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蔘、大鯢與大蔥鴨(一):歐美博物學家如何採集、分類「東亞限定版」物種的故事

人蔘、大鯢與大蔥鴨(一):歐美博物學家如何採集、分類「東亞限定版」物種的故事
Photo Credit: Dragonarrowpress CC By ND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做歷史的常喜歡說,從史料中可以汲取的故事往往比小說還要迷人——我認為,同理在東亞限定版的大蔥鴨身上也可印證。

文:洪廣冀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寫在前頭

各位好,我是洪廣冀。在現實世界裡,我是一個地理學史的研究者;在虛擬世界裡,人稱中和鎮南宮小智。儘管我抓到的寶可夢數量與物種仍乏善可陳,但我仍沒放棄成為新時代寶可夢大師的夢想。我還是期待有朝一日我能收藏到快龍、乘龍、暴鯉龍等稀有物種,以及-特別讓我念茲在茲的-東亞限定版的大蔥鴨。

看到這裡,有些歷史學柑仔店的讀者可能已經感到不耐,大蔥鴨似乎不該是柑仔店的貨色。即便如此,還是想藉此解釋一下我對大蔥鴨的執迷。當我在自強公園漫步、期望著在某個特殊的時辰某隻迷途的大蔥鴨會闖進手機的小小螢幕之際,我不時會想起我在哈佛大學的植物標本館、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史密梭尼恩研究院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檔案館、北海道大學檔案館等機構渡過的歲月。

為什麼呢?前面已經提到,我是一個「地理學史」的研究者,而我研究的「地理學」特別聚焦在地理學中的一個分支:探討物種分佈以及該分佈背後之形成機制的生物地理學。當然,我畢竟不是個生物地理學的研究者——當代的生物地理學者不僅得上山下海地採集標本,還得在實驗室抽DNA分析、建構物種的親緣樹——我的工作主要是從各種科學機構收藏的海量檔案中 (特別是探險家與採集者留下的田野筆記與信件), 探討探險家與採集者如何在田野中遭遇各類物種,以及——如果以寶可夢的術語來說——如何決定那些物種該傳送給教授,來換取糖果。

就是在一字一句地解讀檔案的過程中,我察覺到一股橫掃十九世紀上半葉歐美科學界的「東亞熱」。一開始,這股熱潮就像日前發生在北投公園的熱潮一般,大夥一窩蜂地尋找各類東亞限定版的物種。不過,久而久之,科學家開始懷疑,找這麼多的物種,證明它們都是「東亞限定」,這目的到底是什麼?換個角度想,如果我們放寬對物種的定義,很多的「限定版」並非是如此的獨一無二。容許我在此用寶可夢的類比,只要我們稍微調整一下對寶可夢的分類判準,說不定大蔥鴨跟可達鴨可能是非常相近的物種?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所謂大蔥鴨與可達鴨會不會只是某單一物種的區域變異?

諸如此類的問題可一直列舉下去—我要強調的是,一旦我們採用這樣的分析視野,從歐美科學史的觀點來看,一種驅使著人們想把最獨一無二的物件、物品或物種納為囊中物的「搜集癖」(如圖一),便會轉化為對大自然背後之因果機制的追尋與欣賞 (如圖二)。以十九世紀的術語,這樣的追尋與欣賞證明了採集、分類與描述具備了被稱為「自然哲學」的資格;而在植物園、動物園與博物館中操作這些技能的「自然史家」(natural historian;中文多翻譯為「博物學家」),就與在實驗室中以精心打造的儀器試圖參透自然之奧秘的「實驗哲學家」一般,同屬「自然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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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Libraries @ Public Domain
圖一:Museum Wormianum一書的首頁,主題為丹麥醫師與收藏家Ole Worm(1588-31 August 1654)的「驚奇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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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Charles Willson Peale Public Domain,原圖典藏於賓州美術學院
圖二:由美國畫家皮爾(Charles Willson Peale, 1741–1827)於一八二二年繪製的 《在其博物館的藝術家》(The Artist in His Museum)。

在本篇以及下篇文章中,我將說一個歐美博物學家如何採集、分類與「自然哲學化」如大蔥鴨這樣「東亞限定版」物種的故事。我們將看到博物學者探究此議題的方式於十九世紀中末期呈現顯著的轉折——相較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期的博物學者屢在「造物主意志」前卻步,十九世紀中末期的博物學者開始運用「地殼變動」、「生物演化」、「陸橋」、「冰河期」等詞彙來賦予東亞限定版更深遠的生物地理意義。不過,值得強調的,我的目的並不只是追溯某生物地理學概念的「發展史」——事實上,各位將發覺,博物學者就隔離分佈的探索與帝國主義擴張、蓄奴制之正當性、種族與人類起源等十九世紀歐美社會的重大議題息息相關。

熟悉生物學史的讀者會馬上警覺我要說的是個關於「達爾文革命」(Darwinian Revolution) 的故事。是的,在歷史學者就達爾文思想如何於近代東亞掀起驚濤駭浪的基礎上,我要把東亞與達爾文革命的糾葛推得更前——不僅早於達爾文出版《物種源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1859年,甚至更早於時年22歲的達爾文踏上「小獵犬號」環遊世界的1831年。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將回來看待台灣的自然史以及就台灣自然史的歷史研究。我將特別介紹由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林大利與臺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副教授丁宗蘇的〈台灣的物種密度世界第一嗎?論一個台灣特有且普遍的偽科學〉(2014) 一文。

該文首頁即以陳水扁前總統於兩千年「二十一世紀台灣發展觀光新戰略國際會議」的談話破題:「儘管它 (台灣) 只佔地球陸地總面積的萬分之二,物種卻高達十五萬種,其中原生種的生物就佔四分之一,植物種類密度高居世界第二,蝴蝶種類密度為世界第一,實為北半球生態系的縮影。 」兩位作者緊接著告訴我們,如此不時出現在政治言論 (以及部分人文與社會科學類論文) 的標準起手式 (或可用「台灣物種甲天下」來稱之) 在生物地理學上是站不住腳的,甚至只是類「偽科學」。就歷史學柑仔店的讀者來說,我認為這樣的論文頗有啓發性:到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該如何研究與人類一同生活在地球上的鳥獸蟲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