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評三四五】當我們(不)說母語:從香港思考台灣的語言政治

【文評三四五】當我們(不)說母語:從香港思考台灣的語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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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香港有這一種奇怪而普遍的現象:人們承認自己中文不行是慣常的事,不但不以為恥,甚至以「不懂中文」作為英文水平良好的暗示,並以之為精英階層的象徵。

編按:「文評三四五」專欄是數名新生代的文學研究者所組織的評論團隊,由文學學者游勝冠教授領導,團隊成員分布港臺兩地。鑑於文學、文化評論逐漸減少,關鍵評論網藝文版很榮幸與其合作開設文評專欄,以成為新世紀的「三少四壯集」為目標,「三四五」意味著評論團隊中分布30、40、50歲的研究者,本著「文評即時評」的理念,期待帶給讀者更深入、精闢以及貼近時事的觀點。


文:麥樂文(台漂港人,成功大學台文所博士生)

2016年8月,新上任的文化部長鄭麗君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宣告將在人文及出版司下設立「國家語言發展科」,研究制訂國家語言發展法以促進多元語言發展。國家語言規劃制訂法規的構想在台灣並非新鮮事,2003年陳水扁政府就已提出「語言平等法」草案, 2007年再推出相對溫和的「國家語言發展法」,不過兩次提案都因爭議太大而擱置。

第三次政黨輪替後,4月民進黨立委管碧玲先提案,5月時代力量亦提出該黨的「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法」草案。記者會上,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明確指出戰後台灣長期受獨尊中文政策所壓抑,若然無法打破中文的獨尊狀態,「很難說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殖民的狀態」。

台灣近代歷史經驗中,殖民政權往往高舉殖民者語言作為「國語」──日治時期以日語為「國語」,戰後國民黨政權的「國語」則以北京官話為標準,同時直接干預社會的語言流通,對島內不同語言進行壓制、摧殘,導致不少語言消失或陷入瀕危狀態。這樣的脈絡上,恢復包括Ho-lo語(或稱台語、河洛語、閩南語等)、客家語、原住民語等本土語言至前殖民的狀態,成為後威權時代解殖計劃的重要一環,語言規劃倡議扣連着轉型正義,同時具有重拾失落的文化身份標記之驅力。

香港受英國統治長達153年,1997年主權移交中國政府至今將近二十年,同樣有着複雜歷史經驗,隨着近年本土思潮升溫,語言在香港同樣是重要戰場之一。社會習用的廣東話(或稱粵語)、繁體字成為部份本土主義者宣稱守護的香港文化,他們將普通話稱為「蝗語」、簡化字為「殘體字」,標示出廣東話和「正體字」比普通話和簡化字「優越」、「正統」,更能承載「華夏文明」。政府自2008開始推行的「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被視為壓抑廣東話的政策,「取消普教中」更為本屆立法會多名候選人政綱之一。

台灣和香港固然有着各自的歷史軌跡,若以語言為基點,其實不乏互相參照的可能。

英語霸權下的廣東話

比照台灣,香港的語言構成相對單一而穩定。戰後香港人口持續增加,包括來自中國不同省份以及東亞、東南亞、歐美的移民及流動人口,廣東話慢慢成為香港社會的共同語,地位日漸穩定,以廣東話為母語的人口比率至今維持88.1%【1】。英國統治香港期間,英文長久以來作為唯一法定語言,1960、1970年代出現兩波「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殖民政府終於1974年承認中文為官方語言之一。殖民政府未有如台灣日治時期或國民黨政權般直接壓制社會的語言流通,早在統治初期,香港政府甚至對傳統中文學墊提供補助,更多次嘗試推行母語教學,卻因社會、教育界反應冷淡而擱置,一直至1980年代中才在小學落實。殖民政府推行母語教育固然有其政治動機,卻反映了殖民者非必然直接壓抑被殖民者之語言,兩者並非理所當然卻是迂迴而複雜的關係。

這不代表所有語言得以平起平坐,只要對英語在香港的主導地位稍有印象,即可發現英文的優越地位早已根深蒂固。學者周蕾曾說:「很少『有識之士』會公開、亳不害羞地承認自己的英文不行,就是真的不行,要是這樣承認了,就等如不要面子了。」【2】香港有這一種奇怪而普遍的現象:人們承認自己中文不行是慣常的事,不但不以為恥,甚至以「不懂中文」作為英文水平良好的暗示,並以之為精英階層的象徵。即使1997後特區政府有意推動「兩文三語」──「兩文」指書寫的中文和英文;「三語」即口語的英語、廣東話和普通話,新加入的普通話強調的是工具性,並未刷新傳統精英想像,英語不單未因政權更迭而失去官方地位,從種種社會現象(特別是教育政策)可見之,英語仍舊維持着社會共認的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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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語言使用上,由於英國殖民的傳統以及與中國的特殊關係,使得出現「普通話說不好、英文一定要好」的現象。圖為香港現代教育補習班,知名的英語教師Tony Chow的課堂上。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後,教育署推行強勢的母語教學政策,《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將目標定為一個學年內將英文中學比率由原來超過八成大幅縮減至三成,過程中遭家長、師生、教育界近乎一面倒的反對。終於,2009年以所謂「微調方案」退場。

有別於台灣以「母語」或語言本身作為教育、復育的目標,香港的母語教學政策的關注點在於教學成效,母語則是指向教學語言。戰後香港的中小學漸漸以英語授課為主,但英語顯然不是大多數學童的第一語言,母語教學的理念在於移除學習的語言障礙。在堅持純粹英語教學的學校以外,為數不少宣稱為英文中學的學校,其實以中英混語授課或使用英文課本輔以廣東話教學。母語教學的推行理應對這些學校影響不大,為何遭到校方、師生強烈反對?

母語教學之死

香港除了少數堅持母語授課的傳統名校,中文學校地位次於英文學校一直是牢不可破的常識,一般認知下成績優異的學生才能升讀英文中學,成績中下的只能入讀中文中學,這解釋了為何一些學校明明以廣東話或中英混語教學卻堅持宣稱為英文中學。「微調方案」讓學校按成績分別設立中英授課班別,理論上全港學校劃一成為「中英文學校」,所謂「中中」、「英中」的標籤便不復存在。

然而,學校之中英班別的比例仍以學校的總體成績決定,校內則按成績分流到不同教學語言班別,語言作為劃分階級的功能根本未有消除。此外,教育局就「微調方案」提出的理據是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在初中階段接觸和運用英語,從而加強他們以英語學習的能力,為將來升學或工作做好準備,迎接全球化的挑戰,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3】

在「升學」、「工作」、「全球化」等功利主義迷思的前提下,母語教學移除學習障礙的理念經已蕩然無存。

推出「微調方案」前一年,教育局於2008年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亦即近年本土論的一大戰場「普教中」(政府提出「普教中」基於「我手寫我口」,是假設以更接近現代漢語的普通話較廣東話更有效學習中文)。當台灣文化部宣布成立「國家語言發展科」,幾乎同一時間香港前教育局長孫明揚撰文支持「普教中」,指出「普教中」除了可以做到「手寫我口」,更有助學生在職場發展,因為「全球最大的市場是中國,外國人都知道要學好普通話」。【4】事實上至今未有研究證據證明「普教中」較廣東話更能促進中文學習,更重要是「普教中」顯然違背了教育改革以來母語教學倡議的理念。

弔詭的是不少家長反而贊同普通話教學,所持理由與英語教學同出一轍。

許寶強指出,家長傾向相信「良好的普通話和英語能增加學生就業的機會,令未來的前途更好,他們覺得多用普通話和英語教學,學生的語言能力自然會變好」。【5】事實上,香港有學校訂明校規禁止學生使用廣東話,只許以英語或普通話交談。【6】這種「我不說方言」的狀態,令人聯想到台灣威權時代學校禁制學生說國語以外語言否則掛上狗牌罰站的情景。

功利主義迷思及語言規劃

從香港母語教學倡議的難產和「普教中」爭議,可見語言規劃之難行。母語教學本有解除殖民時期長久以來英語壟斷教學語言之局面,卻因政策難以翻轉殖民權力所形塑、英語佔據上位的語言層級結構,同時受全球化、經濟發展觀等想像所強化,讓結構在英國殖民統治結束後繼續運行。讓母語教學政策退場的所謂「微調方案」,以及同期推行的「普教中」,同樣以功利主義的論述作為理據,卻弔詭地緩和了母語教學改革以來的反對聲音,結果母語教學本來要處理的問題一再延擱。

以功利主義作為反對母語教育的論述,在台灣同樣廣為傳播。反對論者往往認為「母語」的所謂「通用價值」低,不值得浪費有限的課堂,應投放更多時間學習作為「官方語言」、更具「通用價值」的中文。今年4月管碧玲提案時,林德福就指「國語一直都用得好好的,大家都用這個來溝通,加上中國崛起,使用國語的人數更多,也更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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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語言教育與香港有相似之處,台灣自小學起便開始教授英語,母語課程是近年的教育改革,然而台灣種族、母語多元,也增加母語課程的困難。

當功利價值成為學習語言的前提下,儘管不是官方語言的英語也可被置於比「國語」更高的位置。事實上台灣政府曾倡議將英語定為第二官方語言,而上屆政府醞釀將本土語言擴展至十二年國民教育必修科亦有人指出應「將資源放在英語學習,增加學生的國際競爭力」。國語、英語以外被認為無甚價值的本土語言地位進一步降低,瀕危甚至邁向死亡是可以預期的。

殖民統治以直接的權力形塑着語言狀態,甚至對本土語言進行致命的摧殘,並壓抑着不同族群的文化認同。不過要達致語言的解殖,卻難以輕易透過重置前殖民的語言來進行,畢竟語言從來不是可以隨意置換的本體。語言規劃或母語倡議的障礙恐怕不純為文化或國族認同的分歧,反對者不一定出於對立的政治立場,反而受諸如「全球化」、「競爭力」、「就業出路」等迷思所動員,語言習得自然被視為生存戰術。

香港的情形揭示了即使母語教育得以推行,所遭遇的困難卻是長久以來持續受不同意識型態強化的語言層級結構。當社會以工具價值決定語言選擇,寧願透過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甚至主動切割、放棄母語,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談論解殖與語言之間的關係,實在需要更深入的思考與討論。

【1】《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59號報告書》(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6年2月),頁88。
【2】 周蕾,〈不懂中文(代序)〉,《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
【3】《微調中學教學語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0年1月,頁4。
【4】孫明揚,〈再談「普教中」〉,《AM730》,2016年8月31日。
【5】 〈研究證普教中無助學中文〉,《蘋果日報》,2016年6月1日。
【6】 許寶強,《缺學無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頁154。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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