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要靠「野蠻人」: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將何去何從?

創新要靠「野蠻人」: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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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一個階段,香港富豪榜前一百名當中,有四十個人是偷渡者。他們有什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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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羅振宇

邁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漢繁榮起來的都市

我沒有鼓吹低素質等於創新的意思,但是你也不能不信一個邪—— 低素質的人是有可能搞出巨大的創新和社會繁榮的。

一九八○年,古巴的領導人卡斯楚說:「美國人不是老指責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不讓人民自由移民嗎?我自由一個給你看看。」所以這一年他突然把海港開放了,走吧!都去美國吧!很多社會底層的人,什麼精神病患者、妓女、罪犯、流浪漢都去了美國。那一年走了十五萬人,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非軍事渡海行動。這十五萬人去了美國哪兒呢?距離古巴最近的那個港口—— 邁阿密。

這幫人去的時候身無分文,是一幫赤貧,而且又都是社會底層人士,多數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是一幫粗魯的人。

可是今天的邁阿密是怎樣一座城市呢?邁阿密是除了紐約之外,美國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整個中南美洲所有國際大企業的總部所在地,邁阿密機場是美國最大的貨運機場;它還是美國最乾淨的城市。說白了,如果除掉華盛頓、紐約,整個拉美最大的城市就是邁阿密。

這種繁榮是怎麼創造出來的呢?其實就是靠古巴的這一批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無家可歸的人創造出來的。

反過來說,為什麼那些高素質的人往往成不了創新的領頭人呢?我們會認為,這些人因為衣食飽暖,所以沒有勇氣打破現狀。我覺得這是錯怪他們了。

因為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具體的處境當中,當存量過大的時候,創新本身在邏輯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人指責微軟不創新,所以讓谷歌這樣的公司超過了。是,如果微軟能像現在的互聯網公司那樣,把所有的軟體免費,然後爭取下一個發展臺階,這在道理上是成立的。但現實上呢?意味著微軟每年要放棄數百億美元的收入,它做得出來嗎?任何專業經理人膽敢拿股東的錢、拿公司當年的營業額做這樣的放手一搏,那這個人一定是個渾蛋,一定不可信任,股東一定會把他開除。

所以有存量的時候,那些高素質的人是不可能搞創新的。

創新:低素質者與高素質者的雙人舞

我們再看一眼「創新」這個詞,正本清源地講,創新實際上是一個雙層結構。第一,要靠那些沒素質的野蠻人拚命去闖、去衝,因為他們的機會成本比較低。就像馬克思講的,無產階級沒什麼可失去的,要失去的只是鎖鏈。所以,試一試有什麼不好呢?雖然這樣的創新大多數是不可靠的,是不會有收穫的。大量這樣的人消失在歷史深處,他們的創新沒有成功,沒有人知道。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不是說由沒素質的人創新就一定會成功。今天非洲的索馬利亞,到處都是沒素質的人,甚至是海盜,也沒搞出什麼創新。每年海盜搶的那些錢,如果拿來正經做生意的話,說不定一次貿易就能夠掙回來,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個失敗的國家。

所以創新一定要有第二步,就像當年大航海時代,剛開始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前面衝。後來,身為生意人的荷蘭人素質就高得多了。再後來,真正把全球形成一個大的整體的是誰?是英國人,而英國人的整體素質相對來說要高得多。

其實創新有兩種。第一種叫從0到1,真正的大創新往往就是從0到1的過程,就是說這類東西世界上原來就沒有,所以這類創新就得靠我們剛才講的野蠻人去衝、去試,用大量的失敗來換取最後的碩果僅存,形成從0到1的創新。

緊接著,必須要接上一種叫從1到N的創新。給大家舉個例子,哥倫布是一個素質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氣、有執著的精神,人家還有運氣,所以他就完成了從0到1的過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

可是光發現有什麼用?要把這個地方建設成一個美麗富饒的國家,就得等到華盛頓、富蘭克林那一代人出現了,因為他們才可以在「1」的基礎上,持續地添磚加瓦,可以調動人類所有的知識和經驗的存量,撲上去搞建設。這個時候,什麼周密計畫、事先設計、持續改進、及時調整、順暢溝通,都得有素質的人去幹。

我並不是講素質低的人和素質高的人誰更重要,只想說,這是一個創新進程中兩個不可或缺的階段。我們現在又面對著一次大航海時代的機會,就是所謂的IT革命。這一次大航海和幾百年前的那一次比,有區別嗎?有。

首先,不需要靠死人來完成創新,死公司就可以了。那麼多創業者,那麼多創新公司,靠死公司自然就能夠探尋到創新的方向。

再有,誰流血?不是人,而是那些資本。所以,人類在對抗風險上,又有了一個巨大的制度創新,就是眾所周知的風險投資。

雖然有這兩個重大的區別,但是有一個底層的東西從來也沒有變過,那就是靠那些敢想敢幹、機會成本特別低、表面看起來可能素質比較低的人,用自己的拚搏精神和機會成本去大量試錯,然後找出一個可能的創新方向。此時,有素質的人再撲上去。人類搞創新,自古至今,這個過程從來沒有變過。

我們在談論「經濟」「繁榮」這些詞的時候,往往看到的是數字、是貨物、是景觀、是城市,但是這個世界真正的本源是什麼?是人。從人的視角看經濟,天大的難解之謎也就獲得了答案。

就像開篇的引子,日本經濟為什麼會停滯?如果從人的角度看,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全新的答案,不是什麼日本央行的政策不對頭,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而是日本人出了重大的問題。日本社會實在是太溫情了,它的社會實在是太成熟了,成熟到了把有一點點不文明的東西、動物精神的東西都喪失掉了。

這個病可就太難治了,因為如果要破除邪惡、野蠻,靠時間、靠理性、靠教育就能做得到。可是如果一個社會的病是因為太理性、太文明,那這個病可怎麼治?所以,很多人在問,日本經濟怎麼打破停滯?答案是不知道。如果你非要一個答案,那只能等待一些難得的歷史契機。

比如,日本政府突然想明白了,開放國門,歡迎全世界的移民到日本來發展,這些人就會重新啟動日本社會。可是這個好像太難了,因為日本本來就人多地少,已經很擠,而且它那個單一民族的排外傳統又非常之發達。

還有一個機會,就是等待一場世界大戰,把日本打得滿目瘡痍,所有人都沒有了存量,家徒四壁,大家再回到野蠻人的路子上去,來重新建設這個國家。這樣的歷史契機會降臨到日本人頭上嗎?那就真的是天知道了。

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將何去何從

最後再說一件我們中國人比較關心的事,關於香港。香港這兩年經濟好像也陷入了停滯狀態,日本的情況在香港身上重演了。很多香港人都說,內地有的政策不好,增加了競爭,等等,甚至在2014年又出現一波非常強烈的對內地人的反感心理。

這些話從情緒上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香港人忘了去反思:過去,香港的繁榮是怎麼來的?我們都知道,由於鴉片戰爭,香港開埠。但在之後的一百多年時間裡,香港沒有發展起來,僅僅是一個中等城市。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的發展水準肯定不如廣州,就更別提上海了。

香港經濟真正發展起來,其實是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事情。首先是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去了一批人,然後陸陸續續又去了一批偷渡者。香港政府當時對這些偷渡者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腳踏上香港的土地,基本就當你是香港人了。

有一個階段,香港富豪榜前一百名當中,有四十個人是偷渡者。他們有什麼特點?

上岸的時候身無分文,只有一顆要發財、要立足的心,其實就是我們前面講的那一批野蠻人,或者說是低素質的人。正是他們造就了二○世紀六、七○年代香港的繁榮。

要知道,那時候,香港的經濟條件遠遠不如今天。首先,與北邊的內地意識形態不同。然後,周邊的亞洲各國到處都是戰火,越南船民的問題到今天也沒有徹底解決。很多人對香港那個時代的發展是沒有信心的,稍有風吹草動就跑了。

今天呢?祖國給了各種支持,又有安定繁榮的周邊環境,但是香港經濟卻陷入了停滯,這是為什麼?是香港政府無能嗎?他們也想了很多刺激經濟的措施,比如搞什麼數位港計畫—— 這跟日本人搞搜尋引擎是一回事,但是並不奏效,為什麼?

回到人的角度,你會發現香港現在至少有兩大問題。第一個問題,它變成了一個在人口上封閉的社會,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香港開始搞福利社會了,開始給老百姓派糖。這本來不是什麼壞事,但是派福利不能見人就發,香港現在的在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是差不多的,都是七百多萬,得把自己人和外地人給區分開來。

再看內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往往是在籍人口的一、兩倍,對吧?這就是有活力。當然,它也帶來了一些負面的東西,比如說不公平等。

對於經濟繁榮而言,如果一個社會缺了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沒有戶口,除了靠自己的雙手去拚搏一個前程之外,什麼都指望不上的人,你覺得它還會有活力嗎?

香港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它變成了一個文明雅緻的社會。這與我們前面分析的那種「日本病」如出一轍,當一個社會足夠老熟、文明之後,你就很難在雅緻和粗俗之間去構建一個可以促進繁榮的精妙的平衡點了。香港正在失去這個平衡點。

所以我一直在講,對中國的未來,我有堅定的信心。中國在未來的三十年,經濟一定會好到讓人不相信的程度,因為在中國,有大量的、很多高素質的人看不起的人。他們破衣爛衫,他們露出那種渴望的眼神。但是,他們生活的每一點兒改進,都是這個國家經濟的新邊疆;他們眼神中的每一絲對財富的嚮往,都是這個國家活力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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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選錄自《羅輯思維:迷茫時代的明白人》,天下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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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振宇

工業時代用龐大的知識體系,讓每一個人進入了一個嚴密但細碎的分工之中,每一個人都被迫扁平化,被各種系統化的方法控制著,只能在金字塔中不斷往上爬。互聯網時代則將每一個個人從共同體中剝離出來,整個社會還原成為只有擠壓,絲毫沒有黏性的「沙堆」狀態。

換言之,傳統工業社會堅固的系統、組織都將煙消雲散,個人崛起的時代已經到來。這是如同大航海時代一般,數百年才能遇到一次的歷史關頭。何其幸運的你我,應如何把握這個優勢?過去的大組織,又該如何破解困境?

羅輯思維:迷茫時代的明白人 羅振宇
Photo Credit: 天下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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