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貧富差距」擴大至45倍,傑青黃仰芳出身清貧卻像「離地中產」

港「貧富差距」擴大至45倍,傑青黃仰芳出身清貧卻像「離地中產」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者就十大傑青黃仰芳的言論引起公眾嘩然一事,綜合香港社會貧富狀況,以及世界各地家庭出身、際遇如何影響個人成就方面,分享見解,以及期望香港應有甚麼精神。

港貧富懸殊嚴重,靠努力能極速置業嗎?

在談論傑青黃仰芳如何讓我們「領悟人生」之前,我們先看香港最近的貧富調查報導。傳媒根據統計處以住戶入息數字推算,把香港最貧窮的10%住戶收入加起來,只佔所有住戶收入的0.8%(不足百分之一);而最富有的10%住戶收入加起來,佔所有住戶收入的36.6%(近四成),差距驚人。最貧窮的住戶入息中位數為三千二百港元,最富有的住戶入息中位數為十萬港元;報導指貧富差距相比2011年調查的40倍,近兩年已擴大至45倍。

相信很少人光看上述統計,便即說:那10%最窮的香港人,「一定」遠遠不夠那10%最富有的香港人「努力」,只要夠努力,應該不難置業脫貧吧?當筆者以為「努力程度不等於富裕程度」應逐漸成為大眾常識,但近日一件怪事大巴掌摑筆者,這道理距離成為常識也相當遙遠。

今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只剩五位(五大),純牌面上,我們應該欣賞主辦單位看來重質不重量,在提名人選之中,找不到更多人合符「工作上有卓越表現,及對社會作出貢獻」準則,不會濫竽充數。可惜,當中一位傑青得主黃仰芳,她分享奮鬥經歷的說話被不少人譏為「傑出買樓青年」,因為她向傳媒分享重點沒有擺在自己公益服務上,卻是如何在2004年27歲的時候,以兩年時間成功供斷300萬的物業,認為只要「夠努力」,付出別人多四倍的時間就可圓置業夢;由於說話過於標榜金錢和置業,大眾隨即嘩然。

有些人則批評「十大傑出青年選舉」淪為像中國的「孔子和平獎」,頒發給黃仰芳是毀壞了傑青的聲譽,加上黃仰芳與傑青首席評判胡定旭慶生日的合照曝光,更令人懷疑胡「捧熟人」做傑青,儘管他回應傳媒指二人關係事前經已申報,依然無法釋除人們疑慮。

黃仰芳出身清貧,卻似離地中產「不食人間煙火」

不久,傳媒查冊揭發,該物業是2003年沙士(SARS)疫症後期低價買入,當時值230萬港元,她一次過支付一半首期,再在兩年內供斷物業。然而,坊間對黃大量的批評,重點不在於買樓的資訊有誤,究竟是記錯抑或刻意誇大,甚或她在被網民起底的一切,現在經已無關痛癢。

真正重點在於,我們「假設」主辦單位既肯定黃仰芳作為「新鴻基高級董事」事業有成,還的確基於她從事少年警訊等公益服務,肯定她能成為傑出青年之一,但問題在於,她本人分享感受並不強調公益服務,認為勤奮即可兩年內供斷樓一事上,反映她的價值觀和認知嚴重脫離現實,明明是貧苦家庭出身,卻似「不吃人間煙火」,幼稚程度如社會俗稱:「離地中產,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

黃仰芳小時候住過木屋區,出身清貧家庭,長大後有幸接觸社會不同階層,生活逐漸得以改善,又從事過公益服務,應該較易有所比較,明白到基層、中產、富人等不同家庭背景,會大大影響小孩子成長所有的生活供給、教育質素、人際網絡,命運截然不同;可是,黃女士似乎毫不覺自己畢業後火速置業,屬於香港基層出身的少數例外。

英國49年以來追蹤十四位小孩,間接發現貧富差距癥結所在

去年,英國傳媒BBC播放一部名為《56 Up》的記錄片,導演米高.艾普特(Michael Apted)自1964 年起追蹤合共十四位7歲小孩(11男3女),然後每隔七年作一次追蹤記錄,直至這批孩子在2013年56歲臨近退休之時作結。記錄片的重點本來擺放在不同性格、家庭背景的小孩子,他們一開始的「夢想」是甚麼,然後在成長的過程有何變化,最終得到的結果又是甚麼,儘管影片不完全是為了反映「貧富」問題,卻間接反映了一系列社會階級、貧富差距、社會流動性等實際問題。

家庭出身確實影響小孩子的願望,譬如出身富裕的Andrew和John在7歲之初已經在讀《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並粗略估計能唸畢名牌大學成為專業人士。反觀,另一位出身貧民窟的小女孩,只希望爸爸能吃飽,長大後可以到附近超級市場工作,絲毫沒有宏大夢想。49年過去,Andrew和John果然如願在牛津大學畢業後成為律師;另外追蹤兩位中產家庭出身的Bruce和Peter,前者成為老師,後者成為公務員,二人成功組織幸福家庭,延續了中產出身的生活。

身為律師的John向影片製作人說:「從影片記錄我們一生走來,證明根深蒂固的階級制度,是確實存在社會的。」

出身富裕容易「離地」,視得益為「理所當然」

同樣是去年,筆者曾撰文分享兩項頗有意思的研究,發現美國大眾錯估了貧富懸殊的嚴重性:

「美國人誤以為身處的社會,最貧窮的人佔有2.9%總體財富,而最富有的人佔有58%的總體財富。真實的情況如人們自以為那樣嗎?絕對不是﹗ 真相是最貧窮的人佔有0.1%的財富,而最富有的人佔近85%的財富!」

另外,心理學家保羅.匹夫(Paul Piff)曾進行一項實驗,近百名受試者分成二人一組,每組參與大富翁遊戲,事前人人參與前都「知道」遊戲規則不公平,會偏幫一位玩家令他極容易富有,但匹夫發現遊戲過程中,富有玩家依然感覺自己勝出遊戲是憑個人實力,結果「理所當然」,匹夫指實驗反映「個人財富比例愈高,同理心愈低」的社會心理。

可想而知,假如出身富裕家庭的John,不是參與了《56Up》記錄片,他看來不易抽離了解,跨時代「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實情(更顯香港黃仰芳既體驗貧窮生活,又知道中產以上的生活感受,亦參與公益事務,但價值觀「離地」,頗見怪異)。

人類原始社交本能,偏好標籤和階級,尋找藉口支持個人權勢

歷史學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曾說:

「如果你問一個資本主義的忠實擁護者,為什麼贊成財富階級制度?他也很可能告訴你,這是客觀能力差異帶來的必然結果。這些人認為,有錢人之所以有錢,是因為他們能力更強、工作更認真。這樣一來,有錢人該有更好的醫療保健、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營養,也是天經地義的事。這每分每毫,都是他們應得的。

⋯⋯⋯但事實已經證明,大多數有錢人之所以有錢,只是因為他出生在有錢家庭,大多數窮人一輩子沒錢,也只是因為他出生在貧窮家庭而已。但不幸的是,複雜的人類社會似乎就是需要這些由想像建構出來的階級制度和歧視。」

哈拉瑞認為人類的社交本能,自古以來需要方便識辨身分,有利交際和生存,免不了從種族、貧富、宗教等方面進行標籤,不同社會標籤的傾向各有不同,但他們會主動找些自認為「想當然」的理由來解釋自身的優越性,也鞏固自身既得利益的優勢。的確,人類大腦機制仍然原始,一時難以擺脫本能。今天的香港,人們標籤自己與他人的優越性,「有樓階級vs.無樓階級」看來成為了時代特色。

除了努力、苦幹之外,但還有更多重要因素影響成就

本年6月底及7月初,筆者撰寫了三篇文章,分別為:

  1. 〈中產將會消失?年輕人上流無望?各地問題相似,極端思潮非出路〉
  2. 〈當年瘋狂:打掉美國每一個黑人嬰兒,那麼犯罪率就會下降〉
  3. 〈DSE「女狀元」姚子晴選讀牙科有遠見,不應介意「贏在起跑線」〉

上述文章主題不一,但當中涉及的理據,均解釋了家庭出身、社會產業變化對年輕一輩的衝擊,每逢經濟起跌之後,由於科技取替人力、工種轉移等因素,使中產數量大減,也窒礙了新世代社會流動性。全球不少大學畢業生被逼從事低薪服務行業 / 個人微工作 / 失業,是故,不論是家庭出身,抑或社會結構問題,同屬「個人不可控制」因素,無關「個人努力」,意思就是無論你是否比別人努力幾倍,必須明白先天和社會加諸「每個人」身上的種種限制,而且,即使努力「有幫助」,亦絕對不會跟金錢收入成正比(「努力」也要區分類別)。

我們究竟要那種香港精神?

黃子華曾經說過:「香港精神,就是無精神。」這是非常畫龍點精的描繪,從二戰後的嬰兒潮和第四代香港人,香港歷史一路走來是逃避專制壓迫、尋求安穩生活的過程,從來是講求實際功利多於精神理想,不少專業人士在乎生活和地位,雖然偶爾有頂尖人才誕生,但是,這塊「福地」更多是求「賺錢」,繼承、改造外國的東西「搵第一桶金」。

可是,誰說香港精神不可以改變呢?我們可以鼓勵一下代繼續「努力」,也要知道努力的限制,甚至知道努力賺錢以外還有更廣濶的成就(賺錢可以是成就「之一」)。曹星如、蔡文力(遠赴非洲抗疫)默默耕耘,他們非常投入自己熱愛的事情,活出一種態度,也是有了柔韌的態度,實實在在付出汗水,加上機遇和幸運才能令一個人長成發亮。下一代需要真正的榜樣,下一代需要與他們時代接軌的例子,而不是「離地」說教,把一些片面的價值說成「真理」,把一些特殊例外說成「公式」,這只會令更多年輕人憤慨因而分散了注意力。

延伸閱讀:

  1. 〈中產將會消失?年輕人上流無望?各地問題相似,極端思潮非出路〉
  2. 〈當年瘋狂:打掉美國每一個黑人嬰兒,那麼犯罪率就會下降〉
  3. 〈DSE「女狀元」姚子晴選讀牙科有遠見,不應介意「贏在起跑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