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求生「恐懼」不再,何為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核心支柱?

當國家求生「恐懼」不再,何為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核心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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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新加坡新媒體Mothership.sg ,仍有刊登文章What if S'pore doesn't survive?,內文問:新加坡的主權國家地位,還能維持多久?

自1966年起,每年新加坡總理都會在8月國慶期間發表政治演說,述說國家未來發展要點,這已成為新加坡的政治傳統。

在1990年退任新加坡總理之位前,李光耀歷年的演說都有幾個共通點:

第一,提及各種經濟發展策略,包括如何吸引外國人才、重整國家經濟結構、提高國家生產力、參考其他國家例子增加國家優勢(例如1982年提到,工業學習日本,國防學習瑞士)、管理新加坡工資水平、新加坡值得發展的行業(如造船業)等,這都旨在提升新加坡在世界中的位置與價值;第二,不斷提醒國民世界沒有免費午餐,不能鬆懈與任意冒險、要律己奮鬥與具適應力、降低生活期望,否則新加坡難以生存;分析國際形勢對新加坡的意義,例如1990年演說,用上大篇幅分析波斯灣危機對世界局勢與新加坡的意義。

第三,解釋為何政府需要有發展主導角色,例如1974年與1985年的演說分別解釋,為何政府提高公積金繳交率,原因是如果新加坡人自願儲蓄、而不是透過公積金制度被強制儲蓄,他們就會如香港工人一樣,「手頭上有很多現款可花,這造成長期的消費。他們租賃狹小的房子,要給房東繳付高昂的租金。他們拼命購買大量衣物、鞋子、家具、電視機......他們沒有重要的或永久性的資產可以展示」。公積金既方便新加坡人成為屋主, 政府亦可利用公積金投資,增加國家財富,減輕外圍經濟波動帶來的影響。

李光耀亦不時提及香港,以對照新加坡的發展狀況。例如早在1967年,李光耀便提到「香港的人口密度雖然比我們多......可是生活水準比我們低了一半」; 1988年李光耀解釋政府語言政策時,指新加坡的危險,在於「有太多以西方的英文為第一語言的東西......但若是個偽西方社會,那就如同一個假貨,那就是一場災難了」。香港卻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原因是「在香港,英國的西方影響只在表面。香港上層人士懂英文說英語,但是香港仍是一個說中文與說廣東話的中國價值觀的社會......他們不必擔心被西方文化淹沒,也不必擔心原本的文化會被取代。」

這些演說,反映李光耀信奉的是實用主義;1965年,在宣布星馬分家、新加坡獨立的記者會中,李光耀如此解說實用主義:「『那麼,不管新加坡政府是社會主義政府或其他,是非共或反共政府,它必須與魔鬼貿易為其人民謀生計以求生存』。為了生存,甚而與魔鬼貿易也在所不計。這就是現實,這是我的見解」。

Commuters pass by a signboard displaying a tribute to the late first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in a train station at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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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社會互動下的政權認受性

好些學者(如Steven Levitsky、 Lucan A. Way、William Case)認為, 新加坡是有選舉缺民主(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的選舉威權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雖然政府經選舉產生,但社會各種自由(例如集會與言論)仍然受限。執政黨強大的意識形態與選舉操控能力,使選民角色被動,選舉難以出現政黨輪替、實現民主化。新馬被視為這類政體的範例,兩 國執政黨已長期獨大數十年。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者史萊特(Dan Slater)在其近作分析,威權政體能否延續,關鍵在於社會上不同精英是否有著共同恐懼、憂懼社會穩定不能維持、因而願意賦予國家更多權力主持大局。這種社會恐懼心理,正是過去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核心支柱。

關於「恐懼」如何成為政府認受性的重要來源,德國學者奧特曼(Stephan Ortmann)曾作相當詳細的分析。執政黨一直在強化國民的危機意識、從中建立國家守護者的形象贏取支持,並通過選舉得到認受。關於國家危機的論述有五類:

一、共產主義思想在社會散播,會觸發草根動亂;二、種族衝突;三、 新加坡被迫獨立,國家細小,沒有資源與腹地,經濟生存基礎薄弱;四、恐怖襲擊;五、民主制度會鼓吹個人主義、撕裂社會。內容重點是,國家很脆弱,要生存就不能出錯(no error margin),為此權力必須收緊。這些論述深入民心,怯於冒險與害怕失敗(kiasu)慢慢變成國民性格的一部分。

政府所擁有的社會輿論影響力,造就了執政黨的選舉優勢。新加坡學者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梳理了當中四個優勢:一、擁有治國權威形象。社會言行受限、政府主導國家歷史的書寫,使執政黨能有效地建立國家守護者的形 象;二、選民心態不利反對黨。選民既因政府強調生存與經濟,而著重實利、 政治冷感與保守,也擔心政府能憑票上序號查出他們票投反對黨而影響生活; 三、反對黨形象負面,既被認為治國能力與人才質素不及執政黨,立場也不夠鮮明,例如工人黨自我定位為替代政黨(alternative party),而非反對黨; 四、有利的選舉制度。例如,執政黨可以決定何時大選、比反對黨準備更充足。

亦有批評指,政府的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有利執政黨較易取得國會議席。30但2011年的國會大選成了近年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嶺」。2011年大選後,奧特曼認為新加坡政治已起了重大變化,威權政治下的選舉不再徒有其表、開始有實質競爭(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

「恐懼」淡化 動搖威權統治

近年的轉變,反映執政黨的認受公式效用已不如以往,社會中各種共有「恐懼」正在淡化、國家中央集權的必要性開始受到質疑。

民眾或則認為國家經年未來發展,像共產主義思想盛行、種族衝突的威脅已今非昔比,對社會的控制可以鬆綁;或則認同國家生存基礎薄弱、恐怖襲擊的威脅仍然存在,但慢慢地多了人認為威權政治不是唯一出路。例如近年開始有人提議,應改立專門針對恐怖主義的法案,取代應用範圍更廣的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以防政治打壓,或至少限制國家使用該法的權力。

改變民眾想法的,有兩個因素:一、時代不同。立國之初,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前景暗淡、充滿未知之數,執政黨的危機論述因而對公眾特別有說服力。 但當國家制度與運作開始成熟、發展成績受世界稱譽,社會對國家的需要與未 來挑戰便有不同理解、對舊有論述不無疑問。

二、執政黨面臨「執政困境」(perpetual performance dilemma),意思是威權政體專注於經濟發展表現來延續政權,但過程卻為社會問政的崛起製造誘因與條件。民眾因為國家提倡知識經濟、發展資訊科技、與世界接軌,眼界擴闊,刺激了思考,於是對執政者 的國家發展目標與方法異議日多,一黨獨大愈加困難。社會問政意識崛起,使反對黨形象不再負面,更多人才願意加入,實力有了可觀的發展,所以在上屆大選能夠挑戰近乎所有議席。選民也擺脫了各種恐懼心理,敢於票投反對黨。

2015年大選,執政黨重新得到近七成支持率,但這並不代表執政黨面對的社會問政壓力已然解除,這只反映新加坡選民深受務實主義影響,在外圍經濟不穩定因素下,不敢冒險票投沒有執政往績(track-record)的反對黨,這亦意味,如果外在環境合適,他們仍會票投反對黨,對執政黨加以壓存、使之更為面向民意。

People attend an election campaign rally by the opposition Workers' Party in Singapore

即便如此,設想有天新加坡完全開放政治,執政黨仍然享有優勢;2012 年,史萊特認為憑著過往亮麗政績,新加坡執政黨不難在政治競爭加劇的情況下繼續贏得執政,且更重要的是,開放政治可以回應社會漸強的制衡權力要求,執政黨可從中得到新的認受基礎與更高威望,有利管治。

需要補充的是,現今新加坡管治精英仍然著意加強國民的憂患意識。2011年, 李光耀回應這種憂患意識「是否壓制政治異議的藉口」時,他這樣說:「如果我們有種族或宗教衝突,我們就會變成另一個貝魯特(註:黎巴嫩首都)...... 我們必須為自己定位,鼓勵列強在區域維持影響力和勢力均衡,好讓我們有最大的活動與自由空間。我們能像紐西蘭一樣安全,以至於可以連空軍都不要了?」

相關報導:新加坡年輕人正在思考,未來要怎樣才更像一個「家」:新加坡大選前的五點觀察

本文摘自《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天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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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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