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收留斯諾登(下)︰「我也是個難民,自然會幫助他」

他們曾收留斯諾登(下)︰「我也是個難民,自然會幫助他」
Photo Credit: Stefan Sauer / picture-alliance / dpa / AP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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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來自菲律賓及斯里蘭卡的Vanessa和Ajith,均曾協助人權律師提普收留斯諾登。看到他們的處境,斯諾登稱讚這些在港尋求庇護者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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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人權律師文浩正及提普(Robert Tibbo)的協助下,暫住在港尋求庇護者的家,以保持低調。他首先入住Supun及Nadeeka的家數天,其後轉移陣地到深水埗。

「這是個重要任務」

Vanessa(略去姓氏,下同)是來自菲律賓的尋求庇護者,跟母親及當時一歲的女兒同住。提普、文浩正及斯諾登上門時正值黃昏,Vanessa不知道眼前的陌生人是誰,但她說提普表示斯諾登需要幫助,不要告訴其他人,未有詳細解釋。

第二天,當Vanessa幫斯諾登買報紙時,才發現這名客人的身份。她非常驚訝,要求看斯諾登的護照。雖然擔心被發現斯諾登在家會帶來麻煩,但她說︰「這是個重要任務,提普要求我完成,我不想令他失望,而且他找我幫忙令我感到自豪。」

當時斯諾登被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費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指控叛國,美國政府不惜代價要追捕斯諾登。在斯諾登暫住的數天,Vanessa也成為了他的信差,為他向律師遞交文件。為免被閉路電視拍下及認出,她每次都戴上不同的棒球帽。

為慶祝斯諾登的30歲生日,Vanessa替他買了個朱古力蛋糕,她表示︰「他喜歡一切甜的東西。我跟女兒一起唱生日歌,然後他吹蠟燭。當時很不錯。」不過,Vanessa指在另一天早上,斯諾登突然要求離開,顯得非常緊張。她更說︰「他告訴我他害怕死亡,但我對他說︰『不要緊,提普會照顧你』。」

受生命威脅無法回國

《商報》形容,提普是Vanessa的錨,使她知道自己有權留在這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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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報》影片截圖
Vanessa接受《商報》訪問。

Vanessa在菲律賓北部的一條村長大,當地的叛軍跟政府軍經常交火,在孩童時代她甚至能夠只聽聲音就判斷出戰鬥在何處發生。2000年的時候,她已打算到香港找工作,但沒有足夠金錢付給中介公司。2001年,她被當地一名叛軍成員強姦及綁架,三次逃走失敗,更因姦成孕。

後來這名叛軍成員容許Vanessa見父母,在他們協助下,她成功取得合約,並由父母藏起兒子。然而當她離開香港幾星期後,就收到該名叛軍成員的電話,他捉走了其兒子,更威脅假如她回到菲律賓,就會殺死她。

無法回家的Vanessa,只能夠一直在港擔任家傭,但香港的外傭處境向來艱辛,工時長、工資低不在話下,被開除後更只有兩星期找新工作,否則會被遣返回國。

2010年,Venessa失去工作,又不能回菲律賓,因此只能夠住在朋友處。在警方一次搜查時,由於無法提供合法文件,Venessa被補,更在被監禁兩個月。提普發現了她,並告知其權利,為她提交酷刑聲請,尋求庇護。

Venessa成為難民聯會(Refugee Union)創會成員之一,聯會至今有超過2500名會員。該組織希望人們關注難民處境,特別是香港的官僚制度下,他們長時間只有難以維持生計的津貼,更無法工作。

在Vanessa的家逗留4日後,斯諾登又再離開,同樣給Venessa留下200美元,以答謝其照顧。

遭虐待又被丟在香港

接下來,斯諾登跟兩星期來擔任其護衛的Ajith回家,住在他那沒有窗的劏房。兩人沒有太多交流,因為來自斯里蘭卡的Aiith只懂得少許英語,但他感到斯諾登受到很大壓力,非常緊張及害怕。

Ajith在18歲時加入斯里蘭卡的軍隊,這是因為家人無法交學費,使他當時已輟學3年,期間又無法找到工作,父母希望他入伍後至少有東西可吃。然而事與願違。

他剛去到斯里蘭卡西南部的軍營不久,噩夢已經開始。在那兒,新丁都遇到性騷擾甚至經常被上級侵犯,要是投訴的話更會受暴力懲罰。Ajith兩星期後就逃走了,並花了3年時間避過軍方,間中有工作勉強維持生計。

沒有其他選擇下,1993年他再次回到軍隊。今次用假名入伍,Ajith同樣面對性暴力,但他盡力避免,3個月後被送上前線參戰,跟叛軍「泰米爾之虎」打仗。在戰場上受傷後,他未有獲得治療,最終再次成為逃兵。

為避過當局追捕,他有6年時間在逃,期間他曾做漁夫、礦工,在叢林甚至廟宇匿藏。最終在2002年被軍警捉到及入獄。獄中他飽受折磨,不但被人用棍及鐵鏈虐打,有時施虐者更會在其傷口倒上汽油。又有些時候他們會把他淹進水,然後又扔到垃圾站。

一段時間後,Ajith突然獲得釋放,他的家人接走他,並嘗試讓嚴重受虐待的他回復健康。但數個月後,軍警回來問話,他們發現Ajith曾兩次入伍,兩次都未有批准下離開。

Ajith的家人非常擔心,因為他們深知他無法再承受一次獄中的暴力,因此決定離他出國。他們找到一個中介人,聲稱可以取得偽造文件,讓Ajith逃到加拿大。他的父親抵押了他們的家,把所有金錢都給了那名中介人。

2003年,中介人跟Ajith飛到「中轉站」香港。他帶Ajith到重慶大廈的賓館,告訴Ajith等他後上了的士,不再回來。Ajith因此滯留香港。幸好香港有數以萬計的斯里蘭卡人,他找到同鄉保護他,暗中生活了3年。直到2006年,他發現自己能提交酷刑聲請,尋求庇護,至今仍未獲得難民身份。

勇敢的人

《商報》指Ajith在家鄉經歷了常人無法復原的事情,不太可能保護到斯諾登。當被問到為何伸出援手,Ajith回答︰「他(斯諾登)像我,他是個難民,我也是難民,自然會幫助他。」斯諾登喜歡吃麥當勞快餐,Ajith會幫他買外賣。

斯諾登在Ajith處只住了一晚,在他生日——6月21日——當天,美國正式以1917年的間諜罪起訴斯諾登,並要求香港政府拘捕他。那時候,收留斯諾登就變得更加危險,因為任何尋求庇護者如果收留他或會犯法,影響他們的處境。於是斯諾登搬到提普的家,研究各個方案,最後在維基解密的協助下,於6月23日離開香港。

在訪問中,斯諾登讚揚提普︰「提普每天肩責着人命的重量。每一日,他都在對抗一個設計上確保你無法取勝的制度(指香港的難民審查制度),對我而言,他當時的計劃非常出色。」

他又稱讚保護他的幾個家庭勇敢,更不忘提醒全世界他們仍然等待庇護。斯諾登說︰「這些人每天起來都面對悲劇及迫害,每晚全家就睡在一張單人床上。即使他們身無分文,依然願意冒險去做正確的事。」他表示,跟在香港所見到的事相比,過往他對「勇氣」的了解甚麼都不是。

那麼,提普是如何在2013年那個夏天,成為唯一全盤知道斯諾登匿藏計劃的人?他說︰「身為人權律師,你經常會發現自己處於極端狀況。我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商報》指出,雖然他負責的其他案件不如斯諾登案有名,但仍然生死攸關——為當事人取得居留權,以免被遣返回國面對死亡威脅。

提普仍然是斯諾登的律師,數星期前兩人曾在莫斯科會面,但提普拒絕透露兩人的談話內容,僅指斯諾登看起來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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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報》影片截圖
提普接受《商報》訪問。

收留斯諾登的多位尋求庇護者,也希望能夠再次見面,可惜機會甚微。目前Vanessa無法為女兒應付課本開支,Ajith仍然受過去的虐待影響要接受精神照護,Nadeeka及Supun的生活繼續吃力——當《商報》記者探訪他們時,屋主關掉電力,Supun兒子的腎部受感染,藥物需要冷藏,Supun因此要去買一袋冰。第二天他們到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了解,最終半日後才回復電力。

拍攝斯諾登經歷的電影《斯諾登》即將上演,據提普所言,導演奧利華史東(Oliver Stone)未曾找過這批協助斯諾登逃脫的人︰「他似乎對這些人沒有興趣。」被問到會否去觀看電影,提普回答︰「不,我知道當時發生甚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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