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求生「恐懼」不再，何為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核心支柱？

改變民眾想法的，有兩個因素：一、時代不同。立國之初，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前景暗淡、充滿未知之數，執政黨的危機論述因而對公眾特別有說服力。 但當國家制度與運作開始成熟、發展成績受世界稱譽，社會對國家的需要與未 來挑戰便有不同理解、對舊有論述不無疑問。

二、執政黨面臨「執政困境」（perpetual performance dilemma），意思是威權政體專注於經濟發展表現來延續政權，但過程卻為社會問政的崛起製造誘因與條件。民眾因為國家提倡知識經濟、發展資訊科技、與世界接軌，眼界擴闊，刺激了思考，於是對執政者 的國家發展目標與方法異議日多，一黨獨大愈加困難。社會問政意識崛起，使反對黨形象不再負面，更多人才願意加入，實力有了可觀的發展，所以在上屆大選能夠挑戰近乎所有議席。選民也擺脫了各種恐懼心理，敢於票投反對黨。

2015年大選，執政黨重新得到近七成支持率，但這並不代表執政黨面對的社會問政壓力已然解除，這只反映新加坡選民深受務實主義影響，在外圍經濟不穩定因素下，不敢冒險票投沒有執政往績（track-record）的反對黨，這亦意味，如果外在環境合適，他們仍會票投反對黨，對執政黨加以壓存、使之更為面向民意。

即便如此，設想有天新加坡完全開放政治，執政黨仍然享有優勢；2012 年，史萊特認為憑著過往亮麗政績，新加坡執政黨不難在政治競爭加劇的情況下繼續贏得執政，且更重要的是，開放政治可以回應社會漸強的制衡權力要求，執政黨可從中得到新的認受基礎與更高威望，有利管治。

需要補充的是，現今新加坡管治精英仍然著意加強國民的憂患意識。2011年， 李光耀回應這種憂患意識「是否壓制政治異議的藉口」時，他這樣說：「如果我們有種族或宗教衝突，我們就會變成另一個貝魯特（註：黎巴嫩首都）...... 我們必須為自己定位，鼓勵列強在區域維持影響力和勢力均衡，好讓我們有最大的活動與自由空間。我們能像紐西蘭一樣安全，以至於可以連空軍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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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天窗出版社

責任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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