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收留斯諾登（下）︰「我也是個難民，自然會幫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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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來自菲律賓及斯里蘭卡的Vanessa和Ajith，均曾協助人權律師提普收留斯諾登。看到他們的處境，斯諾登稱讚這些在港尋求庇護者勇敢。
前文提到，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人權律師文浩正及提普（Robert Tibbo）的協助下，暫住在港尋求庇護者的家，以保持低調。他首先入住Supun及Nadeeka的家數天，其後轉移陣地到深水埗。
「這是個重要任務」
Vanessa（略去姓氏，下同）是來自菲律賓的尋求庇護者，跟母親及當時一歲的女兒同住。提普、文浩正及斯諾登上門時正值黃昏，Vanessa不知道眼前的陌生人是誰，但她說提普表示斯諾登需要幫助，不要告訴其他人，未有詳細解釋。
第二天，當Vanessa幫斯諾登買報紙時，才發現這名客人的身份。她非常驚訝，要求看斯諾登的護照。雖然擔心被發現斯諾登在家會帶來麻煩，但她說︰「這是個重要任務，提普要求我完成，我不想令他失望，而且他找我幫忙令我感到自豪。」
當時斯諾登被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費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指控叛國，美國政府不惜代價要追捕斯諾登。在斯諾登暫住的數天，Vanessa也成為了他的信差，為他向律師遞交文件。為免被閉路電視拍下及認出，她每次都戴上不同的棒球帽。
為慶祝斯諾登的30歲生日，Vanessa替他買了個朱古力蛋糕，她表示︰「他喜歡一切甜的東西。我跟女兒一起唱生日歌，然後他吹蠟燭。當時很不錯。」不過，Vanessa指在另一天早上，斯諾登突然要求離開，顯得非常緊張。她更說︰「他告訴我他害怕死亡，但我對他說︰『不要緊，提普會照顧你』。」
受生命威脅無法回國
《商報》形容，提普是Vanessa的錨，使她知道自己有權留在這個城市。
Vanessa在菲律賓北部的一條村長大，當地的叛軍跟政府軍經常交火，在孩童時代她甚至能夠只聽聲音就判斷出戰鬥在何處發生。2000年的時候，她已打算到香港找工作，但沒有足夠金錢付給中介公司。2001年，她被當地一名叛軍成員強姦及綁架，三次逃走失敗，更因姦成孕。
後來這名叛軍成員容許Vanessa見父母，在他們協助下，她成功取得合約，並由父母藏起兒子。然而當她離開香港幾星期後，就收到該名叛軍成員的電話，他捉走了其兒子，更威脅假如她回到菲律賓，就會殺死她。
無法回家的Vanessa，只能夠一直在港擔任家傭，但香港的外傭處境向來艱辛，工時長、工資低不在話下，被開除後更只有兩星期找新工作，否則會被遣返回國。
2010年，Venessa失去工作，又不能回菲律賓，因此只能夠住在朋友處。在警方一次搜查時，由於無法提供合法文件，Venessa被補，更在被監禁兩個月。提普發現了她，並告知其權利，為她提交酷刑聲請，尋求庇護。
Venessa成為難民聯會（Refugee Union）創會成員之一，聯會至今有超過2500名會員。該組織希望人們關注難民處境，特別是香港的官僚制度下，他們長時間只有難以維持生計的津貼，更無法工作。
在Vanessa的家逗留4日後，斯諾登又再離開，同樣給Venessa留下200美元，以答謝其照顧。
遭虐待又被丟在香港
接下來，斯諾登跟兩星期來擔任其護衛的Ajith回家，住在他那沒有窗的劏房。兩人沒有太多交流，因為來自斯里蘭卡的Aiith只懂得少許英語，但他感到斯諾登受到很大壓力，非常緊張及害怕。
Ajith在18歲時加入斯里蘭卡的軍隊，這是因為家人無法交學費，使他當時已輟學3年，期間又無法找到工作，父母希望他入伍後至少有東西可吃。然而事與願違。
他剛去到斯里蘭卡西南部的軍營不久，噩夢已經開始。在那兒，新丁都遇到性騷擾甚至經常被上級侵犯，要是投訴的話更會受暴力懲罰。Ajith兩星期後就逃走了，並花了3年時間避過軍方，間中有工作勉強維持生計。
沒有其他選擇下，1993年他再次回到軍隊。今次用假名入伍，Ajith同樣面對性暴力，但他盡力避免，3個月後被送上前線參戰，跟叛軍「泰米爾之虎」打仗。在戰場上受傷後，他未有獲得治療，最終再次成為逃兵。
為避過當局追捕，他有6年時間在逃，期間他曾做漁夫、礦工，在叢林甚至廟宇匿藏。最終在2002年被軍警捉到及入獄。獄中他飽受折磨，不但被人用棍及鐵鏈虐打，有時施虐者更會在其傷口倒上汽油。又有些時候他們會把他淹進水，然後又扔到垃圾站。
一段時間後，Ajith突然獲得釋放，他的家人接走他，並嘗試讓嚴重受虐待的他回復健康。但數個月後，軍警回來問話，他們發現Ajith曾兩次入伍，兩次都未有批准下離開。
Ajith的家人非常擔心，因為他們深知他無法再承受一次獄中的暴力，因此決定離他出國。他們找到一個中介人，聲稱可以取得偽造文件，讓Ajith逃到加拿大。他的父親抵押了他們的家，把所有金錢都給了那名中介人。
2003年，中介人跟Ajith飛到「中轉站」香港。他帶Ajith到重慶大廈的賓館，告訴Ajith等他後上了的士，不再回來。Ajith因此滯留香港。幸好香港有數以萬計的斯里蘭卡人，他找到同鄉保護他，暗中生活了3年。直到2006年，他發現自己能提交酷刑聲請，尋求庇護，至今仍未獲得難民身份。
勇敢的人
《商報》指Ajith在家鄉經歷了常人無法復原的事情，不太可能保護到斯諾登。當被問到為何伸出援手，Ajith回答︰「他（斯諾登）像我，他是個難民，我也是難民，自然會幫助他。」斯諾登喜歡吃麥當勞快餐，Ajith會幫他買外賣。
斯諾登在Ajith處只住了一晚，在他生日——6月21日——當天，美國正式以1917年的間諜罪起訴斯諾登，並要求香港政府拘捕他。那時候，收留斯諾登就變得更加危險，因為任何尋求庇護者如果收留他或會犯法，影響他們的處境。於是斯諾登搬到提普的家，研究各個方案，最後在維基解密的協助下，於6月23日離開香港。
在訪問中，斯諾登讚揚提普︰「提普每天肩責着人命的重量。每一日，他都在對抗一個設計上確保你無法取勝的制度（指香港的難民審查制度），對我而言，他當時的計劃非常出色。」
他又稱讚保護他的幾個家庭勇敢，更不忘提醒全世界他們仍然等待庇護。斯諾登說︰「這些人每天起來都面對悲劇及迫害，每晚全家就睡在一張單人床上。即使他們身無分文，依然願意冒險去做正確的事。」他表示，跟在香港所見到的事相比，過往他對「勇氣」的了解甚麼都不是。
Three years ago, these brave families protected me in Hong Kong's underground. They are still waiting for asylum. https://t.co/Z8Irjg8hM4
— Edward Snowden (@Snowden) September 7, 2016
那麼，提普是如何在2013年那個夏天，成為唯一全盤知道斯諾登匿藏計劃的人？他說︰「身為人權律師，你經常會發現自己處於極端狀況。我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商報》指出，雖然他負責的其他案件不如斯諾登案有名，但仍然生死攸關——為當事人取得居留權，以免被遣返回國面對死亡威脅。
提普仍然是斯諾登的律師，數星期前兩人曾在莫斯科會面，但提普拒絕透露兩人的談話內容，僅指斯諾登看起來很累。
收留斯諾登的多位尋求庇護者，也希望能夠再次見面，可惜機會甚微。目前Vanessa無法為女兒應付課本開支，Ajith仍然受過去的虐待影響要接受精神照護，Nadeeka及Supun的生活繼續吃力——當《商報》記者探訪他們時，屋主關掉電力，Supun兒子的腎部受感染，藥物需要冷藏，Supun因此要去買一袋冰。第二天他們到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了解，最終半日後才回復電力。
拍攝斯諾登經歷的電影《斯諾登》即將上演，據提普所言，導演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未曾找過這批協助斯諾登逃脫的人︰「他似乎對這些人沒有興趣。」被問到會否去觀看電影，提普回答︰「不，我知道當時發生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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