞爾大學(University of Basel)任教。雅斯培斯的離去,成為終戰之後,原來在納粹時期耿直堅忍地以「德國人的良心」留在德國家鄉、到了戰後反而因為轉型正義失敗,寧可選擇終老異鄉的著名例子。

1951年1月起,除了主要戰犯及負重大責任者,艾德諾政府宣布,不再追訴犯行輕微的人。而且,罪犯不應送到勞改營處罰。

值得注意的還有,德國社會對這五年來進行轉型正義工作的觀感調查之所得:1945年11月,在美國管制區內有50%的民眾感到滿意;1946年3月,滿意度甚至上漲到57%;然而,到了1949年5月,滿意度只剩下17%。德國民眾抱怨的主要原因在於:不同管制區進行的寬鬆程度不一;而德國各地「審判庭」只敢懲處小老百姓、卻不敢對有名有望的人真正動手。

整體而言,戰後由盟軍所推動的轉型正義工程算是失敗的。但是透過這個工程,西德的民主政治獲得了一個建國初期需要的基本框架。透過對納粹戰犯的審判,也開始樹立公民社會對如何捍衛民主價值的基本認知。直到1958年,為了審判1941年納粹德國入侵蘇俄的戰爭責任,成立了「釐清納粹罪行各邦司法單位中央總管理處」。剛開始的時候,這個單位只負責調查納粹在外國對當地無辜平民所犯的罪行。但隨著時間以及法律的改變,只要是納粹所犯的各種罪行,追訴期毫無限制。

讓我們再回到5月8日。在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東德的新發展。1950年,東德政府宣布將5月8日訂為「解放日」。東德共產黨將自己歸為戰勝國蘇聯紅軍陣營的一員,因此,對於終戰紀念日,東德政府選擇以戰勝方的觀點來紀念「英雄」,彰顯自己的立國基礎在於「戰勝法西斯與帝國主義」,並強調東德與蘇聯的緊密關係。然而在此同時,東德卻迴避所有與納粹屠殺以及二戰相關的戰爭責任。儘管這個紀念日在東德只持續到1967年,但在這17年間,因為東德從蘇俄共產黨的角度視這天為「解放日」,遂讓西德很難從「解放」的角度來談終戰對他們的意義。

1955年,正值冷戰高峰期,第一個終戰十週年紀念日將屆,當時西德的艾德諾政府面對社會澎湃不安的情緒,決定迴避在5月8日這天舉行任何儀式;改將紀念活動提前到5月5日,並將這天訂為「重拾主權日」。因為這一天,西德與過去十年來軍事控管他們的美英法三強簽訂的「巴黎和約」正式生效,西德從這三國手中重新獲得作為主權國家絕大部分的權力,而且將在同年5月9日(亦即5月8日隔一天)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由此來看,艾德諾政府為了迴避直接碰觸第一個終戰十週年紀念的敏感神經,事前與事後做了非常縝密的政治鋪陳。

為了向民眾解釋何以政府對第一個終戰十週年紀念保持緘默,當時的西德國會議長Eugen Gerstenmaier還特別利用艾德諾總理前來國會報告「巴黎合約」正式生效的機會,向國人說明,與其思考5月8日該怎麼過,不如好好看重5月5日:「因為德國人在1933年失去了法律可以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專制獨裁政權下,同時也失去了心靈自由。數年之後,也就是在1945年5月8日這一天,德國人還失去外在環境架構可以提供的自由。」

表面上來看,西德好像擺脫了英美法三強的控管,也迎回最後一批戰俘返家;但實際上,當時西德政壇大家心知肚明,西德之所以能在冷戰高峰時刻重拾主權、並被允許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拿出來做交換的,正是以全力配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需求為最高指導原則,至於西德究竟可以民主化到什麼程度,毫不重要。

1955年5月11日出刊的《明鏡週刊》(Der Spiegel)便清楚指出,艾德諾總理在5月5日那天興高采烈到國會作報告,但卻出乎他個人意外地面對了寥寥可數出席者的冷淡場面。他最後只好悻悻然回到自己的總理府,宣布那天是「重拾主權日」。西德社會對納粹罪責的認知,隨著艾德諾執政越久,越走向集體沉默。然而,如此自甘於沉淪在深不見底的沉默迷宮,也間接讓人看出,納粹時代德國人涉入希特勒政權所做種種罪行的規模的確不容小覷。

AP_10031812403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Adolf Eichmann

1961年耶路撒冷舉行審判負責起草「最終解決方案」的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庭。以色列能順利逮捕到躲藏在阿根廷的艾希曼,主要歸功於當時任職於西德Hessen邦的檢察總長弗利茨.包爾(Fritz Bauer, 1903-1968,即改編史實的電影《大審判家》主角)所提供的重要線報。包爾的雙親都是猶太人,但他自己是無神論者。他從年輕時,就非常關心政治,並於1920年加入社民黨(SPD)。1933年他參與全國大罷工,結果被送進賀依貝格(Heuberg)集中營八個月,接著再被送到戰俘營監禁,直到那年底才獲得釋放。

隨著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日增,他先移民到丹麥,後來又移民到瑞典與布蘭特(Willy Brandt)一起辦雜誌,從事反希特勒運動。1949年,包爾重新入籍西德,開始在司法界擔任主管工作。1956年他受邀擔任Hessen邦檢察總長,工作地點在法蘭克福。就是在他積極運籌帷幄下,法蘭克福緊接著耶路撒冷大審判之後,也於1963年12月20日至1965年8月20日展開審判奧許維茨(Auschwitz)集中營納粹戰犯的重要工作。

換言之,讓耶路撒冷與法蘭克福大審可以順利上路,背後真正的靈魂人物是同一人:弗利茨.包爾。然而,1965年,當第二十個終戰週年紀念來臨時,法蘭克福納粹審判尚在進行中,西德聯邦政府對此卻沒有做出任何回應。前一天(5月7日),總統Heinrich Lübke在慶祝漢堡商會成立三百週年的致詞上,也完全不提二戰與納粹大屠殺;取而代之的,卻是抱怨老百姓將祖國之愛與鄉土之情視為無物。

在這樣強烈反差的政治氛圍裡,大學生紛紛上街示威,表達對執政當局以政治威權阻撓轉型正義工程開展的強烈不滿;他們也高度質疑、批判父祖輩在二戰期間的不當作為。映照著政治高層對納粹過往的噤聲不語、甚至懷有相當強烈的防衛心理,大學生的抗議活動最終釀成了激烈且為時超過十年的「六八學運」。

「六八學運」帶來的壓力,終於讓西德政治有了改弦易轍的契機。1970年,溫和左派社民黨得到戰後第一次執政的機會,由布蘭特出任總理,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出任總統。當年5月6日,海涅曼總統對駐西德的外交使節團發表演講,主動提及德國在納粹時期所犯的罪責;並認為,德國人不應一直只知沉浸在對自己失喪的悼念中,而應學習如何邁向和解。兩天後,西德國會第一次舉行紀念5月8日終戰的官方儀式。

此外,更引起全球注目的是,當年12月7日總理布蘭特到波蘭華沙猶太區的陣亡將士紀念碑前致敬時,突然雙膝跪下,以最卑微的姿態代表德國致歉(德文常稱為「華沙之跪」)。布蘭特這一跪,不僅具體跨出西德政府為納粹暴行公開認錯的第一步,27 也打造了德波兩國邁向和解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這一跪為西德政治樹立了以「道歉認錯」的政策方針來概括承受納粹罪責的不變方向。

不管是海涅曼還是布蘭特,他們會奮力跳脫艾德諾的保守路線,重新對5月8日賦予深遠歷史意義,都是有跡可循的。海涅曼在納粹時代便參加了反希特勒的新教抗議組織「告白教會」;布蘭特則在希特勒掌權後,逃到挪威、瑞典,積極從事反抗運動。

1975年5月6日,在終戰三十週年紀念的前兩天,面對當時西德赤軍連(RAF)一再用激進暴力與謀殺挑戰政府公權力,嚴重造成社會動盪不安之際,西德總統雪爾(Walter Scheel)在波昂的宮廷教堂對駐西德外交使節團講話時,首次從5月8日是德國人「自省的時刻」這個角度,重新詮釋過去東德所說的「終戰紀念日就是解放日」。

雪爾總統的談話,當然不是指西方盟軍投入二戰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德國。然而,作為國家最高元首,他希望從二戰戰火走過來的老一輩,能放下長年蟠踞於心的國族主義,學習超越霍伊斯所說的那種糾結的「高度悲劇性與值得高度質疑的歷史弔詭性」;轉而好好認知5月8日是「將我們從那個由戰爭、謀殺、奴役、與野蠻構築的恐怖桎梏中解放出來。因為終戰,我們才終於能重新大口呼吸。但是我們忘不了,這個解放是外力帶給我們的;因為德國人自己並沒有能力甩開這個枷鎖,以至於在希特勒從歷史舞台消失前,我們竟然把半個世界毀掉了。」

雪爾總統稱1933至1945間的德國歷史,是「一整個世代搞砸了」。他期待,當時德國世代之間的衝突能化解;老一輩應讓年輕世代在比較民主開放的社會裡,有更多機會追求「自由、法治與非暴力」。然而,這麼有開創性的談話卻因反對黨作梗,當時難以在社會上激起廣泛共鳴。這個狀況也深切反映出,西德當時保守派與自由派之間的拉扯,仍相當緊張。雖然布蘭特下跪道歉認錯了,但是,除了國際與國內舉行的審判庭對納粹戰犯進行司法裁決外,德國社會內部對於加害者與共謀者的認定,大多數人還是選擇避而不談。

1985年紀念終戰四十週年,當時執政的保守黨基督教民主黨鄭重邀請了美國雷根總統(Ronald Regan)前來參加紀念活動。沒想到,卻因此爆發了所謂的「比特堡事件」。

1985年5月5日,雷根先由西德總理柯爾(Helmut Kohl)陪同到西德西南部小鎮比特堡(Bitburg)附近的軍人公墓獻花。此舉引發強烈爭議的原因是,這個公墓不僅埋葬了一般德軍,同時也埋葬了49位納粹武裝黨衛隊成員(Waffen SS)。換言之,柯爾企圖將「戰勝國」與「戰敗國」、「罹難者」與「加害者」擺在同一個籃子裡,以模糊所有界線的方式,暗渡德國人也是二戰受害者的思維。

此舉在美國及西德立即遭到強力抨擊,讓一九六○年代中期以來西德展開轉型正義工作的誠意遭受嚴重質疑。兩位保守的右派政治領袖彷彿攜手要一起讓納粹還魂。對於好不容易走出六八學運與赤軍連恐怖攻擊創傷的西德,柯爾與雷根的舉動,並非希望民主走向體制內常軌運作的西德國民所樂見。

AP_8304150181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Ronald Regan and Helmut Kohl

面對國內外接踵而來的質疑與撻伐,西德總統魏茨克(Richard von Weizäcker)遂於5月8日用心發表了足以名留青史的〈紀念歐洲終戰四十週年國會紀念演說〉,為德國轉型正義精神立下了無可取代的里程碑定義。為了這場演講,他請當年為雪爾總統擬稿的文膽Michael Engelhard幫忙。因此這場演講不僅連結到雪爾總統十年前所言的「終戰紀念日就是解放日」之思維,並且進一步加以闡揚、昇華。

魏茨克總統首先提到,對許多國家而言,5月8日是「勝利日」;但德國人則應自行尋繹出如何真實面對歷史的尺度,既不美化、也不偏不倚。他說,對5月8日有切身經歷的人而言,回想起這一天,每個人內心都會有很深的感觸,但每個人的感受卻不盡相同。無論如何,這一天對德國人而言,應該具有以下的意義:

第一,這是歷史記憶的一天,要記得有那麼多人受苦受難。第二,這是反省的一天,應該反省德國歷史走過的路。德國人越誠實面對過往的歷史,德國人的心靈就越自由;而且也會更清楚,該如何負起在二戰期間所造成的重大傷亡。第三,這是「解放日」,因為在這一天,德國人從納粹踐踏人性的獨裁體制裡被解放出來,終於有機會迷途知返,重新踏上正途。

接下來,魏茨克總統解釋何謂「歷史記憶」。他說,所謂「歷史記憶」是以最極致的誠實與潔淨之心來紀念一個歷史事件,而且能將這樣的紀念內化為自己生命真實的一部分。如何能夠做得到呢?這有賴大家願意以最大的誠意將發生過的事情當真來面對。德國對二戰歷史記憶要紀念的對象包括:猶太受難者,蘇俄、波蘭還有其他各國的受難者(包括德國同胞),辛提人與羅姆人(Sinti and Roma,即過去所稱的吉普賽人),同性戀受難者,精神障礙受難者,因為宗教與政治原因受迫害的人,起來抗暴的人,還有那些雖然沒有積極抗暴、但死也不肯出賣自己良知的人。

魏茨克總統接著提到,雖然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曾發動過戰爭、也犯過大小不等的暴行,但德國對猶太人所施加的大屠殺卻是史上絕無僅有。即便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是由少數人所為;但是,德國社會對猶太人在受迫害時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暗藏的不寬容、甚至於公開表現出來的敵意,卻是大家都可清楚感受得到的。然而,大家卻以充耳不聞的態度,不願意認真面對當時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直到猶太大屠殺的慘劇發展到令人髮指的程度時,才來說「事前毫無所悉」。

魏茨克總統表示,沒有一整個民族是有罪或無罪的問題。有沒有罪,都是個人的問題。他要大家在靜默中好好反躬自問,究竟自己涉入納粹的罪行有多深。

接下來,他提到,在他發表這場演講時,大部分德國國民在二戰時不是年紀尚幼、不然就是還沒出生。因此看納粹大屠殺的責任問題,不應將之視為原罪,但卻必須正視前人遺留下來的重大歷史沉痾。因此,不管有罪、無罪,不管年老、年少,對德國人而言,承認過去犯錯的意義在於:大家都活在過去的錯誤遺留下來的重大後果裡,而且深受羈絆。他強調,過去的歷史是無法超克的,因為過去無法被改變。但是,閉眼不看過去,只會造成對當下現狀的盲目。

這場演講不但清晰地將過去幾十年來,西德社會討論如何詮釋終戰的思想薈萃為充滿人性關懷與道德思想高度的宣告;它對西德社會帶來的深遠影響,更讓社會大眾對「終戰日」是「解放日」、而非「戰敗日」有了更廣泛的接受度。對智識界與國民教育裡的歷史教育也產生極為深遠的正向影響。

P83
攝影:花亦芬
現在布蘭登堡門前重要景點的路標,五個裡面就有三個是與紀念碑/紀念園區有關。

前德國國會副議長Antje Vollmer女士在悼念2015年1月剛過世的魏茨克總統時便說,這場意義非凡的演講,讓他們六八學運這個世代的人終於「可以小心翼翼地重返自己的家園,過去我們一直是以異鄉人的身分住在自己的家鄉」。

在歷史記憶傷口上重生的柏林:走出高調「現代性」,回歸「人性」

書籍介紹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我們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花亦芬

台灣該樹立何種可以讓國民驕傲地立足於世界的價值,來定義自己,也開始逐步穩妥打造現在與未來?在這方面,世界上沒有國家像聯邦德國這樣,從二戰結束後,短短五十年內必須經歷兩次性質大不相同的轉型正義,並且以此成功地將自己轉型為國際社會值得信賴的夥伴。德國二十世紀的歷史與轉型正義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在短短七十年內如何經歷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大災難與大復原。

這個經歷既提醒世人,民主需要恆常小心守護;同時也鼓勵我們去看見,只要願意真誠反省認錯,修好與和解不僅可能,而且以反省與寬容為基調的民主社會,更容易得到國際的支持與肯認。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Photo Credit: 先覺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