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根:一個「好死」計畫的誕生

歸根:一個「好死」計畫的誕生
Photo Credit: amira_a @ 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窗外的樹倒了,就在一夕的風雨後,我正開始這樣一個計劃:從季風帶三地死亡政治的歷史和安寧照護的變遷。

文:吳易叡(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窗外的樹倒了,就在一夕的風雨後。我伏案寫作,聽見的首先是風,然後「啪」的一聲,露臺外的黃果垂榕硬生生地倒臥在教堂和我蝸居的大樓之間。

無法作結的悲悼

想起半年多前,也是硬生生把我從新工作的幻景撕裂開來的一週。

只記得一早帶學生走訪太平山街的瘟疫史徑。出門前匆匆做了點家事,煎了一顆蛋趕忙吞食。就在大伙汗流浹背之時接到噩耗:老闆走了。

一週來的不知所措終於要告一段落。從凶訊傳出的那天晚上開始,和同事聚在一起討論危機處理,然後馬不停蹄地開會。期間教學並未中斷,星期二到四的課目從善別到臨終關懷到精神疾患的家庭照料,其實事先都已安排好。在這個星期突然一籮筐地傾授,似乎是冥冥中的注定。

從拒認到氣憤,從氣憤到憂傷,我更發現自己在哀慟的階段之間來來回回。現實與投射不斷相互拉扯,衝撞著我對悲悼進程在理智上的淺觀,甚至誤視。就這樣了嗎?上星期你不是還給我寫信,說要弄個讀書會,要一起寫篇給期刊編輯的公開信?

是你從病痼裡恢復體力了,還是用康復中的樣態來掩飾死神的詭謀?一個月多月前我們還去喝了咖啡,你堅持要我分一半巧克力蛋糕。你說要把車子便宜賣我,我打趣地反問你說,我剛到港,你覺得我有車位嗎?寧可把你的扣問解釋成對於晚輩的關心提攜,而不願相信這是你早已安排好的計劃。否則身為一個前心理衛生工作者的專業識能徹徹底底地被羞辱,生者的罪疚也將成永恆。

最後一次看見你是在通往醫院的天橋上,才和學生參觀過殮房,在暮色裡散步回醫學院。你比以前消瘦,留了一點沒有刮淨的鬍渣。這讓我一廂情願地相信你是重病了。我問你還好嗎?你雙眼輕閉著點了頭,一句話也沒回答。記得你告假的期間曾經企圖聯絡你,但你的手機號換成了馬來西亞的國碼。如果我的直覺正確,你回了一趟南洋的老家,正在進行一趟告別之旅。

萬無預料的是你竟然以這種方式不告而別。報導上說,你被直接送往了斂房。而我無法想像這一切若早個兩天發生,我們的最後一面是否會發生在冰冷的地庫裡,而不在晚霞斜照的天橋上。

其實我心上那敏感的一顫,不也是香港人共同的鬱結?誰願意自己在至親或摯友身上看見那被劃開的一刀?就算他們的死亡顯著而自然。在香港,如果不是在醫院死亡,遺體必須交付死因裁判官(coroner)判定。是否進行解剖的判斷是既定程序的第一步。但在一般人的認知裡,就算解剖令不一定會發出,由檢警決定如何處理遺體,早已觸犯了屍首必須完整的大忌。

悲悼無以作結,但從哀慟裡醒覺之後,開始思索著何謂「好死」,這當然不光是遺體的問題而已:誰決定如何在什麼地方用何種方式終了,阿甘本(1998)有言,這是「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1]。

死人街的絮聒

三年前由於教授的鼓舞,我果真的下了南洋,到了新加坡教書。

我記得那條擁擠吵雜,約莫幾十公尺長的小街。在牛車水的東邊。街的一邊是完工才十多年的佛牙寺,一邊是馳名餅舖和幾間老字號的藥房。錯落其間的還有才營業不久的飲料店和做觀光客生意的紀念品店。整排店面的上頭則是有半世紀歷史的公共組屋。

名稱詩意的碩莪街距離海本來不遠,街裡原先座落著好幾間生產西谷米的工廠。當新加坡還是處處沼澤時,利用棕梠或是椰子花穗製作的澱粉粒,是做成甜品的基本材料。小街裡經營的也大多是西古米的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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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牛車水關於「死人街」的立牌

約莫十九世紀中葉,佛牙寺的原址已經發展成規模不小的傳統街市。對面的店舖也開始發展出大大小小的殯葬業。棺材、紙錢、佛具、紙紮。能想到的應有盡有,叫賣聲和哀樂哭嚎此起彼落,服務的對象是漸次湧入的中國東南沿海移民。

移民南洋的有兩種人。不是經商,就是做苦力。做生意的福建人有錢得多,他們在Telok Ayer(馬來語意思是海灣)一帶形成了自己的聚落,也索性用福建話把此地翻譯成直落亞逸。櫛次鱗比的街屋依然雅緻地林立,供奉媽祖的天福宮原先也是福建移民的會館。廣東移民就沒那麼體面了。新加坡人記憶猶新的男女苦力和幫傭,大多是隻身下南洋的窮苦人家。原本移工聚集的牛車水,十九世紀初期便被萊佛士直接劃為華人居住區。

華僑的聚集從牛車水一路往南北延長,早先被翻譯成盒巴南京街(Upper Nanking Street,一樣,用福建話唸唸看。現在的橋北、橋南路)的街道兩邊,一百多年前就已經相當繁忙。居住的條件狹小擁擠不說,許多人家因為做生意,人手不足,還得雇人在家打長工或幫傭。

來自廣東三水,年輕力壯的女孩大多到工廠當起雜工。她們大多孔武有力,食量驚人,頭上總是包著紅色布巾,挑磚、打石樣樣都在行。順德來的姑娘則不同,他們大多是在家鄉逃避婚姻出走的自梳女,在新加坡多在人家家裏幫傭。不論是難論婚嫁的「紅頭巾」還是矢志終身不從良的順德「媽姐」。她們到了南洋,都是孤苦無依一輩子。

健在時,她們照料有錢人家;一旦病貧交迫,她們也不好意思反過來要雇主眷顧。於是她們只好隻身下褟善心人士設立的「大難館」。在一樓選定自己的棺材和身後的供品、紙錢,然後便上樓等待自己的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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