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少校女軍官血淚史:50年來,她都以為「秘密」絕對不能說出口

一個少校女軍官血淚史:50年來,她都以為「秘密」絕對不能說出口
Photo Credit:RestrictedData@Flickr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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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軍人節的前夕,社工和諮商師再次見到她。談起加害人,她還是咬牙切齒;想到這段過去,她只說了一句話,讓人印象很深刻「人發瘋,比死了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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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亦瑾、陳映汝(勵馨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

她站在布幕後方,戴好墨鏡,在心中簡短禱告了一分鐘,上台。

回想起過去,百感交集。

*

六歲那年,父母要到外地工作,將她寄養在親戚家。

這個家庭常虐待她,不讓她吃飯,還被兩個表舅和表姨丈性侵。那些痛苦的時刻,她始終堅信─她沉默,是為了保護父母的面子,不讓他們因為自己而與親戚的相處顯得難堪;她努力,是為了終有一日,可以脫離這些不幸。

這種心情,是性侵害的受害者常有的為難。性侵害為甚麼會發生,在不同事件裡有不同的原因,但其中共通的成分多半都是(1)常被稱為「加害者」的這一方,在某些理由下做出這些行為,而(2)常被稱為「受害者」的那一方,身旁的保護網出現了漏洞。

所謂的理由,有些時候是性慾的驅使,有些時候是親密關係中追求或交往失控,卻也有些時候是加害者對生活感覺不滿、想藉由傷害他人來讓自己感覺好過一點;所謂的漏洞,有些時候是受害者原先就較為弱勢,像是兒童或身心障礙者保護自己的能力較低,但也可能是雙方的關係讓受害者沒有提防、在事發當下格外不知所措,像是親友、伴侶或職場中的性侵害事件。

在她的故事裡,這兩種成份同樣也存在著,但她還是奮發向學,考上國防醫學院護理系、成為優秀的護理女軍官,並且與一位愛她、照顧她、也同樣是軍人的男性結婚,生下一對兒女。

然而,正當她的人生如日中天,成日為工作、家庭如陀螺般打轉時,一陣狂風暴雨正悄悄接近。

三十八歲那年,她被誣陷賄賂長官、外調到金門。雖然當時剛解嚴,那卻還是個軍事重地。

剛到金門,她竟然見到一位理當不會出現在那裡的舊識,是過往在台灣的軍醫院護理部共事過學姊的丈夫─袁教授。別人眼裡在陌生地域有熟人相伴該是一件幸運的事,但這位袁教授卻早在台灣就對她多次騷擾。

袁教授透過院長的施壓、刻意邀約她一起用餐,在從餐廳回醫院的路上,經過一條陰暗的坑道,她就這樣被袁教授用力侵犯。她當下腦中一片空白,心想,對方是有婦之夫,自己也是有家室、有孩子的人,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況且,對方的妻子還是自己交情甚好的學姐,一個熟識的人,怎麼會處心積慮想要侵犯她?

幸好,當時她奮力抵抗,對方並沒有性侵得逞。承襲童年被侵犯的經驗,她在這個被性侵未遂的事件裡,仍然對長官或家人隻字未提。她不願自己成為他人話柄,更不想讓家人擔心。

她依然相信,這「秘密」不能說,才能保全她的家庭與清白。

平常遇到困難,我們多少都還能找個誰說說心裡的不舒服,但多數的性侵害受害者,都跟她一樣選擇了沉默。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裡,性侵害確實常被視為一種「懷疑受害者也有責任」、「認為受害者跟家人都很丟臉」的傷害,於是受害者不得不選擇了沉默。隱藏下來的傷痛,便在心裡慢慢發酵。

當時的她並沒有社工可求助,離島軍事單位的特殊背景,更讓她求助無門。如果這樣的事件發生在現代,在她聯繫警方、社工等管道後會發生甚麼事情呢?性侵害在台灣的法律中被稱為「妨害性自主」,除去某些特殊狀況外,都是一項公訴罪─受害者不需要決定是否提告,檢察官自然就會代表國家開啟調查、維護受害者的權益,即便有些時候證物不足以支持事件起訴、進入司法流程,受害者仍然是應該要受到保護的。

當老師、社工、醫護或刑警等人員知道有這樣的案件發生,必須在24小時內與縣市政府設立的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中心聯繫,中心的社工將與受害者聯絡,協助後續到醫院驗傷、警局報案、接受檢察官偵訊、陪同上法庭等程序,如果受害者需要安排心理諮商、安全住處等資源,社工也會協助處理。

沒有接受到這些協助的她繼續沉默著,變得更加防衛自己,非必要的應酬就不去參加,話也變少了。

雖然這類封閉自己、不願交際的行為得罪了一些長官,她也不以為意,反而專心在自己的工作上。正當她逐漸熟悉金門的業務,另一位王姓營長,又成為使她進入人生瘋狂階段的炸彈。

這天,營長邀請她一起送學妹回台灣休假。她心中警鈴大響,卻礙於學姐妹之間的交情,還是跟著坐上營長的吉普車到了機場。回程,她驚覺營長的車沒有走在回軍醫院的路線上。

她說:「請你載我回軍醫院。」她試著保持一些禮節。

營長:「難得出來了,我請妳到我們營區喝杯茶吧!」

她猶豫,因為營區內都是男性軍官,況且這位營長先前已經對她釋出一些不懷好意的邀約,都被她拒絕了。眼看無法脫身,她只好試著說服自己,營區內有許多官兵走動,應該不至於讓自己陷入甚麼危險吧!

當傳令將茶水送進營長辦公室後,營長關上門,她思緒飛快地問著自己,這樣是否妥當?一開始還很正經的談話,不久,營長就走到她身邊伸出魔爪。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如巨石瞬間落下一般,她在驚愕中仍然極力掙扎,但營長強力壓制,露出得意的嘴臉,並且繼續正經的談話,以免旁人起疑。

她內心沉痛無比,不斷自問為何又發生這種事?自己的警覺性在先前多次的侵害時,應該已經受到足夠的訓練,得以防範這類事情的發生,但是,現在怎麼又受到這類侵犯?她該大聲呼救嗎?後果會如何?又該如何向人解釋,上班時間為何兩人獨處一室?她評斷情況非常不利,只能默默忍受這一切羞辱,但心中悲痛吶喊著,怎麼會有這麼禽獸不如的軍官!

事發後怎麼回到軍醫院,她也記不得了,只知道心中承受巨大的悲傷與驚慌。發生這樣的事件,猶如大海嘯侵襲的風暴,她就像一支飄盪在海上的孤舟,任由無情的浪打在身上,直至支離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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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Michael Coghlan@Flickr CC BY SA 2.0

回到台灣,她的思緒與生活逐漸分崩離析。她嘗試要好好地過正常的生活,無奈心中無法排解的自責與憤怒,混雜恐懼、焦慮、不安、煩躁、憂鬱…等情緒,使她從一位優異的女軍官,墜入社會的底層、瘋狂的邊緣。

在家人的眼裡,她從金門回來後,簡直是中了邪。

從一位溫柔盡責的好媽媽,變得不愛說話、冷漠、蓬頭垢面、工作表現也每況愈下。

她努力維持住母親的角色,把兩個孩子帶大,但婚姻卻沒有辦法因為努力而留下。這個痛苦的秘密卡在夫妻間,阻礙了原有的親密,兩個相愛的人就此漸行漸遠。

終於,她和先生還是離婚了,當兒女長大離家後,她硬撐起的堅強外貌也跟著瓦解,情緒、生活和自我…就像骨牌般一一崩潰。長年累積的憤怒與憂鬱,讓她變得麻木不仁。她體會不到痛、也感受不到愛。

四十五歲那年,某天傍晚,她挾帶混亂的思緒,將車子開上高速公路。在車速過快而失控、橫衝直撞之際,心想:「這就是我要赴黃泉的死路吧!」被侵犯以來日漸加重的幻聽,也對她狂吼:「去死吧!去死吧!」她索性放開方向盤,讓死神引領她的路。瞬間,一輛聯結車呼嘯而過,沒幾秒鐘的時間,車子好像有一股力量,由內側車道快速地往外拉,到了最外側護欄邊,原地打轉好幾圈。一陣鏗鏘吵雜聲後,車子終於停下,一切又回歸平靜。

面對她的心魔與痛苦,即便選擇自殺一途,她也未能如願。

**

某一天的下午,陽光和煦、微風輕拂,公園的草地上架起許多帳篷,逛攤位的民眾熙來攘往,好不開心。

她步履蹣跚地看著那些洋溢著幸福笑容的家庭,不禁想起自己的家人。如果不是被誣陷而外派到金門,如果不是在異地被性侵,如果不是…她無法再回想下去,心中悔恨跟被剝奪的感覺已經來回擺盪了二十餘年。

她在攤位間游移,最後在一個粉紅色的攤位前面停下腳步,徘徊許久。志工熱情地詢問她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她久久說不出話,只能用手指向「性侵害」這幾個字、詢問是否有免費的諮商師。志工介紹了機構的諮商服務,也留下了她的聯絡方式。終於,這個好不容易跨出的腳步,開啟了她在諮商中心會談的歲月,其實也為她烏雲密布的五十九歲,照進一道明亮的光。

心理諮商並不是性侵害受害者復原必經的路徑,但確實能夠在受害者陷入混亂時候提供幫助。相較於社工和受害者之間不定期、有事務需要討論才聯繫的服務方式,諮商師和受害者之間有較為長期、密集、穩定的見面機會,能夠好好討論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經驗─也許是現在的生活還好嗎?工作、上學、跟親友伴侶之間的相處狀況怎麼樣?當然,也可能在受害者準備好之後,討論過去受到性侵害時候的狀況、後續帶來的影響。

如果受害者發現自己常常心情不好─時不時又想起受害的畫面、跟其他人(尤其是異性)相處時總感覺非常緊繃、悲傷或憤怒的感覺一旦出現便無法停止等,諮商師也會跟受害者一起尋找處理的方式,同時也找回對生命的控制感、找回自己的價值與信心。

那些會談持續了好一段時間,而她對於每次的諮商總是非常認真,再搭配精神科醫師的指示用藥,生理和心理都逐漸好轉。

在國外長期定居的女兒是第一個發現她轉變的,女兒開心地肯定她的努力,更開始積極地帶她上教會,讓她心靈獲得充實、生活逐漸回歸常軌。跨越了過去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躁鬱症等問題,藉由友情、親情、信仰、諮商與醫療的力量,她重新站了起來。

然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親友與宗教信仰,但在像這樣的困難發生時候,該怎麼區分自己適合向醫師、社工或諮商人員求助呢?其實這個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卻有些可以參考的標準。

如果受害者主要的困擾,是失眠、食慾不振、慌亂焦慮、情緒低落等生理症狀,請醫師用藥物舒緩是可以考慮的方向;如果受害者的生活中仍然有相當多現實面的困難,像是需要驗傷、報警、住處或急難救助,由社工連結資源和服務是較好的選擇;如果受害者是心裡千頭萬緒地打轉著、想法跟情緒都相當混亂,諮商會是一個能夠相伴著、重新找回秩序的好幫手。

當然在這樣的原則下,不同專業人員在協助過程中,都還是會討論到其他領域的主題,但卻仍有各自的專長與焦點,專業人員之間也需要相當多的合作和討論。

復原的路慢慢清晰,她開始跟旁人分享自己心底不再黑暗的秘密。

在與諮商師討論後,她開始寫下自己的故事《一個被性侵女軍官的手記》,更決定要從痛苦中走出來,在「終結性侵害」的工作裡奉獻心力,期待能夠讓台灣這片土地上任何年齡層的女人,都擺脫受性侵害的恐怖陰影。

於是,她主動和社福機構聯繫、討論如何發起「推動社會改變」的倡議行動,因為她知道,保護受害者確實非常重要,但如果社會沒有改變,已經受害的人不會有良好的環境可以復原,未來也還會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現。

當我們的社會繼續把性侵害視為羞恥,質疑受害者也有責任,就會有更多的受害者跟六歲的她一樣,從孩提時代就選擇了沉默,終生在自我懷疑裡載浮載沉著無法上岸。

當我們的社會設計性侵害防制課程時候,始終只討論如何在暗巷中提防陌生人,卻忽視熟識者性侵害問題的嚴重性,就會有更多的受害者跟三十八歲的她一樣,對教授與營長伸出的魔掌手足無措。

當我們的社會沒有辦法提供性侵害受害者需要的協助和資源,就會有更多受害者跟四十五歲的她一樣,步步走向毀滅,缺席的女兒、妻子、母親、朋友或員工角色,都影響著身邊的每一個人。

當我們的社會終於正視受害者復原的不容易,能加入這個行列中提供理解、尊重與陪伴,就會有更多受害者跟五十九歲的她一樣,開始重獲新生,創造出更友善、平等、安全而尊重的社會環境。

討論後,她和社福機構一起決定要召開記者會、呼籲社會重視性侵害議題,尤其是軍隊裡反覆發生的性侵害案件。

***

2013年的軍人節,她站在布幕後方,戴好墨鏡,在心中簡短禱告了一分鐘,上台。

台下的鎂光燈此起彼落,她手心冒汗,站在麥克風前,停頓了幾秒,腦海中閃過被性侵的模糊片段,以及三十年來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與接近瘋狂的狀態。

她以短短幾秒的時間,在腦中回顧這一切,深吸了一口氣,再慢慢吐出,開口說出第一句話:

「我是蘭姐,我是一位被性侵的女軍官,我存活了下來。」

【後記】2016年軍人節的前夕,社工和諮商師再次見到她。還在跟癌症搏鬥的她,外貌有些變化,說起話來卻仍然很有力量。談起加害人,她還是咬牙切齒;想到這段過去,她只說了一句話,讓人印象很深刻「人發瘋,比死了還痛苦...」

如今她要讓兩匹惡狼繩之以法,其實是相當困難了,但在信仰和社福機構的陪伴下,已經走出痛苦的深淵。晚年的平安寧靜,確實與原有的幸福不同,但她浴火重生的命運,卻一步步踏實地行走在愛中。

責任編輯:羊正鈺
核稿編輯:李牧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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