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大審判家》:「轉型正義」必然是正義嗎?

觀《大審判家》:「轉型正義」必然是正義嗎?
Photo Credit: 安可電影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德國面對納粹政權的轉型正義經驗中,思考「何為正義」以及正義的界線,頗值得身在台灣的我們借鑒。

*本文內含劇情,若您有被雷的顧忌,建議您觀影後再行閱讀。

美國有奧斯卡、台灣有金馬獎、德國有德國電影獎(Deutscher Filmpreis),今年在德國電影獎上,這部《大審判家》(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拿下了包括最佳導演、最佳劇本在內的四項大獎。

對於德國來說,一部談納粹的電影,就像一部談美麗島大審的國片一般敏感,「大審判家」從195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投降的12年後談起,視角有別於其他描述戰爭期間納粹暴行的二戰電影。

要了解這部電影,要先知道甚麼是「最終解決方案」。

德國人對於猶太人的恨並不是從希特勒開始的,至少在19世紀後半,現今的德國境內就已經開始流傳從生物學的角度而言,猶太人是亞利安人的死敵的說法。20世紀初期,德國也有政治領袖主張應撤銷猶太人的國籍,並將他們趕出德國。

希特勒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成長,未掌權之前對猶太人便深惡痛絕,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他便認為猶太人暗中與美國串通,是以顛覆德國為目的的種族,這其實是反映了當時德國社會既存的部分意識形態。

而當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崛起之後,德國對於猶太人的迫害便逐步加劇。一開始,希特勒也並不是立刻採用大屠殺的方式,曾經嘗試用法律解決。1935年,他頒布了《紐倫堡法案》,剝奪了德國猶太人的公民權與國籍,並禁止猶太人與其他德國人通婚,希望迫使猶太人離開德國。

二戰爆發前夕,他也曾嘗試用主動驅逐的方式解決猶太人問題,最有名的就是「馬達加斯加計畫」,要將德國境內的所有猶太人強制移民至鄰近非洲的馬達加斯加,藉由讓猶太人遠離歐洲而解除他們對亞利安人的威脅。後來,這個計劃因為對英戰爭失敗,納粹德國失去對馬達加斯加島的控制權而作罷。

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是在整段歷史的演進中不斷升高的,二戰開始之後,納粹德國對待猶太人的手段越來越殘忍,在集中營裡、或是戰場上失去性命的猶太人越來越多。而隨著戰爭情勢的不斷升高,希特勒為了在戰爭結束前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而開的大絕,就是「最終解決方案」。

「最終解決方案」,直白地說,就是「把他們殺光吧!」,他們把猶太人不斷送進集中營裡,包括專門成立用以屠殺的「滅絕營」,或用槍殺,或用毒氣室,日以繼夜地屠殺猶太人。當時,在歐洲的德國占領區內,猶太人的人數有800萬人以上,那麼有多少人被納粹德國殺害呢?

600萬人。

POPE VISITS AUSCHWITZ-BIRKENAU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奧斯威辛(Oświęcim,德語稱奧許維茨Auschwitz)集中營

因此,猶太人對納粹德國的恨,理所當然,本片主角佛列茲 鮑爾(Fritz Bauer)身為猶太人,在擔任地方檢察官任內積極起訴前納粹軍官,也數次被指為單純的「復仇」。雖然他否認自己的行動是受復仇的意念驅使,但在片中並沒有對此做強烈的反駁,事實上要切割主角心中的「恨」與「正義」,恐怕也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

這是德國版的「轉型正義」,這種對於過往獨裁政權的檢討,手段的分寸必須審慎拿捏,否則很容易淪為意識形態的對抗,反而同樣的侵害人權。而相較於其他類似議題的電影,我認為在《大審判家》中,導演選擇的視角頗為引人思考。

片中對於前納粹軍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描寫,並沒有著重於追溯他在二戰時期究竟犯下哪些罪行,沒有回憶畫面、沒有細節描述,只有簡單提到他「參與」了「最終解決方案」,似乎曾經是個重要人物。有一段播放艾希曼受訪錄音的劇情,他為自己開脫「我只是負責運送而已,並沒有殺害猶太人」。而實際演出艾希曼的片段,只是用幾個鏡頭很簡短地帶到他藏匿在阿根廷時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夜擔憂被逮捕的情緒而已。

這讓我們很難在電影中感受到這個人的「惡」,減弱了主角鮑爾不惜叛國也要將他逮捕歸案的正當性。並且,最後艾希曼並沒有成功地被引渡回德國接受審判,而是被吊死在一個舉國痛恨納粹的猶太人國家─以色列。也就是因為他沒有這麼明確的「惡」,才導致漢娜 鄂蘭(Hannah Arendt)在全程參與耶路撒冷大審之後寫下了《平庸的邪惡》。

歷史上,鮑爾最重要的事蹟便是在之後的「法蘭克福審判(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s)」中擔任主訴檢察官,並確立了「服從即有罪」的原則,讓即使只是服從命令,或是沒有親手殺人的前納粹軍人依然必須負擔刑責。但即使「服從即有罪」,單單服從應也罪不致死,艾希曼被處決的結果是不是正義,恐怕不是這麼容易評斷的。

AP_10031812403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情景。

導演也大膽在故事裡引入了同性戀元素,加強了鮑爾在社會上與德國司法系統中孤立地位的描寫,使主角的處境更為凶險。歷史上的鮑爾確實曾有同志傳聞,但未被證實,而在1957年的德國,同性戀性行為依然是違法的。整個歐洲由於基督教文明的影響,早年對於同性戀行為普遍無法見容,德國刑法175條在1872年生效時的原文是:

不正常的通姦,指男同性或人獸之間的性行為,可判監禁,甚至剝奪公民權利。

後來條文雖然幾經修改放寬,在鮑爾所在的1957年,同性間只要發生性行為,依然可以判監禁。這條歧視同性戀的法律,竟一直到1994年才被完全廢止。在最後的版本中,一名男子與未滿18歲的另一名男子發生性行為,可判五年監禁,而如果是與女子發生性行為的話,對方要14歲以下才有刑責。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楊之瑜


猜你喜歡


如何喚起全民「數位韌性」意識?《全球串連早安新聞》專訪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從國家、企業、民眾三大構面提供建議方案

如何喚起全民「數位韌性」意識?《全球串連早安新聞》專訪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從國家、企業、民眾三大構面提供建議方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全球局勢迅速改變,數位韌性越顯重要,從個人、企業乃至於國家,如何保持數位主動性防禦,即時修復受損,甚至從被攻擊中成長?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執行長黃勝雄,與我們分享他的觀點。

收聽完整訪談

美中科技戰吹響關稅壁壘號角,接著新冠變種病毒造成塞港、斷鏈,再到俄烏戰爭加劇能源、通膨問題,以及近期部分地區緊張的政治關係。各種大環境衍生的灰犀牛(gray rhino)風險,凸顯國家政策乃至於企業對策在數位科技扮演要角,如果能加強「數位韌性」(Digital Resilience)累積籌碼,將更有餘裕面對未來各種政經事件的衝擊。

不過究竟數位韌性的概念是什麼?甫成立的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指出,「韌性指的是在任何時候遭受到不利的影響,透過完善機制的即時應變並快速恢復;甚至從被攻擊的經驗中學習、強化自身體質」。另外,我們採訪到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執行長黃勝雄,他用更好懂的概念譬喻,電腦備份以前靠人力執行,可能有資料遺失或備份不完全風險;但現在透過自動備援或容錯機制,等於強化電腦的韌性之後,一旦當機就會自動把資料存放到別的系統,讓業務保持可持續性及順暢性。

台灣數位基礎建設程度名列前茅,但是連帶的資安攻擊也不少

了解數位韌性的內涵之後,我們接著要問,在強化韌性的反應能力之前,台灣的數位化基礎建設究竟是否到位?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的2022年台灣網路報告,顯示台灣網路使用率與相關應用服務逐年成長;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21年世界數位競爭力評比,台灣名列第八名,領先東亞其他鄰國如中國、日本、南韓。至於企業方面,星展集團公布的企業數位化準備程度調查,台灣有高達95%的中大企業已制訂數位轉型策略,位居領先群。

shutterstock_680075014
Photo Credit: Shutter Stock

也因為隨基礎建設聯網程度越高、數位化越普及,電腦系統遭受駭客攻擊或網路病毒感染的機率也越高。黃勝雄以台灣為例,台灣資訊系統平均一年收到的攻擊通報,累計高達150萬筆,舉凡像是前陣子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超商門市電視螢幕出現不雅字眼,以及外交部、國防部網站遭入侵,就是資訊系統被攻擊的明顯作為。

台灣在數位韌性做了哪些努力?主動式防禦讓敵方承受昂貴代價

既然台灣經常遭受外來駭客攻擊,多年來對資訊安全議題越來越重視,不過在提倡數位韌性的時候,比起資安防禦又延伸出哪些新的思考面向?黃勝雄指出,「如果考慮到國家的數位韌性,最重要關注兩種狀態,一個是極端的被攻擊情境、第二是面對戰爭的緊急狀况。」

JOHN7930
Photo Credit: 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黃勝雄執行長

第一項極端被攻擊狀態,黃勝雄把網路流量耐受力,比喻為河道疏浚工程。假設一個工程能承受50年河川淹水情況,假設某一年突然河水大暴漲,能否有別條河道能疏浚;同理,資訊系統在平常也要針對極端的被攻擊狀况,列出多個腳本進行演練,在日後遇到突發攻擊,才能有配套措施加以應對。

第二種則是當發生戰爭時,台灣能否持續保持數位基礎建設的韌性。例如當我國網路基站遭受攻擊時,是否能夠即時運用海底纜線或低軌衛星,來保持對外通訊的暢通。因此在尚未開戰之前,台灣更該盤點戰爭情况超前部署,黃勝雄提出一個概念「主動式防禦」,也就是當敵方在尚未攻擊前,我們可以預先做足完整的準備方案;當敵人開始攻擊時,我們的數位建設就能發揮韌性實力,迫使對方在啟動攻擊之後,也要付出相對昂貴的代價,使潛在的攻擊者降低攻擊的意願。

從國家、企業、到個人層次,分別如何強勁「數韌力」?

如果平時就要培養數位韌性思維,甚至展開具體防禦行動,從國家政策、企業策略、乃至於個人行為,可以怎麼培養數位韌性力?黃勝雄針對這三大構面,分別論述當前台灣在數位韌性主題有哪些實際作為。

國家政策方面,近期數位發展部的成立,就是把資安核心業務加以整合起來,進行跨部會橫向溝通,有助垂直施展資安政策,協助各部會在依循資通安全管理法的架構之下,更能全面落實資通安全政策。另一方面,針對國際資訊戰接二連三的攻擊,我國政府除了對國內民衆宣導,黃勝雄也建議可以向外多對國際社群進行宣導,展示台灣資安政策的積極作為,號召更多民主陣營的夥伴,一起對抗無所不在的資訊烏賊戰。

至於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台灣超過九成以上是中小企業,除了運用有限資源打造基礎防線來抵擋網路攻擊,黃勝雄特別提到,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負責維運的「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可以給民間企業提供免費、最新的網路樣態這類資訊,或是協助引薦公私部門的資源給一般企業,協助企業主更快瞭解當前的攻擊手法,進而在事前、事中、事後做好資安防護。

shutterstock_1823071271
Photo Credit: Shutter Stock

最後構面是民眾的個人層次,如何在日常生活培養數位素養,提升資訊解讀的能力?黃勝雄點出一個有趣現象,他說,「我們對資訊的過濾機制,不是來自資訊本身,而是來自傳送資訊的人,也就是你對他/她的信賴程度。」換言之,要對親友在群組傳送的訊息應保有更高警覺性,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或是從生活小細節,確保3C科技產品帳密不會輕易被盜用,自然讓想要癱瘓系統的攻擊者,同樣要付出較高的代價而不能得逞。

數位韌性的建構,與數位轉型一樣,它是階段性持續優化的過程而非結果,因此不會有停止的一天。黃勝雄最後強調,目前台灣在資訊技術及法律規範會持續擬定更完善的整合方案,並鼓勵中小企業、一般大眾對資安議題,在有限的範圍內,經常瞭解外面的世界發生哪些事情,不僅能免於成為資訊戰的受害者,同時持續充沛自我數位素養,每個人都可以為數位韌性工程做出貢獻。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