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王船」的緣起:清初文獻中的王爺廟及其儀式

「燒王船」的緣起:清初文獻中的王爺廟及其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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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官府立基於節儉而倡導的習俗改良,雖然沒有維持太久,卻不能說完全沒有影響。即使民間還是競相建造王船,但最後是燒掉而不是送入海中任其漂流,則是流傳下來。現在甚至就通稱這個儀式為「燒王船」。

文:李文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王爺廟在臺灣至少可以被追溯到明鄭時代應該沒有疑問。清領後臺灣首任知府蔣毓英,在他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啟動編纂的《臺灣府志》中,即登載了兩座這類的廟。一所是位於臺灣縣保大里(今臺南市歸仁)的大人廟,「其神聰明正直」;另一則是位於府城東安坊的二王廟,據稱「威靈顯赫,土人祀之」,還保有寧靖王御書「代天府」的匾額。[1] 值得注意的是,神的名稱被紀錄為「代天巡授之神」,而不是我們現在熟知的「王爺」。

現在我們常將燒王船與王爺廟聯繫起來,互相映證。但清初的文獻,卻沒有這麼寫。[2] 例如,最常被研究者引用的一段早期文獻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始修的《臺灣縣志/輿地志/風俗/雜俗》:

臺尚王醮,三年一舉,取送瘟之義也。附郭鄉村皆然。境內之人,鳩金造舟,設瘟王三座,紙為之。延道士設醮,或二日夜、三日夜不等,總以末日盛設筵席演戲,名曰請王;進酒上菜,擇一人曉事者,跪而致之。酒畢,將瘟王置船上,凡百食物、器用、財寶,無一不具。十餘年以前,船皆製造,風篷、桅、舵畢備。醮畢,送至大海,然後駕小船回來。

近年易木以竹,用紙製成,物用皆同;醮畢,抬至水涯焚焉。凡設一醮,動費數百金,即至省者亦近百焉,真為無益之費也。沿習既久,禁止實難,節費省用,是在賢有司加之意焉耳。相傳昔年有王船一隻放至海中,與荷蘭舟相遇,炮火矢石,攻擊一夜;比及天明,見滿船人眾悉係紙裝成。荷蘭大怖,死者甚多。是亦不經之談也。

這段記錄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慶典的名稱為「王醮」,其作法首先要造一艘船,用紙粘製三尊神像,設置祭壇舉行二或三天的法會,在最後一天擺宴演戲,然後再將神像放到船上、添加各種日常用品,一起送到海上。整個儀式看起來並不需要有一座廟(固定場所),因為神像、船隻以及祭壇,都可以臨時隨地建造,不需從特定廟裡請來神像與神舟。但因最後必須送船出海,再搭自己的小船回來,需要船隻以及航海技術。

第二,康熙五十年代的王醮儀式已經有了一個變化,主要是船隻由木料改為竹造、隨船的實物改用紙造,最後不是將船隻送到海上,任其漂流,而是抬到海邊,直接燒掉。由於變化大都在於形式,沒有動到實質的祭典儀式,而且類似的改變在同一時期的諸羅縣也可以看到。[3] 我們猜,改變動力可能是來自於官員提倡節儉。[4]

我們可以瞭解,官修方志記錄王醮習俗時,常常就是批評浪費。改用木紙粘造,最直接的好處就是節省經費。改用竹紙粘造之後,雖然船隻無法像以前一樣讓其出海漂流,只能用人扛到海邊,直接焚燒,但這可以確保不會再發生放流船隻再次靠岸,以致於他地再次做醮,甚至循環不已的困擾。官府立基於節儉而倡導的習俗改良,雖然沒有維持太久,卻不能說完全沒有影響。即使民間還是競相建造王船,但最後是燒掉而不是送入海中任其漂流,則是流傳下來。現在甚至就通稱這個儀式為「燒王船」。

第三,舉行「王醮」儀式的社會功能,雖已被當時的官修地方志詮釋為「送瘟」,但作為整體儀式最後階段的「送王船」,看起來卻有些類似三國時代著名的戰爭故事「草船借箭」;經由講述荷蘭東印度公司愚蠢、恐慌與敗戰,來清晰展示己方充滿機智的海戰勝利。儘管故事完全沒有談及己方,但我們都可以猜得出來,這大概是明鄭及其時代。

第四,即使民間熱衷王醮,但官府卻極不認同。除了批評浪費之外,還說信仰起源是「不經之談」,乃「誣神惑民之甚者」。值得注意的也是,儘管官府負面看待王醮習俗,卻只在節儉經費上做了些倡導,而不是違逆禁止,「沿習既久,禁止實難」。

王爺的身份、性質以及儀式作用,是學界長期爭議的課題之一。從現有資料與研究成果看來,要釐清爭議可能有些困難,大概也會偏離主題。我想,除了研究者以外,應該沒有信徒會希望他們自己拜的神被說成是「瘟神」。研究與詢問,常常就會創造了歷史。這大概跟大家一看到王爺神像,都會想知道他的姓氏與故事一樣。

其實,早期文獻對於這些廟的記載常常是「神之姓名、事蹟無考」、「俱莫詳所自始」、「詰其姓名,莫有知者」。[5] 問題是,現在所有的「王爺廟」,都有清楚的姓氏和經歷。我們可以瞭解,從很早的時代開始,大概就不斷的有人跑到廟裡去問神名字和來歷。可能從某一個時間開始,這些神也就被想出了一些的姓名和故事。特別是,如果這些民間廟宇想要獲得官府的認可,大概需要有些詳細的履歷,要被呈報上去。

從康熙年間描述的王醮慶典看來,信徒們並不需要一間座落在固定場所的廟,來完成繁複隆重的儀式。這表示他們一開始的發展和陸地定居的村落不一樣,儀式內容展示了以海維生之人的流動特質。我們比較大膽的猜,這或許是跟沿海船居的人有關。當然這並不表示,他們會一直沒有廟。有時候他們上岸定居了,有時候是岸上的人也接受了這個儀式了,更多時候應該是他們學習陸地定居村落的廟宇形式。

我們理應明白,現在我們普遍可以在西南沿海村落看到、由村落的王爺廟各自舉行王船祭典,應該是演變的最終模式,而不是一開始的基本型態。重點應該在於,到底在何時因何原因轉變了過來。

註解

[1] 這間在清初威靈顯赫、香火鼎盛的廟,卻也命運多舛。康熙55年(1716)時,臺灣道梁文科「就東安坊二王廟之舊址」,擴建為龍王廟。雖然文獻沒有記載,二王廟究竟是天災頹圮,還是人為禁毀;但不管如何,梁文科先後新建龍王廟、田祖廟、重修萬壽亭,皆為其撰述碑記,強調國家文化正統。王禮(主修),《臺灣縣志》,頁317-318、320-321。

[2] 最早將王醮(王船)與王爺信仰合起的記錄是,乾隆17年(1752)編修的《重修臺灣縣志》,宣稱是在「王誕之辰」舉行。

[3]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232。

[4] 此一改革可能跟臺灣道陳璸(康熙49-54在任)及梁文科(康熙54-56在任)倡行節儉有關(諸羅縣志:228)。從這個角度想下來,康熙年間府城內最為興盛靈驗的二王廟,之所以在梁文科任內被改建為龍王廟,就頗值得再細心推敲。臺灣地方最高文官的態度,還是對民間信仰帶來災難式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官員聚居的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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