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蔘、大鯢與大蔥鴨(一):歐美博物學家如何採集、分類「東亞限定版」物種的故事

人蔘、大鯢與大蔥鴨(一):歐美博物學家如何採集、分類「東亞限定版」物種的故事
Photo Credit: Dragonarrowpress CC By ND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做歷史的常喜歡說,從史料中可以汲取的故事往往比小說還要迷人——我認為,同理在東亞限定版的大蔥鴨身上也可印證。

文:洪廣冀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寫在前頭

各位好,我是洪廣冀。在現實世界裡,我是一個地理學史的研究者;在虛擬世界裡,人稱中和鎮南宮小智。儘管我抓到的寶可夢數量與物種仍乏善可陳,但我仍沒放棄成為新時代寶可夢大師的夢想。我還是期待有朝一日我能收藏到快龍、乘龍、暴鯉龍等稀有物種,以及-特別讓我念茲在茲的-東亞限定版的大蔥鴨。

看到這裡,有些歷史學柑仔店的讀者可能已經感到不耐,大蔥鴨似乎不該是柑仔店的貨色。即便如此,還是想藉此解釋一下我對大蔥鴨的執迷。當我在自強公園漫步、期望著在某個特殊的時辰某隻迷途的大蔥鴨會闖進手機的小小螢幕之際,我不時會想起我在哈佛大學的植物標本館、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史密梭尼恩研究院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檔案館、北海道大學檔案館等機構渡過的歲月。

為什麼呢?前面已經提到,我是一個「地理學史」的研究者,而我研究的「地理學」特別聚焦在地理學中的一個分支:探討物種分佈以及該分佈背後之形成機制的生物地理學。當然,我畢竟不是個生物地理學的研究者——當代的生物地理學者不僅得上山下海地採集標本,還得在實驗室抽DNA分析、建構物種的親緣樹——我的工作主要是從各種科學機構收藏的海量檔案中 (特別是探險家與採集者留下的田野筆記與信件), 探討探險家與採集者如何在田野中遭遇各類物種,以及——如果以寶可夢的術語來說——如何決定那些物種該傳送給教授,來換取糖果。

就是在一字一句地解讀檔案的過程中,我察覺到一股橫掃十九世紀上半葉歐美科學界的「東亞熱」。一開始,這股熱潮就像日前發生在北投公園的熱潮一般,大夥一窩蜂地尋找各類東亞限定版的物種。不過,久而久之,科學家開始懷疑,找這麼多的物種,證明它們都是「東亞限定」,這目的到底是什麼?換個角度想,如果我們放寬對物種的定義,很多的「限定版」並非是如此的獨一無二。容許我在此用寶可夢的類比,只要我們稍微調整一下對寶可夢的分類判準,說不定大蔥鴨跟可達鴨可能是非常相近的物種?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所謂大蔥鴨與可達鴨會不會只是某單一物種的區域變異?

諸如此類的問題可一直列舉下去—我要強調的是,一旦我們採用這樣的分析視野,從歐美科學史的觀點來看,一種驅使著人們想把最獨一無二的物件、物品或物種納為囊中物的「搜集癖」(如圖一),便會轉化為對大自然背後之因果機制的追尋與欣賞 (如圖二)。以十九世紀的術語,這樣的追尋與欣賞證明了採集、分類與描述具備了被稱為「自然哲學」的資格;而在植物園、動物園與博物館中操作這些技能的「自然史家」(natural historian;中文多翻譯為「博物學家」),就與在實驗室中以精心打造的儀器試圖參透自然之奧秘的「實驗哲學家」一般,同屬「自然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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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Libraries @ Public Domain
圖一:Museum Wormianum一書的首頁,主題為丹麥醫師與收藏家Ole Worm(1588-31 August 1654)的「驚奇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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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Charles Willson Peale Public Domain,原圖典藏於賓州美術學院
圖二:由美國畫家皮爾(Charles Willson Peale, 1741–1827)於一八二二年繪製的 《在其博物館的藝術家》(The Artist in His Museum)。

在本篇以及下篇文章中,我將說一個歐美博物學家如何採集、分類與「自然哲學化」如大蔥鴨這樣「東亞限定版」物種的故事。我們將看到博物學者探究此議題的方式於十九世紀中末期呈現顯著的轉折——相較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期的博物學者屢在「造物主意志」前卻步,十九世紀中末期的博物學者開始運用「地殼變動」、「生物演化」、「陸橋」、「冰河期」等詞彙來賦予東亞限定版更深遠的生物地理意義。不過,值得強調的,我的目的並不只是追溯某生物地理學概念的「發展史」——事實上,各位將發覺,博物學者就隔離分佈的探索與帝國主義擴張、蓄奴制之正當性、種族與人類起源等十九世紀歐美社會的重大議題息息相關。

熟悉生物學史的讀者會馬上警覺我要說的是個關於「達爾文革命」(Darwinian Revolution) 的故事。是的,在歷史學者就達爾文思想如何於近代東亞掀起驚濤駭浪的基礎上,我要把東亞與達爾文革命的糾葛推得更前——不僅早於達爾文出版《物種源始》(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1859年,甚至更早於時年22歲的達爾文踏上「小獵犬號」環遊世界的1831年。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將回來看待台灣的自然史以及就台灣自然史的歷史研究。我將特別介紹由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助理研究員林大利與臺大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副教授丁宗蘇的〈台灣的物種密度世界第一嗎?論一個台灣特有且普遍的偽科學〉(2014) 一文。

該文首頁即以陳水扁前總統於兩千年「二十一世紀台灣發展觀光新戰略國際會議」的談話破題:「儘管它 (台灣) 只佔地球陸地總面積的萬分之二,物種卻高達十五萬種,其中原生種的生物就佔四分之一,植物種類密度高居世界第二,蝴蝶種類密度為世界第一,實為北半球生態系的縮影。 」兩位作者緊接著告訴我們,如此不時出現在政治言論 (以及部分人文與社會科學類論文) 的標準起手式 (或可用「台灣物種甲天下」來稱之) 在生物地理學上是站不住腳的,甚至只是類「偽科學」。就歷史學柑仔店的讀者來說,我認為這樣的論文頗有啓發性:到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該如何研究與人類一同生活在地球上的鳥獸蟲魚?

做歷史的常喜歡說,從史料中可以汲取的故事往往比小說還要迷人——我認為,同理在東亞限定版的大蔥鴨身上也可印證。大蔥鴨畢竟只是隻抱了根蔥的鴨子而已,既難抓,CP值又有限,就跟得累積到四百顆糖果才有辦法進化成暴鯉龍的鯉魚王一樣地教人生厭。相較之下,即將在後續的故事中登場的兩個東亞限定版物種就可愛多了,它們是:人蔘與大鯢。

人蔘與大鯢

圖三是1686年於巴黎出版之一本遊記中關於中國物產的插畫。儘管該圖嘗試納入的主題實包山包海,我們很難不注意那枚正在走路的人蔘。原來,十七世紀中葉以來,隨著中西交流日趨頻繁,西方博物學者逐漸了解人蔘在中國市場的高價值,因而對此獨特物種在分類學上的地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由於當時的博物學家僅能仰賴市場上取得的蔘片來做研究,無從得知人蔘的形態學或生育地等分類學上的關鍵資訊。人蔘在分類學上的地位一直要到1710年代早期,當一群法國傳教士與博物學者來到中國,協助當時的康熙皇帝進行資源調查時,才得以解決。在一次針對滿洲的調查中,傳教士杜德美(Pierre Jartoux, 1668- 1720)發現了野生的人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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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哈佛大學懷德納圖書館數位典藏
圖三:耶穌會士塔沙(Guy Tachard, 1651-1712)繪製的人蔘與其他東亞物產。

圖四便是基於此調查而發表的關於人蔘的分類學報告。就當時的法國博物學者而言,野生人蔘的發現不僅在自然史上,在商業上也有極端重要的意義。考慮到滿洲與法屬加拿大在緯度與自然環境上的相近性,博物學者假設,法屬加拿大應該也是人蔘的生育地之一。若此假說能被證實,博物學者認為,法國與中國的貿易前景將會一片大好——因為法國便可用加拿大人蔘來換取如茶葉、瓷器等高價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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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數位典藏
圖四:耶穌會士杜德美於滿洲發現的中國人蔘。

前述假設很快就被一名派駐魁北克的法國傳教士拉斐度(Joseph-François Lafitau, 1681-1746)證實。圖五顯示的便是拉斐度對美洲人蔘的形態學描述,可說是我們目前所稱的花旗蔘最早的科學記錄。美洲人蔘的發現震驚了當時歐美最具影響力的博物學家。1738年,依據長期研究美東植物相的博物學者巴川(John Bartram, 1699-1777)提供的資訊與標本,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在費城當地的報紙上宣佈費城鄰近山區也是人蔘的生育地。

1771年,甫成立的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在其機關報 (Transactions) 上討論北美東部與東亞在植物相上的相近性,並呼籲對博物學者深入探討此現象,以將之轉化為「國家優勢」(national advantage)。美國哲學學會的呼籲迅速在13年後落實。1784年,也就是在獨立戰爭結束的一年後,在新成立的美國政府的資助下,一艘名為「中國皇后」(Empress of China)的商船載滿了花旗蔘從紐約朝廣東出發,試圖代表美國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國對國關係。美國政府的人蔘外交取得巨大的成功,不僅緩解了當時的財政困難,也為此後與中國的貿易與外交關係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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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數位典藏
圖五:耶穌會士拉斐度繪製的美洲人蔘。

除了人蔘之外,另外一個引起十九世紀博物學家對東亞與北美隔離分佈的興趣的生物為一種原產於日本、可長至一點五公尺長以上的大鯢(Andrias japonicus;圖六)。 第一位將這種奇特的生物介紹給歐洲博物學界的是德國醫生與自然史家希伯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從1823年起,希伯爾德擔任荷蘭東印度公司駐日本長崎的醫生,利用其閒暇進行日本的自然史研究。1829年,由於希伯爾德難以克制的採集欲,日本政府懷疑這德國醫生其實是奸細,決定將之逐出日本。

在回國時,希伯爾德攜帶了大量的動植物標本, 其中便包括了一對活生生的大鯢。絕大多數希伯爾德的標本都安然抵達萊頓—除了雄大鯢把雌大鯢給吞了之外。希伯爾德接著在萊頓建了一個動物園來安置與展示這些來自日本的珍稀動物,而大鯢很快地成為當地的動物明星。就歐陸的博物學家而言,目睹這來自東方的大鯢是個有若神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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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麥爾圖書館(Ernst Mayr Library of the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數位典藏
圖六:日本大鯢。

首先,歐洲自然有各式各樣的有尾目兩棲類,但沒有一種在體型上能比得上這日本的大鯢。其次,從比較解剖學乃至於形態學的角度來看,歐洲博物學家發現,堪與日本大鯢相比擬的是一種原產於北美東部的大鯢(Cryptobranchus alleganiensis;俗稱 “hellbender”)。最後,歐洲博物學家發現,其實歐洲一度是有大鯢分佈的,只是至今已完全滅絕了。圖七顯示的是十八世紀上半葉在瑞士與德國邊境挖出的大鯢化石。有意思的是,當時博物學家一度認為這是早期人類的化石,而給它取了個 「Homo diluvii testis」的學名,意指「創世紀洪水的目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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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美國堪薩斯州琳達侯圖書館(Linda Hall Library)數位典藏
圖七:「創世紀洪水的目擊者」。
阿格西與物種多元起源論

就十九世紀上半葉的博物學家而言,如大鯢般的生物地理分佈是個神蹟。正如當時著名的自然神學家佩利(William Paley, 1743-1805)所說的,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個表,你絕不會認為這個表是憑空冒出來的—你一定會假設某個鐘錶匠製造了這個表,然後將它遺留在路上的。同樣的,當你看到自然界中的種種構造精妙的生物及其對環境的完美適應,你必得假設自然界中存在個鐘錶匠(watchmaker)。

十九世紀上半葉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瑞士博物學者阿格西(Louis Agassiz, 1807-1873;圖八)便是由此為出發點來解釋大鯢的生物地理學。1847年,阿格西被聘為哈佛大學教授。翌年,他在波士頓給了一系列的演講,討論當代博物學中的關鍵議題。在其第一回的演講中,阿格西首先批評當代動物學者在兩棲類分類上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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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圖八:十九世紀中葉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瑞士博物學者阿格西,約1870年攝。

進而,他秀了兩張插圖(圖九),一張呈現兩棲類的變態過程,另一張則列出博物學者一般歸為兩棲類的動物(如青蛙、蠑螈與大鯢)。接著他要觀眾注意這兩張圖所呈現的「巧合」(coincidence)。依阿格西所見,兩棲類的變態過程是一種「自然的尺度」(natural scale),有助於動物學者解決兩棲類在分類上的混亂。在此尺度的衡量下,阿格西表示,大鯢應該要擺在分類系統的最底端,而青蛙則要放在最頂端。相較於既有的分類體系,阿格西指出,這樣的分類是完全自然而然的,完全沒有分類學者的主觀意見攙雜在內。

但至於為什麼大鯢只分佈在日本與東北美、而在歐洲却是完全滅絕?阿格西認為這樣不僅表現在空間上,更表現在時間上的隔離分佈一方面彰顯了造物主的意志,另方面毋寧顯示了科學知識的極限。就阿格西而言,如隔離分佈這樣的自然現象是難以解釋的。研究者只能去揭示它,從而凸顯如佩利所說之鐘錶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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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阿格西於一八四八年波士頓演講中使用的示意圖。

以十九世紀博物學的術語,阿格西的前述見解屬於「物種多元起源論」(polygenism) 之一支——即相近或甚至相同的物種會在多個具類似環境條件之處被創造出來。物種多元起源論在智識上的敵手為物種單一起源論(monogenism)。單一起源論的擁護者認為,物種均只有單一起源——我們目前看到的生物地理學現象完全是物種遷徙與擴散的結果。

值得強調的,物種單一起源論與多重起源的辯論還涉及研究者該如何解讀當時社會最重要的「參考文獻」:聖經。畢竟,聖經便是個主張物種單一起源論的文本。正如圖十顯示之「諾亞方舟」的想像圖,在這世界上分佈的萬物,不管其分佈範圍有廣,不管其分佈之樣態有多麼特別,追根究底都源自那一對諾亞帶到方舟裡的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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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Edward Hicks Public Domain
圖十:美國畫家希克斯(Edward Hicks, 1780-1849)於1846年繪製的諾亞方舟(Noah's Ark)。

物種之單一起源與多重起源論者間的爭論迅速延燒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歐美社會的重大社會議題:白人憑什麼將黑人當成奴隸?蓄奴制背後的「理論基礎」到底為何?圖十一為一本名為《人類的形態》(Types of Mankind, 1854)之暢銷書的插圖。讀者不難發現,這張圖採取了極端多重起源論的立場,強調分佈於各地理區的不同人類種族 (race),就跟各地理區中常見且優勢的物種一般,是截然不同的物種。在這個意義上,蓄奴就跟畜養牛、羊之類的動物一般,是完全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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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威廉與瑪麗學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之「歷史生物學所」(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Biology)網站
圖十一:《人類的形態》中的插圖。

與其相對,圖十二為十九世紀上半葉流傳非常廣的反對蓄奴的海報,主張黑人與白人屬於同一起源,是廣義上的兄弟姊妹,進一步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樣的邏輯來挑戰蓄奴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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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美國國會圖書館數位典藏
圖十二:「我不是人與兄弟嗎?」 (Am I not a man and a brother?)。

在以哈佛教授之身份於美國展開其學術生涯前,阿格西為物種單一起源論的擁護者,且正如其他歐洲進步的知識份子一般,對於擁抱蓄奴制之美國社會的「落後」深感厭惡。但就在他接受哈佛的聘任、前往費城進行短暫田野調查時,他徹底地改變他對物種起源與蓄奴制之正當性等議題的看法。在一封家書中,阿格西鉅細靡遺地描述白人與黑人在體態與儀態上的差異,明言他所遇到的「黑奴」再再地讓他「作嘔」。阿格西短暫的「田野觀察」讓他轉向極端的物種多重起源論者與蓄奴制的擁護者。至一八五〇年代間,阿格西在美國的聲望如日中天—他以「科學」來闡明蓄奴制之存在必要的演講場場爆滿,其著作往往在出版前即預售一空。

阿格西未能預料的是,他的學術聲望將很快地遭到兩位博物學者的挑戰:英國博物學者達爾文與哈佛植物學者格雷(Asa Gray, 1810-1888)。1859年2月,即在《物種源始》出版的九個月前,格雷將在美國文理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會議上與阿格西掀起科學史研究者所稱的「美國的第一回達爾文爭論」(the first Darwinian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從表面上看,該爭論的重點為博物學者該如何解釋東亞與東北美的物種隔離分佈——只是,正如前述,物種分佈涉及的議題從來不只是為物種在空間上做出定位而已,而涉及一系列橫跨哲學、宗教、政治、社會與文化層面的問題:

自然哲學家(natural philosopher)是否得在造物主的意志前止步?造物主的意志是否真的是萬物的「第一因」(the first cause)?讓這樣的「達爾文爭論」更顯複雜的是,格雷與達爾文均是物種單一起源論的擁護者,也因此對蓄奴制擁護者以物種多元起論為正當性基礎大不以為然。該如何證明物種多元起源論不只是種「偽科學」,還是一種讓社會走向「不義」(至少就廢奴論者的觀點)的「壞科學」?

※本文為作者在撰寫〈拼裝的科學革命──以美國第一回達爾文爭議為中心〉時的副產品。該文已發表在《臺大歷史學報》第61期。

本文經歷史學柑仔店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