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精英治國」的新加坡，真能從此帶領國家走上正確的路？

一地之權力精英（Power Elites）圈如何構成所以值得研究，是因為他們不只是跟從既有規則的人，且還是發號命令的人；他們不只是履行職務，且更形塑與定義自己的職務；他們不只是官僚，且更指揮官僚；他們決定哪些「傳統」 得以延續，換句話說，這些精英決定了治理架構、制度與運作的所有特點。

新加坡的治理，信奉精英主義。1998年，李光耀曾說，如果一架載滿300個公務員與政治精英的飛機失事，那麼新加坡便會瓦解。這種說法顯然是假設民眾普遍愚昧、不能自理，故此需要小撮精英引領他們「走上正確的路」。

新加坡的權力精英，有不少是政府獎學金得主。按《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的說法，「2010年20位內閣部長當中，就有12位是獎學金得主」、「公共服務委員會獎學金申請者可說是全世界經歷最嚴格審查的18歲青年。優異的學業成績僅能讓申請者站上起跑點，爭取全國最負盛名的獎學金。每位申請者 必須接受一系列評估測試，最終目的是鑒定他是否具備潛質，將來成為公共部 門領袖。」測試分幾個環節，包括：一、關於個人核心價值信仰的筆試；二、 完成有200題選擇題的品格測試，以反映申請者的熱心程度、對完美的追求、 主導能力等；三、與心理學家面談。

得獎者學成歸來，加入政府後，評估仍會繼續。據傳是未來新加坡總理接班人、2016年5月中風的財政部長王瑞傑 （Heng Swee Keat），便是新加坡警隊海外獎學金得主。他畢業於劍橋大學經濟學系，後來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完成碩士課程。亮麗學歷，是新加坡權力精英的一大鮮明特質。

實用主義 難提升國家文明

相對少數新加坡權力精英是經執政黨培育、往上爬升；例如1999年，81個人民行動黨國會議員之中，只有20%來自行動黨青年團。權力精英的背景，大都是表現優異的公務員、法律與醫學等專業人士，以及學術與商界精英。

權力精英控制的範圍，也不限於政府機關，還包括政府聯繫公司。學者沃辛頓（Ross Worthington）曾指，1985年前秘密存在的董事與顧問委任理事會 （Directorship and Consultancy Appointments Council， DCAC），由李光耀與往後新加坡總理主持、成員包括高級政府官員，任命了幾乎所有政府聯繫公司─ 包括淡馬鍚控股（Temasek Holdings）─ 的領導層。

新加坡的權力精英，面對著起碼三點批評：第一、權力精英之中不少是獎學金得主，意味在國家的特定選材標準下，這些精英的世界觀，乃至社會背景，都有相當高的同質性，因此容易予人不擅理解基層生活與社會多元需要的印象， 這是近年多了新加坡人不滿政府高官高薪的一大背景；第二、權力精英工作透明度不高，公眾不容易瞭解如淡馬鍚控股的一類政府聯繫公司的具體運作；也因此，2014年有民眾示威，抗議公積金制度運作不透明，博客鄞義林亦因發表文章〈你的公積金到哪裡去了?〉，而被總理李顯龍發律師信警告、繼而控告；第三、新加坡的權力精英不願意糾結於任何意識形態、奉行實用主義，但結果之一是「國家沒有清晰的價值觀，除『惟利是圖』發展經濟外，不能建立和奉行一套提升整個國家文明境界的價值體系」，這種重實利的社會文化狀 態，也為李光耀祈望未來新加坡「成為真正國家、國民願意為之犧牲」的願景 增添障礙。

用人唯賢 港難仿傚

縱然新加坡權力精英面對批評，但這個精英圈仍然比香港的優勝。其一大原因，是新加坡貴為一國而非一國之內的特別行政區，管治仍能以新加坡政府為中心、可確保權力精英具備一定學歷與社會成就，這就是新加坡政府引以為傲的用人唯賢（meritocracy）制度。

主權移交之後，北京比英國倫敦更有管道、 且更有意欲接觸香港商界、繼而影響香港事務，香港政府不再是具主導能力的 權力中心，香港的權力精英圈構成，很大程度受難以預計的中港政治生態影 響，權力精英的學歷、社會成就與威望並非首要考慮條件，他們的政治立場與 裙帶網絡卻是取得權力的關鍵，亦因此，1997年後的香港，難有新加坡的用人唯賢制度。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