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亞事件的深層意義:使用武力併吞顯示出俄羅斯政治力的衰落,而非強化

克里米亞事件的深層意義:使用武力併吞顯示出俄羅斯政治力的衰落,而非強化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使用武力,短期而言看似有效,但長期來說,恐怕會讓俄羅斯付出比2014年所贏得的還要高昂的代價。

作者:Krzysztof Kozłowski(華沙經濟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外交部台灣獎助金Taiwan Scholarship、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訪問學者)

導言

2014年3月,俄羅斯聯邦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接著佔領並併吞克里米亞,開啓了一個可能是自冷戰以來歐洲地區最嚴重的安全危機。歐洲報紙的頭條充滿將此事與1938年納粹軍事行動相比附的論述。這種印象又因為其他地區的地緣政治角力,如中國與日本、馬格里布(Maghreb,阿拉伯馬格里布聯盟)與北非之間的緊張情勢,重新成為國際關係的關注焦點,而逐漸深植人心。

許多政治分析家深恐全球秩序因此又回到冷戰時代的權力政治。種種情勢讓我們不禁產生疑問:2014年是否標誌著後冷戰穩定時代的結束?西方世界是否正活在一種對俄羅斯修正主義有錯誤認知的安全感之中?併吞克里米亞事件是否可以視為共產修正主義強權的興起──特別是俄羅斯與中國?

圖一:烏克蘭地圖,並特別標示出克里米亞以及首都基輔(修改自Google Map)

許多西方的政治學者,尤其是對於國際關係採取自由派理論作為立場之人,認為在蘇聯解體以後,老派的地緣政治學就會消失。現在,這些倡議自由派世界體系的學者對於普亭(Vladimir Putin,俄羅斯現任總統)的粗暴行徑大感意外。他們被批評未能看見蘇聯解體的真正意義:蘇聯解體雖然意味著自由派民主對共產主義的勝利,但並不是權力政治的結束。對於國際關係比較傾向現實主義的政治學者則早就預測到舊權力的修正主義者會抬頭,而且更激烈的國際競爭會逐漸增加,造成後冷戰時期的穩定狀態就此消失。

湯瑪士・孔恩(Thomas S. Kuhn)曾說過類似的話:我們之所見並不完全源於我們視力之所及,還與我們學會注意到的事物有關。以這樣的觀點看前面論述,則這些學者以自由派或現實主義來討論國際關係的問題,正在於他們的論點顯示出的是論者自身的立場,而非後蘇聯地區(Post-Soviet space)的現狀。這些學者的論述顯然都是基於純西方觀點,而過度簡化了相關問題。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從後蘇聯時代的視角,來分析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欲恰當地討論此課題,我們必須檢視蘇聯時代內部的地緣政治,考量它對於後蘇聯地區的影響。本文的主要假設如下:自後蘇聯地區形成以來,它就是俄羅斯企圖恢復其舊有影響力,以及其他主要強權如美、中企圖擴大自身影響圈的劇烈競爭之地。而克里米亞事件正是後蘇聯地區近來走向權力平衡的一種展現,而這種權力平衡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則有利於俄羅斯聯邦。但這是從短期來看,若是從長期來看,則對莫斯科不這麼有利。

蘇聯地緣政治的主要特徵

蘇聯的地緣政治學是個複雜的課題,非本文所能盡。不過,如果從2014年烏克蘭事件作為脈絡來觀察,則我們可以界定出蘇維埃聯邦內部地緣政治發展的幾項特徵。這幾項特徵在蘇聯解體之後仍持續存在,並成為克里米亞危機形成的根源。其中最重要的是:

  1. 蘇聯之下的各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簡稱為SSR)中,都存在著受到莫斯科保護的主要少數民族。
  2. 每一個共和國中,還都存在著作為少數民族的俄羅斯裔國民,他們同時也是推動這些共和國朝向現代化發展的先鋒。
  3. 並且,這些人還會設法促使非俄羅斯人的共和國的經濟與基礎設施發展愈趨依賴俄羅斯。

從這幾項特徵,我們可以清楚看見:蘇維埃聯邦不只是一種政治上的「設計」,更是一種社會與經濟上的「計劃」。當我們從政治的角度看到東歐隨著鐵幕倒下而發生巨變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蘇聯在社會與經濟層面的影響,在解體之後仍持續存在。2014年的烏克蘭與克里米亞事件就是最佳證據。

根據蘇聯官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民族主義這種思維應當要被譴責,並且隨著紅軍向西方開拔,推動階級團結,民族主義自會逐漸消失。1920年,當蘇聯西進行動在波蘭受阻之後,這些共產國家的領導人就得開始正視境內多民族混雜而居的狀態。其解決方案是採行一種特殊的聯邦體制:在蘇聯境內,主要的族群都會被分派一塊領土,並成為聯邦底下的一個單位。此一體系是由史達林(Joseph Stalin)所指揮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Nationality Affairs)所建立,並且最終在1922至1940年間先後建立了十五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而這些共和國在1991年以後都成為了獨立國家。

圖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各個共和國(修改自中文維基百科)

一個特定的族群要形成一個領土單位,也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條件是要有50%以上的人口屬於該族群。由於蘇聯的人口組成相當多元,因此自然會有不少民族在他們的歷史領域內是明顯的多數。不過,出於自然的人口移動與中央規劃主導的移民,在蘇維埃聯邦體制下,每一個共和國內也都會有數量可觀的少數民族,而這些少數民族的同胞則在蘇聯境內其他地方主導著另一個共和國。

舉例來說,在高加索地區,亞塞里共和國(Azeri SSR,即亞塞拜然共和國)內有很多亞美尼亞族,而在亞美尼亞共和國內,也有相當數量的亞塞里族。在中亞地區,烏茲別克族則是鄰近烏茲別克共和國的哥薩克與吉爾吉斯共和國內重要的民族組成。在塔吉克與土庫曼也有烏茲別克族,只是不如上述兩國多。除此之外,由於蘇聯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往往將邊界線設定穿過各個族裔的歷史領域,造成每一個共和國內部都發展出其他族裔的「自治區」,而讓情況更為複雜。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喬治亞共和國內的阿卡茲亞自治區(Abkhazia)與南奧賽梯自治區(Southern Ossetia),以及亞塞拜然共和國內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自治區(Nagorno-Karaba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