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翠:孤島的行旅——楊逵一家的生命故事

楊翠:孤島的行旅——楊逵一家的生命故事
Photo Credit: 陳彥斌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兩名政治受難者家屬的聯姻,孤島仍是孤島。因為,恐懼與苦悶,從他們太年少的時候就棲住不去,而最深沉的苦痛,是無法交換與分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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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翠

白色恐怖時期的殘酷、禁錮與驚恐,奪去了許多人的青春與夢想,粉碎了他們的幸福生活。政治受難者的苦痛不言可喻,受難者家屬的悲情,更是一生都無法卸下的馱負。

對於事件當時尚仍年幼的受難者家屬而言,苦難,一如魔樹的種子,從童幼年就深深植入他們的肉身與靈魂,發芽、長大、盤踞不去,霸道地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在那個年代裡,我的父親與母親,也在年少時期就失去青春,失去夢想的權利,一生都必須與深植體內的苦難魔樹搏鬥。

一九四九年四月,楊逵與「和平宣言案」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半夜大雨,軍警包圍台灣大學、師範學院宿舍,黎明時分,向學生進攻,兩、三百名學生被捕,史稱「四六事件」。同日,我的阿公,四十三歲的台灣作家楊逵,也因「和平宣言」一案,在台中被捕,判刑十二年。

「和平宣言」一案,緣起於一份六百餘字的文件——〈和平宣言〉,是典型的文字獄案件。事實上,從一九四五年戰後開始,楊逵對國民黨腐敗政權的批判,不曾間斷,一九四六年的〈為此一年哭〉,批判貪官污吏、民生凋敝、言論控管。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三月二日即撰寫〈大捷過後〉,沿街發送,勉勵民眾團結,不可得意忘形。三月九日,同時發表兩篇文章,〈二.二七慘案真相─台灣省民之哀訴〉,將事件清楚地定調為起義而非暴動;〈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更呼籲民眾組織行動團體、自衛隊、保衛隊。可見二二八事件前後國府政權的腐敗,致使向來主張和平主義的楊逵都認為,這是台灣人民挺身進行組織性武裝對抗的時刻了。

二二八事件中,楊逵和妻子葉陶都被判死刑,在執行槍決前一日,因為一道「非軍人改由司法審判」的行政命令,重新審判,逃過一死,關了四個多月。然而,出獄之後,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楊逵與葉陶不曾退縮,持續發聲,創辦雜誌、出版書籍、積極寫作、串連各界朋友,展開戰後台灣文化重建的行動。一九四九年,楊逵與一些朋友組織文化界聯誼會,希望以文化的力量,促成政治的改革與社會的和平,他們草擬了一份宣言,由楊逵具名,油印二十幾份,寄給關心的朋友。宣言的訴求,包括還政於民、釋放政治犯、打破經濟的不平等、實施地方自治等。然而,訴求和平,卻招致罪名,被陳誠指為「台中有共產黨的第五縱隊,要把這種人送去填海」。

國民黨當局當然有意擴大辦理這個案子,但經過漫長的審訊過程,楊逵不曾招出其他共同討論與起草的省內外朋友,這個案子最後只有兩個人被判刑,一位是《新生報》台中地區負責人鍾平山,至於撰寫宣言一事,當時罹患肺結核、咳血不止的楊逵,全數扛下。

〈和平宣言〉短短六百多字,為楊逵換來十二年的牢獄之災,即使是日治時期已有十次豐富牢獄經驗的楊逵,也認識到了「祖國」的真面孔。他日後回憶說,只怪自己對國民黨的了解太少,對現實情勢的判斷準確不足。

做為一個社會運動者,楊逵認知到,他選擇對抗,也要勇於承擔風險。然而,他的次子、我的父親楊建,沒有機會認知,無法選擇,卻必須承擔。那年他十三歲,青春迅即塗抹暗影。

一九四九年十月,董登源與「高雄工作委員會叛亂案」

對政治受難者家屬而言,生命的選項是單數的。十三歲的楊建沒有選擇,十一歲的董芳蘭更是無從選擇。

一九四九年,距離楊逵被捕六個多月後,十月十九日深夜,幾名黑衣軍警闖入高雄燕巢一處民宅,當時任職於中國鋁業公司、三十四歲的董登源,因「高雄工作委員會叛亂案」被捕,以「高雄工作委員會鋁廠支部聯絡人」的罪名,被判刑十年。這個案子牽連了四十六人,七個人被槍決。

「工委會案」是五○年代最頻繁可見的案件類型之一。「高雄工作委員會叛亂案」被認定是由共產黨在幕後組織、策動的陰謀案件,在國家安全局的檔案資料中,此案被提升到著手實行的層次,它被描述為是「秘密組織小型武裝隊,相機展開暗殺行動,以擾亂社會秩序,策應匪軍登陸作戰」的「陰謀與活動」,因此,牽連甚廣,死刑也多。

董登源與楊逵不同,他並非知識精英,不是地方意見領袖,只是對機械有興趣,也有天份,在鋁廠工作時,閒暇喜歡玩弄機械,拆組收音機。他被逮捕那年,他的長女、我的母親董芳蘭,十一歲。我問母親,外公是因為玩收音機,被認為與匪方通訊而被抓嗎?她說不出所以然,只問,玩收音機有錯嗎?為了一個她自己也無法解釋的政治事件,董芳蘭不曾有過青春,失卻了生命的多重可能性。

楊建
楊建|Photo Credit: 楊翠
事件之後的楊建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阿公楊逵與阿嬤葉陶同時被捕。中午,他們的次女楊素絹剛下課回家,兩個便衣就走進來,說想請他們夫妻去坐一坐。葉陶冷靜地說,等我炒完菜,讓女兒吃過飯,我們就去。便衣後來帶走了楊逵、葉陶,以及不到六歲的幼女楊碧,直到四月二十日,葉陶和楊碧才被放出來。父親楊建回憶說,我對這個日期的記憶深刻,因為那天是我生日,等了那麼多天,母親與妹妹終於平安回家了。

阿公、阿嬤及小姑媽楊碧被帶走之後,音訊全無,大伯楊資崩與大姑媽楊秀俄也才初中,都到學校辦理退學,出去做工賺錢。父親楊建記得,當時大哥聚集了其他四個孩子,開家庭會議,將家中僅有的錢放在桌上,告訴他們,父母親不知何時才能回來,這些錢我們買米吃,只能吃幾天,買蕃薯省點吃,可以吃一個多月,你們想買米還是買蕃薯?孩子們在哭聲中決定買蕃薯。二姑媽楊素絹說,這以後,他們每日和著眼淚吃蕃薯,那些蕃薯的滋味,都是鹹的。

父親兩度面對父母被逮捕,見證白色恐怖魔爪的無孔不入。阿公楊逵被捕之後,進入漫長的審訊過程,便衣還是三番兩次到家裡來,詢問、搜查,一度把病中的阿嬤也強行帶走,又關了三個多月,直到那年冬至才被放回來。

家境本來就貧窮,如今更是困窘,親友大多走避,不敢相助,一向成績優異的父親,初入中學,面對家中困境,以及周圍眼光,產生高度的自卑心理,連上學讀書都失去動力。讀完一學期後,他決定休學,阿嬤葉陶一再攔阻,但他心意已決,不肯再去上學,只想幫著賺點錢,讓家裡好過些。

當時大伯每天清晨去批豆漿、豆腐來賣,父親心想,批貨成本高,不如自己來做。他們先是請一個師傅來做,一個月內,他努力觀察,小小年紀竟都學會了。此後,每天清晨二點開始,阿嬤、大伯與父親,三人徹夜輪班,磨豆、煮豆、瀝乾、製作豆腐,五點出擔,沿街叫賣。

父親回憶,正巧阿嬤娘家的一個親戚,他要叫表哥,來到家中寄住,這個表哥曾經留日,學過化工,對食品加工有一些知識,開始教這些弟妹們製作醬油、肥皂、洗髮粉、面霜等,一起沿街販賣。父親說,當時他們的技術很不錯,但是資金非常匱乏,產量無法增加,生意做不大,收入僅能維持日常所需。

除了豆腐、食品、化工,楊建與大哥還試過各種可以增加收入的辦法。鄰居的大人們,四、五十人結伴到山上去盜伐官有林木,聽過價錢很好,一百公斤相思材,可以賣到四、五十元,能換一斗米,他和大哥也去了。兩個小孩,骨架都還沒長全,學大人編草鞋,帶到山上穿。地點在台中市旱溪往東的深山裡,因為警察抓得很緊,大家相約,十一點在山頭集合,分頭砍樹,下午一點在「老鼠仔坡」集合,一人一擔依序走下山,不可以落單。兄弟倆清晨五點出發,走到山頭已是十一點了,一點下山,回到家也天黑了,雖然辛苦,但一天可以砍五十公斤的相思材,兩天就可以換一斗米。

盜採官木是違法的,警察抓得很嚴,帶他們去的大人警告,必須保持高度警覺,聽到警訊,就要趕緊逃跑,一旦落單被追捕,後果不堪設想,而且,屆時大家都要各自奔逃,也顧不了你們兩個小孩。父親還深刻記得幾次奔逃經驗,砍伐之際,聽到大人們高喊警察來了,趕緊放下工作狂奔,因為恐懼,在山林中跌跌撞撞,好幾度都以為這次肯定回不了家了。

下山時,一定要走渡旱溪。夏天,西北雨來得猛烈,溪水迅即爆滿,水流湍急,曾有一些擔材的大人被沖走,因此,一定要在下午四點以前過河,如果不能趕上一點的集合,不僅落單危險,還可能過不了旱溪,成為溪下冤魂,因此,每次下山都心懷恐懼。辛苦的還不只這個,穿草鞋也是苦差事。自編草鞋上山砍官木,一方面是因為沒鞋可穿,僅有的布鞋即使破爛,也要保護,需要時才有得穿;二方面,山路和溪河都不好走,就算有鞋,上山兩三次,怕也磨損得差不多了,很可惜。

但是,自編草鞋使用的是自己採集的草,未經軟化處理,草質粗糙,兩個孩子沒經驗,不曉得必須先將草鞋浸在水裡泡軟,跑起來才不會咬腳。兩兄弟的草鞋,沒走多少路,就把雙腳磨破了,下山時,大家都在趕路,急著渡過旱溪,逃躲警察,因此,即使乾草鞋已將雙腳磨出水泡,滲出鮮血,痛得無法行走,但還是不敢停下腳步,只有流著眼淚、揹著重擔,繼續跟緊大人前進。

即使如此驚險辛苦,但是相思材的收入,比起製賣豆腐好多了,至少能補貼家中六口生活所需,因此兄弟倆一再冒險。直到有一日,在逃躲警察的過程中,一個鄰居被開槍打死了,阿嬤終於嚴禁兄弟倆再上山,他們才結束盜採官木的驚險歷程。

資崩和秀俄,從戰後初期開始,斷續失學過久,無法再回到學校,而本已決定不再念書的父親楊建,則被母親逼著,在初二時重返校園。即使經歷休學,楊建的表現仍然十分傑出,就讀台中市一中(現今居仁國中的前身),成績名列前茅,兩度被選為台中市小市長,但他卻因為制服破舊、沒有鞋子可穿而發愁,不想出席表揚大會,多虧母親的張羅,才讓他站上表揚台。

即使成績優秀,父親說,他也並不感到歡喜。因為,從少年到青年,他不僅被奪去父親的陪伴,生命中也失去很多選項。事件發生前,雖然家境窮苦,但阿公楊逵允諾送他到日本念書,正如楊逵小說〈送報伕〉中所寫,即使辛苦,但在那個禁錮閉鎖的年代,能夠走出去,就多了一扇可以自由呼吸的窗口。然而,父親被捕,這個夢想隨之幻滅,楊建的人生從此轉向,而他只能身不由己。

父親至今仍然經常憶起,那個讓自己失落青春、失落夢想的關鍵時刻,有一個巨大的力量,將他的世界整個翻轉,連他整個人,都被改寫了。原來樂觀進取、正面思考的楊建,被這個時代擠壓成為自卑閉鎖、負面思考的楊建。人們常說,選擇權操之在我。對一般人而言也許是如此,但對受難者家屬而言,卻絕非如此。表面上,他們的確有許多選擇的機會,但是,白色恐怖的幽魂,總是不斷干擾著他們的選擇。

失去積極的生命動能的父親,面對家境困窘,即使初中以優異成績畢業,也對升學失去想望。大哥大姊都退學了,自己如何能夠安心念書?因此他決心放棄學業,既沒有申請保送本校高中部,也沒有報考其他高中。阿嬤葉陶知道後,非常傷心,她一向堅持,無論如何辛苦,都不能剝奪孩子追求知識的權利,長女長子被迫失學,她很悲傷自責,接下來的一男兩女,說什麼都不能再犧牲他們的學業。所幸,開學前夕,母校台中市一中寄來入學通知,說他已達保送資格,請他去報到。

然而,下一次面臨選擇的關鍵時刻,父親終於被白色恐怖巨獸吞沒,做出了他一生中至為後悔的抉擇。一九五四年,升高三暑假,救國團舉辦一個營隊,前往蘭嶼探險,行程將經過綠島,因此他決定參加,可以到綠島看爸爸。營隊在蘇澳訓練三天之後,行軍到花蓮,突然宣佈綠島行程取消,直接前往蘭嶼。待營隊結束,在高雄解散後,楊建不甘心,便去找住在高雄的舅舅與阿姨,大家你一百我一百,湊了五百塊錢,讓他搭漁船到綠島。

這次面會,過程是愉悅的。一見面,父親緊緊擁抱他,從少年時期就與父親分離,為了生活,一家六口分住好幾地,因為獄中的通信限制,無法經常收到父親的來信,能夠與父親朝夕相處十五天,楊建感到莫大的幸福。當時綠島新生訓導處處長唐湯銘的管理比較開放,楊逵負責照顧菜園,晚上才回寢室睡覺,他帶著楊建,上山下海,到處自由走動。在父親的記憶中,除了童年時期之外,父子不曾有過這麼親密的相處經驗。

然而,對父親來說,這次面會卻改寫了他以後的人生地圖,種下許多悔恨。雖然在綠島與父親度過愉快的半個月,然而,親眼見證了政治犯們的生活處境,在密集的思想感訓與勞動改造之間,度過漫長的晨昏日月,肉身的痛楚不說,思親之痛、失去自由之憾,更是如影隨形,縈繞不去,讓正處於人生轉彎口的青年楊建,做了一個影響終生的決定。

回到台灣之後,大考前夕,他放棄文組,轉考理工,因為課程內容不同,準備不及,在那次考試中失利了。次年,他仍堅持理工組,考上當時剛設立的大同工專,成為第一屆學生。

楊建放棄文組的原因,緣自對於「文字」的深沉恐懼,這個恐懼,從少年時期以後,長居久住,成為一種敏感性體質。他的父親一生從事社會運動與文學創作,卻因為一篇六百多字的文章,就被禁錮十二年,在那個思想、言語、文字有罪的時代裡,走上文科的道路,未來是不是會步上父親的後塵?青年楊建的憂心,絕非庸人自擾,那是因為白色恐怖的鬼魅,已經浸透了他的肌骨和心魂。本來就是內斂多思慮的個性,加上悲劇的衝擊,使他改寫了自己的人生。

在理工價值遠大於人文價值的台灣社會,選擇了理工的父親,卻反而陷入精神困境,原因也是阿公楊逵。父親在大同工專時期,生活困苦,沒飯吃的時候,有時跑到台灣師範大學,與中學同學分吃一碗公家飯,有時到阿嬤介紹的尼姑庵去吃齋飯,一餐混過一餐。雖然成績表現優異,但是,「沒有傳承衣缽」、「一代不如一代」的責備,無論是他人的質疑,或者自己的遺憾,卻一直跟隨著他。

近來,父親回憶起這段往事,總是流露後悔,他說,當時許多成績不如他的同學都進了台大,他如果不是臨時改換組別,台大文學院,至少有一個科系屬於他,他的人生或許會不一樣。楊家的第一個教授,也不會是女兒妳啦,他說。確實,他讀了理工,做了生意,與個性不合,數度被欺騙、被倒債,以致一生窮愁潦倒。也許讀了文組,結果也未必如他所想,然而,一個人從少年時期就被奪去夢想權利,晚年回顧自己一再挫敗的人生,對於自己被恐懼魔樹制約,改寫了生命地圖,他的因果詮釋,也都無法抽離於那個禁錮時代的幽靈吧!

這是因為,楊建與一般政治受難者家屬不同。他的父親楊逵,既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又是知名台灣作家;政治犯父親,讓他揹負受難者家屬的苦難與暗影;知名台灣作家父親,身上眩目的光環卻又讓他無法承受。這是楊建生命最大的悲情。無論暗影或光環,對於第二代來說,都是沉重的包袱,他們必須終生馱負,無法放下。暗影讓他自卑,光環也讓他自卑;終究,身為名人之後的受難者家屬,全身都被暴露在光與影之中,無所遁逃。

董芳蘭 楊翠
董芳蘭|Photo Credit: 楊翠
事件之後的董芳蘭

相對於父親楊建因為承載過重而終生陷入憂苦,我的母親董芳蘭則是另一種典型。她雖是大姊,但當時也才十一歲,對於父親董登源與案件,所知甚少,只記得他在鋁廠工作,對機械有興趣,沒機會受太多教育,但很聰明,事情一學就會。她對父親最深的記憶,就是自己的愚魯。她說,初上小學時,父親教她數數,父女倆撿了許多石頭,父親教她,擺一個石頭,數一個數,但她總是跳過十、二十這些數,無論如何都學不會,父親無奈憂煩的臉容,成為少女董芳蘭記憶中最溫暖的圖景。

外公董登源被捕時,母親十一歲,因為是長姊,失去受教育的機會,放棄讀書,工作賺錢,供給四個弟弟念書。少女董芳蘭離開家鄉燕巢,到高雄市學理髮,從學徒開始,待遇菲薄,三年苦學,終於熬出頭,以理髮為業,成為家中最重要的經濟來源。至今,舅舅們還感念著當年大姊的犧牲,他們儘管都已年老不種水果了,但是,每逢果熟季節,仍然都會記得選買最上等的芒果、芭樂、棗子,一箱箱給大姊寄去。

幾乎完全失去青春夢願的母親,生命中唯有一個時刻,能有一絲歡喜。每月的薪水,絕大多數必須拿回家,自己只能留下少許生活所需,她把這些錢節省起來,月月積累,到布莊剪一塊布,自己設計圖樣,請師傅縫製,然後穿上它,到相館拍一張照。每一張照片都清麗動人,相館選了幾張,掛在店裡當廣告,一掛二十幾年,直到要停止營業了,才把那些照片歸還給母親。每每談起這件事,母親總是眉飛色舞,她說,我年輕時很水吧,我那時可是「佈景臉」喔!可惜,我命不好,嫁給你爸,其實,那時候很多來理髮的客人喜歡我,有大學生,也有醫師,但是,男方條件愈好,你外婆愈不贊成,她說:「咱的竹仔箸,免想去挾人家的雞肉絲。」

少女時期,我總是羨慕地翻看母親美麗的照片,哀嘆母親為何沒把她的清麗都遺傳給我,而未曾將「我命不好,嫁給你爸」聽進去,也不知道,母親的青春,全數都擱淺在這些照片中了,更不理解,「咱的竹仔箸,免想去挾人家的雞肉絲」一語,包含了多少辛酸無奈,那也是一種無從選擇。

然而,即使同是天涯淪落人,未必就能相濡以沫,楊建與董芳蘭,兩團暗影的結合,正是如此。

父親當兵時,第二度到綠島面會,當時外公董登源正好擔任會客室雜役,見到這個老實青年,聽說他的父親是新生訓導處的獄友、大家尊重的前輩楊逵,思及自己的女兒也已到了婚嫁年齡,但是,政治犯的家庭,有誰敢來提親?他想,這青年與女兒年紀相當,都是政治犯家屬,誰也不會嫌棄誰,決心為兩人牽紅線,於是,他寫了封家書,請楊建轉交給他在高雄工作的女兒。

楊建與董芳蘭的初見面,決定了他們的命運。兩個從年少時期就被政治剝奪了青春、夢想、希望,卻又對政治所知甚少的青年,卻有著相同的無奈與身不由己。董登源在信中告訴女兒,送信來的青年,老實可靠,他跟我們是一樣的,你們可以試著交往,考慮結婚。

父母親回憶起這一段,總是互相指稱「被騙」,父親說他被岳父給騙了,母親則說,我才是被你騙了。小時候聽這些故事,只覺有趣,成長之後,認知台灣歷史的暗影,才知道,長年被墨濃雲霧覆蓋的父母親,他們互指「被騙」,並非尋常夫妻間的打情罵俏,在他們心中,確實都有這麼一個區塊,對於自己在這個婚姻中的身不由己,充滿無奈。

兩名政治受難者家屬的聯姻,孤島仍是孤島。因為,恐懼與苦悶,從他們太年少的時候就棲住不去,而最深沉的苦痛,是無法交換與分擔的。

童年時總記得,父親幾乎不曾有過笑容,很少言語,他的愁苦彷彿植根在他的肉身和靈魂裡。在這樣的父親身後,以及在名作家楊逵的光譜底下,母親的臉容更幾乎完全被吞沒。父親每次出席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聚會的相關場合,母親都是以楊逵媳婦的身分隨行,沒人問起她的父親董登源,彷彿董登源不曾被黑牢禁錮十年,而董芳蘭不是受難者的女兒。

父親揹著難以承受的重,母親馱負難以承受的輕,兩人都不好過。只是,這個社會給予父親許多機會,想要聆聽他身為受難家屬的苦難經歷,而母親,她靜默無聲,乏人問津,誰也不在意她是否也有過屬於受難者女兒的悲苦。

而其實,暗影不會自行散去,悲苦不會自動消失,沒人問過,不曾提過,不表示不存在。母親一生勞碌,在我成長歷程中,最常聽她說的一句話是:「都是前世欠的債,等你弟弟結了婚,我就要去吃齋唸佛做尼姑。」沒人對她聞問,但她想要解放自己,透過宗教,洗滌淨化,尋找淨潔無憂的生存狀態。

不同於父親可以反覆敘說、詮釋,尋找聆聽者、見證者,藉以進行某種療癒過程,母親沒有聆聽者與見證者,她必須自行展開療癒。然而,還未等到可以放下人間俗務、清心唸佛的時刻,一九九九年,母親就被長年棲住的暗影幽魂吞噬了,她開始遊走於現實與虛境的邊界,她的靈魂經常迷航,不在現實的住所,流連在虛境裡,試圖尋覓一處可以安置自身的所在。

但是,她總是迷路,既無法回返現實家園,也找不到安居之處。在她的幻聽與幻覺中,一九四九年十月深夜,闖入家中,帶走父親的幾個黑衣人,在半個世紀之後的一九九九年入秋,穿越時空,持續騷擾她的心魂。她總是對著暗黑的窗外,揮手驅趕不懷善意的虛擬闖入者,聲色俱厲地罵說,走開走開。然而,惡靈霸道,盤踞不去,以致我們不得不將她送到精神病房,接受另一種療程。直到那時候,我才理解,人們說什麼遺忘、寬恕、向前看、掃除悲情,是多麼不負責任,多麼冰冷,這不是有體溫的人說得出來的話。這些冰冷的人類,怎麼可能感知那些被悲情覆蓋長達半世紀的心靈?

楊逵
東海花園園主楊逵|Photo Credit: 沈哥
楊建與董芳蘭,現在進行式

但受苦者沒有絕望的權利。楊建與董芳蘭,我的父親與母親,兩個孤島,至今仍然各自揹負著他們的苦難,奮力前行。

七○年代,楊逵與台灣歷史,都被撥去塵土,攤到陽光下,楊逵重新被認識、被認同、被推崇,然而,這樣的光環,對父親楊建而言,竟比悲情更加沉重。經過幾十年,好不容易與「受難者家屬」標籤的暗影協商共處,卻又必須揹負他父親的光環前進。旁人在頌揚老作家之餘,也不免投給第二代期待、檢視的目光,而父親對於自己放棄文科一事,一直抱持遺憾,當人們善意問起,你也有在寫作嗎?這樣的話語,對他而言幾乎就是一種凌遲。

因為父親入獄而產生自卑感,又因未能繼承父親衣缽,而種下更深的自卑感。這樣的心理構圖,外人難以理解。暗影與光環的雙重覆蓋,楊建連逃都逃不了,更別說暗影的那一面,因為光環的投照,而更形黝黑。總會有人來問,你是楊逵先生的兒子嗎?他真是了不起啊,能請你談談他的事蹟和文學嗎?能談談你們的生活經歷嗎?你們真是幸運啊,你們一定覺得很驕傲吧?

對父親楊建來說,孤獨承受暗影的黝黑,以及孤獨面對光環的眩目,痛苦幾乎是相同的。楊逵的兩個兒子,終究都沒能逃脫這團光與影的包覆與拉扯。長子資崩,長期酗酒,鬱結而亡。我年幼時的記憶,每當大伯資崩來看阿公時,我總在半夜被大伯的聲音吵醒,阿公沉默不語,而大伯聲淚俱下,不斷訴苦說,爸你總說一代不如一代,我也想像爸一樣,讀書寫文章,參與社會運動,但我沒辦法啊!七○年代,資崩給父親楊逵的一封明信片中寫道,爸我答應你做的台灣歷史研究,我做不到了,請原諒我。署名「不肖子資崩」。

竟連父親的死亡,都帶給他們更大的負荷,因為父親之死,他們被眾人凝視。一九八五年楊逵辭世,外界立即給予家屬壓力,有人就直接對大伯和父親說,楊逵那麼偉大,你們不能只建一座墳,還必須為他蓋一個紀念碑、一座紀念館,否則就是不肖子孫。父親當時流著淚說,姑且不說我們根本沒錢蓋紀念碑,一個父親的偉大,怎麼可以由他的孩子自己來吹噓,那不是讓人笑話嗎?

大伯資崩辭世之後,做為第二代代表的楊建,被賦予更多責任。國家的研究機構要出版《楊逵全集》,負責不曾親自打過一通電話給父親,但父親卻必須感恩,必須配合,必須交出所有遺稿文物。在父親看來,她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我幫你父親出版全集,是給你們家屬的恩澤。國家台灣文學館要館藏作家的手稿遺物,大學院校的相關文學系所要利用楊逵壯大聲勢、生產業績,不論是舉辦學術研討會、展覽作家文物,或者執行數位典藏計畫,父親都必須配合。這些學者專家們,絕大多數在拿了資料,做了業績之後,就對父親不聞不問,連一通問候的電話都不曾打過。因此,對於極少數還念記著他,能夠體知他的苦難與心事的,父親總是感念在心。

被奪去青春、失去夢想的父親,生命中有著太多不可承受的輕與重。他的父親,既是他恥辱與被拒絕的來源,卻又是一個高大的身影。他認知到,來自父親的光環與暗影,他這一生都別想逃脫,只能更深地貼近。這些年,他以在台中東海花園故居成立楊逵文學紀念空間,做為最終的生命責任,持續前行。這是他的覺悟,他覺知到,這是自己終於可以卸下重擔最好的方法。

至於母親董芳蘭,半世紀的暗影侵擾,幽靈盤踞,我一度以為,母親是無法回家了,但是,迷路數年之後,她卻終於找到了回家的道路,清醒過來。她沒有放下一切,出家為尼,清心唸佛,反而以家庭為療癒之所,以親情為藥石,尋常的家務勞動、照顧工作,讓她找回了自己的節奏。

二○一六年,當年十一歲的董芳蘭,已經年近八十,她每日煮三餐、買菜、洗碗、洗衣、打掃、照顧孫子,是全方位的家務勞動者,夏日裡,汗水從來沒停過。而我雖然是一個性別研究者,但卻無法如此簡單地評斷:家庭是董芳蘭的禁錮之所,家務勞動是一種剝削。因為,董芳蘭有屬於她自己的療程。

而楊建與董芳蘭,他們終於在年老的時候,找到了相互說話的方法。約莫二○○六年前後,兩個老人家相伴到「長春學苑」去學國畫,現在他們以畫說話,倒也有清雅詩意。

二○一一年入冬以來最寒冷那天,母親來電,要我去吃中飯。飯後,父母兩人說,我們有新畫作,要看嗎?兩個加起來快一百五十歲的老人家,喜孜孜像孩子一樣,展示他們的國畫作品,父親畫的是玫瑰、絲瓜,母親畫的是菊花、牽牛花,玫瑰和菊花都是橫幅,裝了框。我看著父親的靈動飛躍,母親的素樸溫潤,兩人都自成一格,微笑稱讚,感動想著,父親長年在市場擺攤,當場揮毫寫春聯,國畫對他不是問題,但母親可是這輩子第一次拿毛筆呢,真有天分。

二○○六年,母親第一次拿毛筆,一下筆就大呼,哇,這什麼筆這麼軟,怎麼拿呀?當她終於畫出生平第一幅畫時,臉上身上都沾染墨漬,廢棄了好幾張畫紙,自己仍不滿意,苦著臉央求父親,你畫壞掉的那幾張,可以選一張給我交作業嗎?拜託啦。父親一口回絕,不行!自己的作業要自己畫才可以。

母親與她的軟毛筆,歷經磨合,竟然如此契合。畫畫讓她逐漸學習與自己的傷痛共處。那一期結業時,老師選了幾幅畫,說是很不錯,可以拿去裝框裱褙,準備用來成果展。夫妻倆興致勃勃,父親開始為兩人的畫作落款,母親望著他大筆一揮,在一幅梅花上落了「楊建」兩個字,愣了半晌,抗議說,那是我畫的耶,你弄錯了。父親堅持那幅梅花比較美,是他的作品,母親不服,後來由老師公評,證明那是母親的畫作,她得意地說,哼,難道我就不會進步嗎?

孤島們最動人之處,就是他們承受苦難、轉化力量、奮力前行的生命能量。母親歡喜展示畫作時,圓滿如月的臉龐,映在溫潤的菊花上,一如她少女時期被懸掛在照相館的寫真,清美燦麗。

而父親在畫作中,抄錄楊逵詩作,與他的父親,貼近地對話。楊逵近七十歲時,寫下「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雖然到處碰壁,卻未曾凍僵。」能源自體自燃,所以花開蝶舞。自卑、沉鬱的父親,想必也從這些字語中,感悟了他父親的生命熱情,從而蓄養自身的火種,照亮他此生的暗鬱行路。

書籍介紹

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大塊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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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逵

作家楊逵1949年因發表〈和平宣言〉,短短六百多字卻換來十二年的牢獄之災,但楊逵一直未曾就他在綠島服刑的遭遇和生活有過任何埋怨或言說。我們看到的是瘦削的楊逵在營區中跑五千公尺,在獄中的新生月刊繼續寫作……。楊逵的家書是他繫獄綠島期間,寫給家人(葉陶和五個子女)卻未能寄出的信稿,他不怨天尤人,絮絮叨叨地流露一個父親對子女的關愛。對於飽嚐家變的家人,對於被迫休學的孩子,楊逵擔心一家四散,原本就貧窮的家,要如何面對生活的困境和沉重的壓力。他以溫暖的書信鼓勵、勸勉年少時就失去青春夢想的孩子,期盼他們要有樂觀的精神,攜手扶助走過這一段悲苦的日子。

在綠島的思想管訓中度過漫長的晨昏日月,楊逵以肥皂箱當書桌,不停地閱讀、思考、寫作。這些獄中家書原本是寫在25K的橫條筆記本上,一直等到楊逵過世一年後,才由有心人將它送交他的家人手中,這些未能寄發的信稿,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讓人感受到這位生命勇者陽光般溫暖的愛。

綠島家書:沉埋二十年的楊逵心事
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