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部落客,是品牌解藥還是毒藥?

時尚部落客,是品牌解藥還是毒藥?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汰換速度極快的時尚產業之中,有一群挾自身高人氣、高粉絲的部落客正走紅。然而,這些部落客是否就是品牌最理想的曝光方式?又能否傳遞正確的品牌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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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24歲的Danielle Bernstein,擁有名為weworewhat的Instagram與專頁,不同於同年齡的女生,在《Harper's Bazaar》的訪問中,她告訴讀者,品牌是如何爭先恐後搶著掏出5,000至15,000美金,就為了能在weworewhat的PO文中露出,「如今我的粉絲人數已經超越150萬人,我可以開出更高的費用,但他們(品牌)還是會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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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沒有人能證明Followers可以轉化成實際銷售數字

每一天都有將近5,500萬條臉書狀態更新,網路每兩天所產生的訊息量就超過2003年之前人類所使用的頻寬;如今,社群軟體已經徹底改變人們的閱聽習慣,傳統媒體漸趨式微,同時也捧紅了許多富有特色的網路人物,他們搖曳著自己光鮮亮麗的外表,吸引超高關注人氣;在國外,這些部落客擁有比時尚雜誌更高的話語權,屢屢佔據時裝秀的頭排,更飽收客戶的置入、業配文,有些頂尖的部落客一年可淨賺上百萬美金。只是曾幾何時隨著技術門檻下修,因八卦或是話題一夕累積上萬追蹤名單的網紅大有人在,所以開始有人質疑這些時尚部落客是否依舊那麼有價值?「沒有人可以證明這些Followers可以轉化成實際銷售數字,」 模特兒Rebecca Romijn在接受《Forbes》訪問時如是說。時尚部落客,是否還是品牌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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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這些時尚部落客可能只是興趣使然,上傳一些自己對於商品的使用心得或是所謂的開箱文,這些文章節省了消費者時間與金錢才能獲得的經驗,這也是為什麼女性彩妝部落客遠多於男性部落客的主要原因;這些部落客不同於高高在上的藝人,他們都是從平民老百姓起步,營造出「有天我也可以的氛圍。」如同前面所述,社群媒體產生連結效果,讓觀眾以為能夠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其實只是品牌鋪天蓋地的行銷手法。Calvin Klein說:「這些部落客跟名人所提供的粉絲,並不是健康的行銷對象,更不是品牌經營的長久之計。」過多的業配文,只會導致消費者意識抬頭,注意到商品內容並非如廣告所形容的美好,快速抵制的反效果,是能瞬間吞噬掉前面辛苦累積的所有成果。

獨立媒體為了維持品質,會比大型平台更加深入地介紹品牌內容

所以什麼才是一個良好的曝光方式?義大利顧問公司表示:「跟獨立雜誌或是粉絲數100K以下的資訊平台合作會是個好選擇,因為這些獨立媒體為了維持品質,會比大型平台更加深入地介紹品牌的內容。」特別是小眾品牌更必須精準地挑選廣告投放對象; 義大利設計師Edward Buchanan表示:「有人建議我,應該要跟部落客合作才能打開知名度,但我卻不這麼認為,那些超高人氣的部落客可能大部分的粉絲都是會看著Yeezy高潮,然後去Zara買$50襯衫的年輕小夥子,我需要的是能夠真正傳達品牌內涵,以及設計理念的地方。」

「名氣不等於買氣」的案例在近期更是不勝枚舉,諸多曾敬邀部落客出席的精品開始紛紛碰壁,品牌與部落客合作雖打響了名聲卻單純餵飽了韓貨與平價時尚,他們雖身穿贊助精品卻也只是理出短暫流行,甚連品牌或設計師可能都不了解的他們只需強調有多當紅、把畫面拍得美美即可。從以往的指標來看,好萊塢巨星、超級名模、到社交名媛和部落客,對敏感的貴婦闊太們來說,反而會對部落客的Level有所忌憚並加以切割。套句栗野弘文曾說:「過度曝光不是一件好事。」如今品牌都在試,但究竟在這個極快的產業當中,誰才是能帶起買氣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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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Heaven Raven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劉怡廷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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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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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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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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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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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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