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們在中大放電影

二十年前,我們在中大放電影
Photo Credit: Memes, CC BY-SA 3.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辦中大電影會最大的意義,對我們幾個朋友來說,是可在偌大的校園內認識幾個志同道合的人。這個,比自己一人孤軍上路,有機會學得更快更多。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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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明

(編按︰早前有中大學生在深夜時份於校園內的百萬大道打麻雀,保安要求登記資料,引起爭議。中大校長沈祖堯於網誌中指百萬大道「是一個神聖的地方,其尊嚴值得大家守護」。本文原載於2004年出版的《中大四十年》,原題為〈十年前,我們在中大放電影〉,作者為中大舊生,介紹了90年代初期在大學舉辦的一些活動,特此轉載。)


1991年入大學唸藝術,除了酷愛繪畫,還本著認識一些電影同好的想法。因在中學時迷上了電影,又聽學校的老師說過中大的文化氣氛很好,他們在學時曾經辦過杜魯福全展云云。

當然入了大學始知那是美麗的誤會。學校的電影活動不多,而且電影會亦已停辦幾年了。電影籌款倒是多的很,大抵大學生還是荷里活影片的主要客戶,所以坊間落畫不久的影片像《烈火雄心》(Backdraft),總會在不遠的日子在邵逸夫堂再次與廣大同學見面。但我一直懷疑以當時邵逸夫堂的設備,這些電影可以有多好看。

電影會停了好幾年

一年級我就開始辦校內的放映活動︰那時認識學生報的編輯,知道我喜歡馬田‧史高西斯的電影,就建議一起搞個史高西斯的回顧展。可惜當時並沒有好好配備考慮︰在較隔涉的報社舉行,用小小的電視來欣賞。後來范克廉樓入口的宣傳佈告板更被其他社會議題的大字報挪用了。

到了二年級,開始有人建議把電影會復會,我有幸參與其中,與幾個新聞系及哲學系的同學分擔了不同的崗位。一搞就搞了幾年,直至95年我們畢業離校為止。

但我們這電影會,並沒有很好的系統組織,若以今天教育界凡事度量、一切評估的原則,我們必定不及格。但能力歸能力,熱心倒是毋庸置疑的。有一次,我們搞了個「經典電影周」,放一些像《戰艦波特金》、《斷了氣》、《單車竊賊》等,還特意安排幾個幹事同學各自搜集電影的資料,使放映後可以來點導賞及討論。活動的反應一如往常,並不特別好(我們的放映,有十個非「拍膊頭」的外來參加者,已教我們興奮不已);但會後的討論也很有氣氛,參加的朋友分享彼此看電影的經驗,亦有一些提出問題,令大家對「經典」、「電影運動」等有了較深入的思考。

活動也算多元化吧

活動一般是不定期的,想到了就做。相對而言與學生事務處合辦的「午間綜合放送」算很有規律了︰逢星期五中午放一齣電影,著名如小津安二郎、方育平、占渣木殊、英瑪褒曼及成賴已喜男等人的作品,那時放的不少。綜合放送本是為沒有宿舍的走讀生而設的,我也不知這些老經典對他們的吸引力有多大。在富爾敦樓座位不算多的方樹泉音樂室內,每次有幾個人來觀賞場面總不至於太冷清。

除此以外,我們也以電影會的名義出版過較粗糙的電影刊物《石點頭》(名稱來自一部俄國電影),在校內流傳。我們有些人那時開始在外頭發表影評,我在《年青人周報》開了個專欄。像《周報》這種字多圖少,堅持以黑白印刷的仝人雜誌,我們每個星期二都願意買來一讀。記得最初認識電影會同學時,發現大家都是《周報》的讀者,也有一種難得遇見知音的快慰。順帶一提,《周報》在1997年回歸當天結刊,由1972年到1997年,《周報》的終結,也從此為這種另類的新手煉筆讀物劃上了句號。但事實上,當時即使在大學,《周報》的讀者也並不多。

後來幾年參加電影會的人更多了,我們也辦過讀書會,在一段時間內一起讀讀書及看電影;甚至舉辦十人左右的「電影營」──有次到了渡假屋始發現那裡的錄影機不管用,很狼狽,要同學到金獅影視會租一台到離島,這樣我們預備好的影帶才不致白白浪費。

露天放電影

有一年我們幾個電影會同學與另一些人組成了「偽文化之友」,最初是為了在暑假時搞露天電影放映。電影會的人負責選片及提供影帶,那時候主要是要抗衡迎新營的「虛偽」及「反智」(但那時還沒發展到「新亞桑拿」)。於是我們在迎新營舉行期間,在百萬大道整夜放電影。不記得從那裡借來了大銀幕及投影機,但因為沒向校方申請,故也同時自備了發電機。於是在黝黑的百萬大道,一邊聽著發電機噠噠的馬達聲,一邊看《感官世界》及《Pump Up the Volume》等影片。當時我們印發了傳單,呼籲新生不要給迎新營困著(新生在五天迎新營沒有自由活動,卻整天要叫著「邊個醒呀醒呀」這些口號),到「本部」來一起看電影及喝酒。當然,來的新生並不多。

《小門報》也是「偽文化之友」搞出來的。由電影會到反迎新營再到《小門報》,我認識了好幾個此後成為莫逆的好友。在胡混打罵、玩笑戲謔間,透過這些有意思的關係,使人漸漸了解一己的局限、明白到電影以至各種事情的閱讀視角之可能性。如果說大學生活能夠予人啟發,我覺得在這些「地下空間」所得到的一點領會,是幾年下來最大的得著。

此後電影會與「組織友」來往得較多。中大三十周年有個大型開放日,電影會也申辦了一個攤位。那天上午,我們聚集在學生會,一起把「反開放日」宣傳紙條填入避孕套再把它吹得漲漲的,預備派發給開放日的來賓。當我們的屁股回到電影會的攤位時,嘴裡還有一點避孕套殺精劑的殘餘。我們展的是一些無謂的電影海報及劇照,反而最有意思的是我們如何與對面攤位、跳著張學友《愛火花》舞步的另一個屬會唱對台。當他們一起在百萬大道使勁的跳那吃電視奶水的舞步時,我們就把擴音機的噪音扭到最大,使他們一下子失去節拍,氣得七竅生煙。

不斷尋找知音同好

電影會及放映讓我們認識了一些當時的中大交換生。其中有個由瑞典來的女孩,英語說的像母語一樣好,當時經常跟我們聊,說很想看陳凱歌的《霸王別姬》(那時電影未公映,要不然任何人都不會這樣想)。她還經常鼓勵我到紐約讀電影,因為她有個在瑞典的好友過去了,而且那好友非常漂亮,說我與她準會十分投契。老實說因為她這個建議,有段短時間我認真想過出國的可能。

另有一位澳洲來的朋友是中大醫學院教授的兒子,因放假到香港來探老父,他看到我們的放映告示也來湊湊熱鬧。他在澳洲是唸電影的,但當與他聊不上三句就扯到Winona Ryder這共同話題時,我就知道他是我們的同道中人。

在中大幾年,搞電影會就是一種不斷尋覓知音同好的經歷。最有趣的一次在四年級,一天在新亞的知行樓踱著,赫然發現一個房間的門上,貼滿了黑白影印的電影導演照片,且都是冷門的口味──勿怪這個看電影的人又在推許他的陽春白雪──但看到像柏拉贊諾夫、塔可夫斯基及薩耶哲雷等肖像,我實在很錯愕,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交換生的所為。扣門問道後才知道原來有幾個愛電影的男生在知行,我奇怪這麼多年在中大放電影也未跟他們碰面,其後與他們混熟,以酒及罐頭來聊電影經常成為我們晚間擾人清夢的快事。

兩次難忘的經驗

在中大搞電影會,得到的反應一般不會令人驚詫。即使如此,我們的宣傳還是做得滿認真的,只是把回應的期許定得低一點,有幾個新朋友來捧場已很高興就是。但有兩次是特別例外的難忘經驗:

一次是我們放映Spike Lee的《Malcolm X》,恰巧新亞通識有個美國歷史課的老師,認為影片與課堂的內容配合,鼓勵學生來看電影,所以那個晚上香港及外國同學把田家炳樓的整個講室擠得滿滿的,我們幾個搞手都席地而坐。但令人尷尬的是由於影片太長,到了田家炳樓要關門了仍沒完結,放映被逼腰斬而在翌日繼續。可以估計到了第二天晚上,人數自然大打折扣。

另一次是國際電影節前夕,當年以奇斯洛夫斯基的《藍》開幕。因為《兩生花》的關係,奇氏在大學生心中已有一定地位,但很多人都買不到開幕的票。我們那時買到了一卷英國的《藍》錄影帶,預備在校內放映,到處張貼了茱麗葉比諾仙的大頭海報,並說「買唔到飛唔緊要,來我們的放映就得喇」。同學的反響很大,碰面的都說要來看電影。

但事件鬧得太大,竟然傳到了電影節及影片發行公司的耳裡。一天,我收到了一個匿名的傳呼,電話中人說自己是中大的交換生(但卻能操流利廣東話及很PR的客套),她問影片在甚麼時候放映,我覺得奇怪,就說因版權問題取消了。我拿電話號碼去查,才發現那是影片發行公司的電話。《藍》最後也按原定時間作「非公開」放映,只招待了一些熟悉的朋友。

電影會你過時了

辦中大電影會最大的意義,對我們幾個朋友來說,是可在偌大的校園內認識幾個志同道合的人。這個,比自己一人孤軍上路,有機會學得更快更多。而朋友間的情投意合,也是難得的緣份。當年電影會也組織過拜訪活動,其中一次到創造社找舒琪談天時,他也提及辦電影會的一些事情。七、八十年代因為看電影的機會難得,所以大影會、火鳥電影會的活動容易凝聚到一批知識青年,能夠凝聚就能夠繼往開來。

到了我們搞電影會的九十年代,看電影已非一件困難的事,錄影帶及當時LD的普及使每個人都可自建家庭影院、購藏影片;再者社會愈發展,娛樂的可能性也多著,你說大學生歡喜唱K還是跟你談電影?第三是「知青」也早沒有市場了。學生餐廳的膳桌上總放滿各個屬會的宣傳擺設,那個時候已早吹起了一起穿著廉價西裝、滿臉自信去扮演行政人員拍照的風氣。在這情況下,即使在大學的環境,去辦電影會,也總是吃力不討好的。

但話又得說回來,有一年電影節要放溫德斯的《咫尺天涯》,電影會趕及在之前放映前篇《柏林穹蒼下》,招徠了二十多位要先看前篇的同學。擠在田家炳樓的課室內,大家都被《柏》的黑白攝影吸引著,細細體味影片的詩意及餘韻;到影片結束時,不約而同都為「to be continued…」幾隻小字而發出會心微笑,同在暗忖「原來導演早有寫續篇的伏筆」,讓影片把彼此的心連結起來。那個時候,當你看到同學滿足的眼神,即使我們只是放映者的身份,卻竟也感受到了影片創作人與眾同樂的奧妙心神。這種因辦電影會而帶來的愜意與喜悅,雖然萬中無一,但又會令你覺得,一直以來付出的心機原來並沒有白費。

文章獲作者授權轉載,感謝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代為聯絡。

責任編輯︰鄭家榆
核稿編輯︰王陽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