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記憶傷口上重生的柏林:走出高調「現代性」,回歸「人性」

在歷史記憶傷口上重生的柏林:走出高調「現代性」,回歸「人性」
2015年5月布蘭登堡門前,以受傷、殘破、垂首的戰馬意象紀念二戰終戰七十週年。攝影:花亦芬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沒有任何團體、沒有任何個人可以宣稱,柏林是他的。柏林不是哪個人可以操縱得了,柏林也不可能受制於特定一群人自己達成的協議。這種情況,也可以說是柏林現代性的一個面向。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花亦芬

不要做加害者,
不要做受難者,
尤其是,千萬不要、永遠不要做旁觀者。

Thou shall not be a perpetrator,
thou shall not be a victim,
and thou shall never, but never, be a bystander.
—以色列歷史學者Yehuda Bauer

柏林的現代,不在於想讓人嘖嘖稱奇、不在於努力要驚艷四方;而在於回歸城市應有的日常生活面,回歸人性。不走紐約、倫敦、巴黎的富豪奢華風,以高房價與高租金來震懾想要親近它的人;也不走北京、上海的高調誇耀風。這不是因為德國經濟欠佳,而是因為過去這裡曾是最高調講「現代性」的地方。

P36
攝影:花亦芬
離布蘭登堡門不遠的「布蘭特紀念館」(Forum Willy Brandt)櫥窗裡,展示著前西德總理布蘭特於1970年12月7日在華沙猶太區的陣亡將士紀念碑前,代表德國向波蘭下跪致歉的巨幅照片,這是柏林市中心重要的街景之一。

十八世紀初普魯士建國時,柏林大量吸收在法國遭受迫害的喀爾文教派信徒作新移民,引進先進技術與知識,奠定了邁向近現代化的政經基礎。從那時候起,柏林就是普魯士推動國家進步的樞紐。威瑪時代的柏林,更是二十世紀初期以「前衛」風采吸引世界各地許多人湧入的城市。當時這個大都會有四百多萬人口,比今天的柏林要多上許多。雖然不像巴黎煥發著特有的浪漫風華,但柏林卻像是個萬花筒,不斷折射出令人興奮雀躍的都會新風貌。

威瑪共和的憲法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憲法,它保障出版自由,不受任何官方檢查制度干擾。因此柏林快速發展成傳播與出版業重鎮,光是報社就超過五十家。根據威瑪憲法,婦女在政治權利上享有的保障,也比老牌民主國家如英、法、美等國還要多。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新女性」(the new woman)意識高抬,威瑪共和時代的女性參政、讀大學、就業、進入消費市場的情況,都是領當時歐洲時代風騷。在言論自由與性別平等皆受保障的情況下,當時德國公民參與政治的熱度遠勝於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

在藝術上,柏林是現代藝術「達達主義」(Dadaism)嘲謔反諷現代生活以及「新切事主義」(New Objectivity)暗諷社會百態眾聲喧嘩的場域。除此之外,即便是一般民眾住宅,也有像Bruno Taut這麼有創意的建築師,為他們設計舒適的公寓型社區。就連交通號誌,當時的柏林也積極引進領先世界的設施。例如,最摩登時尚的市中心波茨坦廣場上,有個高8.5公尺的五角形號誌塔。這個交通號誌塔對應了匯集到這個廣場的五條大馬路。這是德國第一個交通號誌設施。1922年設置時,為了凸顯柏林的現代性,特別捨棄傳統新古典主義繁複的設計風格,刻意仿效美國紐約第五大道在1918年設置的交通號誌具有的現代簡約風格。

在此同時,柏林也是同性戀、解放的婦女尋求自我展現的自由城市、以及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意氣飛揚教書的地方。正如研究威瑪共和歷史的學者Eric D. Weitz所說:「沒有任何團體、沒有任何個人可以宣稱,柏林是他的。柏林不是哪個人可以操縱得了,柏林也不可能受制於特定一群人自己達成的協議。這種情況,也可以說是柏林現代性的一個面向。」

然而,在大都會無奇不有、爭妍鬥豔的背後,這也是一個到處見得到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返鄉回來,有著大量傷兵四處蹲坐在牆角乞討的城市。街道上來來往往、急著擁抱「前衛」的人潮,常常若無其事地從這些人身邊走過。著名畫家Otto Dix便曾以大都會裡隨處可見的傷兵為題材,創作過許多作品。刻畫他們身心受到劇烈創傷,並批判軍國主義帶給國民巨大的傷害。

這些在君主時代滿懷軍國主義思想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民,從打敗仗的戰場回來後,卻回到一個新成立的民主共和體制裡,雖然國名還是叫作Das Deutsche Reich(德意志國)。他們原先渴望透過戰功在社會階級上獲得晉升的美夢,不僅完全破滅;他們腦袋裡原先塞滿的軍國威權思想,面對民主共和帶來的種種衝擊,也裝不進新的公民意識加以應對;他們受創的身心讓他們失去正常的工作能力,難以適應快速轉型的社會。在這樣的情形下,如何期待他們擁有健康的心態,在短時間內成為捍衛民主自由的共和國公民呢?

Republican_Automatons_George_Grosz_1920
Photo Credit: George Grosz Public Domain
George Grosz,《共和國裡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機器人》

相當善於社會嘲諷的畫家George Grosz,便曾以《共和國裡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機器人》這幅畫點出,德國當時有為數可觀的傷殘退伍官兵,這一大群人、以及受他們影響的家庭成員構成威瑪共和內在一個致命的大問題:具有民主素養、公民思想與獨立思考判斷能力的共和國公民人數並不多。近程來看,這個問題當然與普魯士自十八世紀初期起一直雷厲風行推動軍國主義有關。如當時一句有名的話貼切點出的:「普魯士王國不是一個擁有軍隊的國家,而是一個擁有國家的軍隊。」

從遠因來看,則須回溯到德意志在中古時代原先發展得相當不錯的市民階層在「三十年宗教戰爭」(1618-1648)戰火摧殘下,大部分遭到致命的踐踏蹂躪,以至於後來德意志政治、社會的公權力幾乎被少數權貴與知識菁英把持。一般平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幾乎不被當作一回事,老百姓也因此養成任由執政者恣意而為的消極心態,只要自己日子過得去,國家不要落入外國勢力統治,多說也無濟於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柏林卻在高調追求前衛、解放、現代化的推波助瀾下,從戰爭的創傷裡蹦發出不羈的活力,以極快的速度迎向解禁的時代。正如當時著名的媒體人與評論家圖悠斯基(Kurt Tucholsky)所說,除了柏林以外,德國只是一個被一群市儈的鄉巴佬統治的國度。德國需要藉著柏林綻放出來的光芒驅走鄉下地方的黑暗。然而,知識菁英卻忽略了,這個戰後躍升起來的大都會,內在藏著一個嚴重撕裂的社會:階級對立,左右派激烈叫陣,「新女性」急於擺脫傳統女性枷鎖,「新中產階級」急著脫離勞工階級,但卻被政經地位牢牢穩固的「舊中產階級」無情地排斥、鄙視……。凡此種種,都讓柏林成為德國其他地區的人發洩焦躁之氣的箭靶。柏林所帶動的種種「進步」,也被舊勢力、國族主義保守派、反猶太組織大力攻擊,藉以召喚群眾重返「真正的」德意志精神。

威瑪共和失敗後,弔詭的是,如何以「現代性」打造柏林的迷思,並沒有在德國消失。希特勒(Adolf Hitler)還是抓住這個關鍵詞,高倡要將柏林打造成超越古羅馬的世界之都,好將聖彼得堡比下去。

然而,什麼是希特勒心目中柏林應有的現代性呢?他聘用了許培爾(Albert Speer)擔任他的御用建築師以及首都都市規劃總監。許培爾以古羅馬帝國的建築意象,打造了一個以南北軸線為主動脈的新柏林,企圖彰顯希特勒「日耳曼世界帝國之都」的堂皇宏偉。位在這個南北軸線北邊的終點是「大會堂」。這個原址在今天德國總理府至火車總站之間的「大會堂」既是國族聖殿、也是國會所在地,內部的觀眾席預計可容納15萬至18萬人,以便向全世界顯耀德意志帝國的國威。

P53
攝影:花亦芬
平實而親民的聯邦德國總理府。

走過二戰與冷戰,戰火廢墟裡重新站起來的德國,面對過去所犯的錯誤,除了深切反省,也謹慎提防過去的覆轍絕對不可再重蹈。就像西德六八學運的健將、後來成為德國外交部長的菲舍爾(Joschka Fischer)曾調侃說,希特勒帶給德國的傷害,還包括德國日常語言上多了不少禁忌。例如:「去參加青年領袖(young leaders)會議是很棒的事;但當『青年領袖』這幾個字是用德文來說(junge Führer),你就不會想踏入那種場合了。」。"Führer"是德文「領袖/元首」(leader)之意。

納粹時代,德國人對希特勒的稱呼就是"Führer"。二戰之後,尤其是隨著聯邦德國轉型正義工程的推展,不少納粹時期常用的字彙,逐漸成為德國政治檯面上被貼上禁忌標籤的字眼。這應是現代德文有時喜歡夾雜外文字的原因之一。牛津大學歷史系教授Timothy Garton Ash就曾說,因為希特勒的關係,現今德國政壇使用的政治語彙刻意被限縮到狹隘、謹慎、與無聊的地步。

與希特勒傲視群國的「大會堂」設計思維完全相反,今天聯邦德國的總理府雖是全新建築,卻平實到幾乎有些不太起眼。面對總理府,右手邊是瑞士大使館,選擇這個歐洲中立小國作為總理府的鄰居,是很有意思的安排。與總理府面對面的,則是德國國會辦公大樓。這個建築跨過Spree河兩岸興建,中間以空橋相連。國會辦公大樓刻意跨越河的兩岸,象徵兩德統一在民主政治之下。在兩棟建築之間的Spree河岸,可以看到一排白色十字架做成的紀念牌,紀念冷戰時期為了從東德逃到西德而在此處被射殺的犧牲者。

P55
攝影:花亦芬
兩棟國會辦公大樓之間的Spree河岸,豎立著紀念牌,紀念為逃離東德而被射殺的犧牲者。

在柏林這個新首都,大部分的公共建築是改造整修舊建築後所產生的新舊交融體。10其中最醒目的,是象徵全體民意的國會大廈的透亮玻璃穹窿頂。英國建築師Sir Norman Forster這個精彩設計清楚點明,最廣泛代表德國民意的聯邦機構努力追求的,就是民主政治的公開透明。

是的,作為兩德民主統一後的首都,柏林不再想走上爭奇鬥豔的路。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鐵血軍國主義與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都深知如何打造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美學景觀,來展現他們心目中的帝國威儀。經過二戰與冷戰,柏林看見自己的傷痕累累。如今反而選擇作為時時掀開自己歷史傷口的城市,讓這個德國新首都的景觀有著相當獨特的歷史反省基調。它圈起許多舊建築、打造了不少紀念園區,要從圈出來的空間,帶人回溯時間長河裡的過往,好好定睛「國家暴力」可以將個人身心摧殘到何種慘狀。它還要在歷史空間裡填上許多故事—加害的故事、受難的故事、悔罪的故事、以及和解的故事。

揭示傷口不只指向過去。揭示傷口也是承認歷史的暗礁的確存在,並清楚表明此刻當下可以承受得住衝突的程度,對於有些過往的晦澀還不知如何詮釋的躊躇;以及願意帶著傷痕的印記走向未來的知恥與覺醒。

「終戰日」是「解放日」,而非「戰敗日」:德國邁向轉型正義的崎嶇之路

書籍介紹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先覺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我們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花亦芬

台灣該樹立何種可以讓國民驕傲地立足於世界的價值,來定義自己,也開始逐步穩妥打造現在與未來?在這方面,世界上沒有國家像聯邦德國這樣,從二戰結束後,短短五十年內必須經歷兩次性質大不相同的轉型正義,並且以此成功地將自己轉型為國際社會值得信賴的夥伴。德國二十世紀的歷史與轉型正義的經驗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在短短七十年內如何經歷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的大災難與大復原。

這個經歷既提醒世人,民主需要恆常小心守護;同時也鼓勵我們去看見,只要願意真誠反省認錯,修好與和解不僅可能,而且以反省與寬容為基調的民主社會,更容易得到國際的支持與肯認。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Photo Credit: 先覺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書摘』文章 更多『國際』文章 更多『精選書摘』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