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記憶傷口上重生的柏林:走出高調「現代性」,回歸「人性」

在歷史記憶傷口上重生的柏林:走出高調「現代性」,回歸「人性」
2015年5月布蘭登堡門前,以受傷、殘破、垂首的戰馬意象紀念二戰終戰七十週年。攝影:花亦芬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沒有任何團體、沒有任何個人可以宣稱,柏林是他的。柏林不是哪個人可以操縱得了,柏林也不可能受制於特定一群人自己達成的協議。這種情況,也可以說是柏林現代性的一個面向。

文:花亦芬

不要做加害者,
不要做受難者,
尤其是,千萬不要、永遠不要做旁觀者。

Thou shall not be a perpetrator,
thou shall not be a victim,
and thou shall never, but never, be a bystander.
—以色列歷史學者Yehuda Bauer

柏林的現代,不在於想讓人嘖嘖稱奇、不在於努力要驚艷四方;而在於回歸城市應有的日常生活面,回歸人性。不走紐約、倫敦、巴黎的富豪奢華風,以高房價與高租金來震懾想要親近它的人;也不走北京、上海的高調誇耀風。這不是因為德國經濟欠佳,而是因為過去這裡曾是最高調講「現代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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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花亦芬
離布蘭登堡門不遠的「布蘭特紀念館」(Forum Willy Brandt)櫥窗裡,展示著前西德總理布蘭特於1970年12月7日在華沙猶太區的陣亡將士紀念碑前,代表德國向波蘭下跪致歉的巨幅照片,這是柏林市中心重要的街景之一。

十八世紀初普魯士建國時,柏林大量吸收在法國遭受迫害的喀爾文教派信徒作新移民,引進先進技術與知識,奠定了邁向近現代化的政經基礎。從那時候起,柏林就是普魯士推動國家進步的樞紐。威瑪時代的柏林,更是二十世紀初期以「前衛」風采吸引世界各地許多人湧入的城市。當時這個大都會有四百多萬人口,比今天的柏林要多上許多。雖然不像巴黎煥發著特有的浪漫風華,但柏林卻像是個萬花筒,不斷折射出令人興奮雀躍的都會新風貌。

威瑪共和的憲法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憲法,它保障出版自由,不受任何官方檢查制度干擾。因此柏林快速發展成傳播與出版業重鎮,光是報社就超過五十家。根據威瑪憲法,婦女在政治權利上享有的保障,也比老牌民主國家如英、法、美等國還要多。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新女性」(the new woman)意識高抬,威瑪共和時代的女性參政、讀大學、就業、進入消費市場的情況,都是領當時歐洲時代風騷。在言論自由與性別平等皆受保障的情況下,當時德國公民參與政治的熱度遠勝於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

在藝術上,柏林是現代藝術「達達主義」(Dadaism)嘲謔反諷現代生活以及「新切事主義」(New Objectivity)暗諷社會百態眾聲喧嘩的場域。除此之外,即便是一般民眾住宅,也有像Bruno Taut這麼有創意的建築師,為他們設計舒適的公寓型社區。就連交通號誌,當時的柏林也積極引進領先世界的設施。例如,最摩登時尚的市中心波茨坦廣場上,有個高8.5公尺的五角形號誌塔。這個交通號誌塔對應了匯集到這個廣場的五條大馬路。這是德國第一個交通號誌設施。1922年設置時,為了凸顯柏林的現代性,特別捨棄傳統新古典主義繁複的設計風格,刻意仿效美國紐約第五大道在1918年設置的交通號誌具有的現代簡約風格。

在此同時,柏林也是同性戀、解放的婦女尋求自我展現的自由城市、以及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意氣飛揚教書的地方。正如研究威瑪共和歷史的學者Eric D. Weitz所說:「沒有任何團體、沒有任何個人可以宣稱,柏林是他的。柏林不是哪個人可以操縱得了,柏林也不可能受制於特定一群人自己達成的協議。這種情況,也可以說是柏林現代性的一個面向。」

然而,在大都會無奇不有、爭妍鬥豔的背後,這也是一個到處見得到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返鄉回來,有著大量傷兵四處蹲坐在牆角乞討的城市。街道上來來往往、急著擁抱「前衛」的人潮,常常若無其事地從這些人身邊走過。著名畫家Otto Dix便曾以大都會裡隨處可見的傷兵為題材,創作過許多作品。刻畫他們身心受到劇烈創傷,並批判軍國主義帶給國民巨大的傷害。

這些在君主時代滿懷軍國主義思想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民,從打敗仗的戰場回來後,卻回到一個新成立的民主共和體制裡,雖然國名還是叫作Das Deutsche Reich(德意志國)。他們原先渴望透過戰功在社會階級上獲得晉升的美夢,不僅完全破滅;他們腦袋裡原先塞滿的軍國威權思想,面對民主共和帶來的種種衝擊,也裝不進新的公民意識加以應對;他們受創的身心讓他們失去正常的工作能力,難以適應快速轉型的社會。在這樣的情形下,如何期待他們擁有健康的心態,在短時間內成為捍衛民主自由的共和國公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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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eorge Grosz Public Domain
George Grosz,《共和國裡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機器人》

相當善於社會嘲諷的畫家George Grosz,便曾以《共和國裡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機器人》這幅畫點出,德國當時有為數可觀的傷殘退伍官兵,這一大群人、以及受他們影響的家庭成員構成威瑪共和內在一個致命的大問題:具有民主素養、公民思想與獨立思考判斷能力的共和國公民人數並不多。近程來看,這個問題當然與普魯士自十八世紀初期起一直雷厲風行推動軍國主義有關。如當時一句有名的話貼切點出的:「普魯士王國不是一個擁有軍隊的國家,而是一個擁有國家的軍隊。」

從遠因來看,則須回溯到德意志在中古時代原先發展得相當不錯的市民階層在「三十年宗教戰爭」(1618-1648)戰火摧殘下,大部分遭到致命的踐踏蹂躪,以至於後來德意志政治、社會的公權力幾乎被少數權貴與知識菁英把持。一般平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幾乎不被當作一回事,老百姓也因此養成任由執政者恣意而為的消極心態,只要自己日子過得去,國家不要落入外國勢力統治,多說也無濟於事。

在這樣的情況下,柏林卻在高調追求前衛、解放、現代化的推波助瀾下,從戰爭的創傷裡蹦發出不羈的活力,以極快的速度迎向解禁的時代。正如當時著名的媒體人與評論家圖悠斯基(Kurt Tucholsky)所說,除了柏林以外,德國只是一個被一群市儈的鄉巴佬統治的國度。德國需要藉著柏林綻放出來的光芒驅走鄉下地方的黑暗。然而,知識菁英卻忽略了,這個戰後躍升起來的大都會,內在藏著一個嚴重撕裂的社會:階級對立,左右派激烈叫陣,「新女性」急於擺脫傳統女性枷鎖,「新中產階級」急著脫離勞工階級,但卻被政經地位牢牢穩固的「舊中產階級」無情地排斥、鄙視……。凡此種種,都讓柏林成為德國其他地區的人發洩焦躁之氣的箭靶。柏林所帶動的種種「進步」,也被舊勢力、國族主義保守派、反猶太組織大力攻擊,藉以召喚群眾重返「真正的」德意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