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林生祥與鍾永豐:《圍庄》,其實就是在說我們的生命史

專訪林生祥與鍾永豐:《圍庄》,其實就是在說我們的生命史
Photo Credit: 陳君碩 / 台灣搖滾映像誌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生祥欣慰地說:「當時我跟永豐講,若再晚一點,可能做的機會更低。那現在完成這個挑戰我們都很開心。其實回頭看看我們喜歡的歌手,有做雙唱片的,在生涯裏頭好像真的就都這麼一張。我覺得可以了,大概就這麼一次吧!」

文:葉之幸
採訪:葉之幸、戴居
攝影:陳君碩

(編按:本文為台灣搖滾映像誌【第三角度】系列專訪文章。)

1968 年,臺灣第一套輕油裂解廠(簡稱:一輕)在高雄楠梓啟用,正式宣告我們迎來了高耗能、高耗水、高汙染,「三高」的石化工業,也宣告當時仍以務農為主的南部地方小鎮,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內外巨變。

走過近半世紀的時光,石化廠從一輕走到六輕,還有因各方抗爭而胎死腹中的七輕、八輕。每座石化廠雖都被命名為「輕」,但對當地的居民、土地、作(動)物來說,卻都是生命難以承受之重。而原計畫填平沿岸大片世界級溼地的「濱南工業區(七輕)」與「國光石化(八輕)」,還讓人看見政府對於國土規劃及生態環境的漠視,是從不分時代的。

1979年,林園石化廠(三輕)運轉後,讓生祥樂隊主唱林生祥以及筆手鍾永豐的家鄉美濃也受到影響。空氣的味道不同了,農村的景象也逐漸蕭條。永豐回憶道:「這對當時還是國小、國中的我們來說,印象很深。因為呼吸道的毛病變多,農村也不如過去熱鬧,加深了童年時期的寂寞感。為什麼?因為青壯人口都到石化廠裡工作了。」所以《圍庄》這張概念雙唱片,其實描述的,更是他們親身經歷的生命史。

蓋一座石化廠,可以殺死一條河

談起臺灣的石化產業,作詞人永豐精準直言:「這已經不是只有空污的問題,還有石化業跟水的問題、石化業跟土地的問題」。

縱觀臺灣國土,竟有八成以上的石化廠區設置於南部。他分析:「以水文條件來說,由北往南是越來越長,也就是豐枯期比例,台北大概是七比三,但台南這邊可以長到13比一。所以說,石化業那麼耗水,卻是蓋在台灣水文條件最不好的地方。」如此不平衡的比例關係,讓先天體質就不甚理想的南台灣,承載了遠超過水資源可負荷的狀態。

永豐舉例,如荖濃溪、南化水庫、濁水溪上的集集攔河堰,還有過去抗爭的美濃水庫,主要都是因應石化業用水而建設。每座廠區,每天約30萬噸的用水量幾乎就擰乾了河流,大大壓縮其他如民生、農業的用水空間。他感嘆地說:「而且不僅沒有節制,還越蓋越多。六輕之後要蓋七輕,七輕之後還要蓋八輕,還好後兩個擋了下來。然後高雄現在還有一個規模不小的新石化專區在辯論中。」如此車輪式的建設,讓河流難有休養生息的一天。

「所以永豐,你之前不是有說過一句話嗎?蓋一座石化廠,可以殺死一條河。」生祥道。

親身經歷的石化圍庄

美濃幾乎是高雄地區最內陸的鄉鎮,卻從八零年代開始,成為當地呼吸道疾病罹患率最高的地區。這讓人費解的狀況,源自南端濱海的「林園石化廠」。當南風吹起,高聳煙囪排出的廢氣旋即往北運送,到了前方平原後背環山的美濃,就成了臭氧、致癌物質難以逸散的形勢,宛如不斷接收污染物的畚箕。以致從少年時代開始,石化廠帶來的臭味與疾病,就成了生祥與永豐的沈重記憶。

美濃水庫
Picture Credit: Google地圖 截圖 / 台灣搖滾映像誌

永豐提到,八零年代有位專攻環境醫學的教授到美濃進行研究,他很困惑為什麼一個沒有工業發展的農村,會有那麼多人感染呼吸道的疾病?後來證實美濃的情況與林園石化廠有絕對的關係。

而到了九零年代,濱南工業區(七輕)預計在美濃西邊,台南七股區瀉湖與沿海濕地填土造地,興建廠房。為了抗議廠區用水方案,著名的「美濃反水庫」運動也因此而生。那首由生祥譜曲、永豐作詞的〈我等就來唱山歌〉,就記錄了這場抗爭運動的故事。

所以一座座的石化廠,走完生命週期後,再繼續開啟新的廠房,從八零、九零年代至今皆然,週而復始。《圍庄》的景象,即是如此不斷被石化包圍的家園、不堪負荷的水資源、空氣與土地的污染,以及蕭條後的農村。背後則是居民們的集體記憶,如永豐、生祥經歷般,被迫改變的生活狀態與生命歷程。

臺灣石化建設小檔案:

1968 一輕(高雄楠梓)
1975 二輕(高雄楠梓)
1979 三輕(高雄林園)
1983 四輕(高雄林園)
1993 七輕開發計畫(預定於台南七股,又稱濱南工業區,最終開發失敗。)
1998 六輕(雲林麥寮離島工業區)
2005 八輕(預定於彰化大城溼地,又稱國光石化,同樣開發失敗。)
2013 新三輕(高雄林園)

我們對土地發展的想像力,可不可以再更寬廣一點?

訪問到這時,我們坐在生祥位於美濃家中的餐桌上,有幸地品嚐他親手沖泡的茶與準備的點心。儘管我們聊著一點都不輕鬆的故事,卻仍看見他們臉上總是帶著堅定且樂觀的神情。

談到發展,現代國家往往將「進步」定義於GDP的成長、城市的擴張。而被忽視的,即是水泥化後的周遭,人們難以接觸到的「自然」。

對於如何看待「進步」這件事,永豐向我們分享了他多年投身環境運動、田野調查累積下的獨到見解:「我覺得所謂的時代進步,有一個很重要的表徵,就是各式各樣的理解、或是我們想像未來的方向,應該要越來越寬廣才是;且我們對於人的發展,不應該只有一種論述而已。」他認為,發展與進步並非是要或不要,或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過程中的比例關係,更應該重新被反省檢視。

林生祥_鍾永豐2
Photo Credit: 陳君碩 / 台灣搖滾映像誌

他繼續說到:「我們以美濃水庫來講,光是用水,也許可以有幾千種的的思考方式,但可能都因為蓋了水庫被全部犧牲掉了。或是我們的工業,只能有這種工業嗎?說白點啦,我們的工業可不可以更長進一些?還在用環境、人體健康拉低成本,又迴避外界的檢視。」

對石化業的依賴,往往歸功於它們對「GDP」的貢獻,但造成的環境、疾病成本,通常被刻意忽略。如濁水溪集集攔河堰造成的風飛砂問題、石化廠房不時傳出的火災、物質洩漏、各式的環境汙染問題、居民罹患疾病,還有魚獲、農作物消失的代價,都是隱藏在 GDP 底下難以估計的巨大成本。

除了石化苦難,《圍庄》還想傳達:「再怎樣絕望,我們還是要讓生命的韌性跟希望出來。」

當我們開始聊起新專輯《圍庄》,永豐首先表示,雙唱片的體量雖然必須用更大的音樂概念來支撐,但同時也給了他更寬廣的敘事空間。

他分享:「寫《圍庄》的時候,有兩個端點是先決定的。林園石化廠與七輕、八輕是專輯很重要的兩端。因為林園上去會遇到五輕、六輕,七輕八輕則是這20年來抗爭運動很重大的成功。那其中具有象徵意義的故事場景,就一一寫進去。」

反國光石化(八輕)的抗爭運動,是從傳統自力救濟的運動型態,逐漸轉為更專業、組織化且跨領域的合作。如一人一股的「海岸溼地信託」行動,就是相當有突破性的點子。由彰化環保聯盟領導人蔡嘉陽發起,將彰化大城溼地分割成無數小塊,再經由個人認養,讓整片溼地成為有無數主人的區域;還有紀錄片工作者柯金源從不同角度進行的溼地攝影,都是整場運動中具有指標性的事件。

而在五輕及六輕的運動中,也有許多不同的面相:「五輕運動與宮廟、保生大帝有很大的關係。六輕就是實實在在的台灣地方政治縮影,有時候白道掩護黑道,有時候黑道掩護白道。你看,這些多有意思啊!所以我認為,這是地方運動比起都市運動來得有趣的地方。」另外,生祥及永豐也特別提到,由鐘聖雄及許震唐老師針對六輕所拍攝的攝影集《南風》,同是影響新專輯甚巨的著作之一。

透過每場運動的特徵及故事,讓《圍庄》顯得更有在地聯結與人味。

生祥不忘欽佩地說:「還有一群平均年齡不到⋯⋯25歲吧,非常有邏輯跟執行力的年輕人,他們透過自己發起的組織『自從六輕來了』,構思很多有創意且很務實的點子。」

所以這張專輯,除了訴說石化所帶來的苦難,這些緊緊抓住微弱希望不斷壯大的生命韌性,也是《圍庄》希望能被更多人看見的部分。「我不想寫⋯⋯好像石化業是我們的宿命、癌症是我們的宿命,我不想寫這樣的東西。再怎樣絕望,我們還是要讓這些故事中的韌性跟希望出來,被人看到。」永豐補充。

與各方互為主體的創作

而《圍庄》,是試圖站立於哪個位置與聽眾對話?他們認為,音樂創作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與聽眾互為主體。

「我希望這些歌對創作者本身來說有意義、對聽者來說有意義,對音樂來說也有意義。這幾個面向成立的話,才是一個好的東西。」永豐覺得,若歌只對運動現場產生意義,那可能離開現場或事過境遷後,就沒有什麼別的意思。最好的想像是,這些歌白天能夠在現場唱,往上回家還可以放給兒子聽、孫子聽,甚至在襁褓中就開始聽。

他感性地說:「抗議歌曲的成分往往是帶刀帶拳,可以砍傷人且直擊要害的。所以當我們把刀跟拳頭收起來時,應該還要有很好的內心、很好的靈魂,而不只是看到亮黃黃的刀。」

若歌曲的靈魂中富有哲學性、文學性以及音樂性,詞也具有社會學意義,能夠與某種傳統元素存在對話關係時,是他們認為在創作中必須要計較清楚的。若是沒有,就不會有好東西產生。

語言產生的美學距離

不過,在遭受石化汙染的沿海鄉鎮居民中,幾乎皆為慣用台語的閩南族群。對於時常被問起的語言問題,他們反倒覺得,使用客語作為創作是相當好且自然的美學距離。

永豐提到,西部沿岸的閩南其實與客家有著不少共同的東西。除了生活經驗外,還有如傳統客家八音閩南北管客家山歌與閩南歌仔戲,都是從中國漢唐時期就開始演變下來的。所以在文化上,彼此有很多共同的理解。再來就是彼此所沒有共同的東西。他進一步解釋:「這裡面寫的故事...老實說都是很慘的東西,且不是只有你我知道,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去提醒這件事,去給他聽他都已經知道的東西?」所以這裡需要的距離,正好由彼此不共同的語言來達成。

而他也坦承,寫這樣的故事確實有道德上的壓力:「很難想像若是沒有這個差異,我怎麼去寫像《南風》這樣關於癌症、關於死亡的東西。」因為他治不了病,也趕不走空汙。所以語言的不同,才讓彼此互相欣賞的關係成立。

生祥:「生涯中,大概就挑戰那麼一次吧!」

首度嘗試雙唱片的製作,過程中自然也遇到不少挑戰。生祥邀請貝斯手早川徹(以下稱:Toru) 到美濃家中一同作曲,起頭並不順利,放空了整整七天才動工;永豐則是反覆閱讀資料、下鄉蹲點,試圖再捕捉居民話語間的語氣及精神狀態。

生祥如釋重負地說:「當時心裡就想,這不宜持久戰,必須要速戰速決。不然依體能狀況⋯⋯,可能會弄不出來。」從四月中寫完第一首歌〈欺我庄〉後,他就開始往前衝。創作過程裡,時常寫完一首就開心地跑去喝酒,但隔天醒來卻通通忘光了。「所以有些歌其實是重複寫,但也不是都白費力氣啦!有去書寫對整個結構很有幫助。」

他再提到,寫專輯必須要逮到一個概念,才有力量支撐整件事:「這叫結構算清楚了,才能開始。」而期間仍不斷出席演出及活動邀約,讓生祥到達身心疲累的狀態,於是邀請Toru到美濃一同分工寫曲子。 

「那時候我整天都不想工作,覺得好累。記得Toru來的第一個禮拜,每天起床吃完早餐就在那邊抽菸,我就說今天好累、不想工作,休息一天好不好?這樣連續講了七天。」直到第七天晚上, Toru才問起生祥能否明天就開始寫曲子?不然他會越來越緊張。生祥笑說:「那時候他的眼神幾乎是用哀求的,好像變成他是創作者。我就答應他,好!明天開始動工。」而接下來,他們幾乎是每天一首、每天一首,最終順利在截稿日7月22日將Demo交出,從4月中第一首歌〈欺我庄〉出來到完成,剛好三個月的時間。

而擔綱作詞的永豐則早從一兩年前就開始準備:「所以生祥說開動的時候,我大概兩個月不到就寫完了。快的時候一天可以寫三首,而且是我認為完稿的。」永豐說來輕鬆,但都是經過長時間進行調查及訪談的結果。「一方面我搞過運動,只是得再去多聽當地人他們說話的語氣、口吻及精神狀態,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是一種寫作的校正器。」他打了一個有趣的比方:「就像穿過茂密的森林,多走幾次就會知道路在哪了。不會拿著刀亂砍一通,還沒能砍出一條路。總之,就是成功率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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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君碩 / 台灣搖滾映像誌

至於此次採用的兩大音樂元素北管與龐克,生祥分享,北管主要來自五輕運動中相當重要的角色保生大帝,龐克則是希望帶進工業連結,音場上的「骯髒感」。另一方面,雙唱片的量體也需要更大的音樂架構來支撐:「覺得不能只用過去習慣的型態,因為整個量體大起來,支撐就要足夠,不然音樂感會垮掉。大概就是這個想法。」

「龐克」對於生祥樂隊來說是初次嘗試,在尋找靈感時,他們大量聆聽英國樂團衝擊樂隊(The Clash)同樣是雙唱片的作品〈London calling〉 。「當時Toru有跟我說他不懂什麼叫龐克,但其實後來我心裡就想,幹嘛一定要我的樂手懂?他們會彈就好了嘛!」所以在編曲及錄音上,生祥沒有抱持太多己見,希望給予樂手們自由的詮釋空間。

「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就是⋯⋯雖然樂手跟你說他不懂什麼叫做Punk ,但他們在裡面就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錄出來我也覺得很好。」他深感,創作者有創作者的生命,樂手有樂手的生命,雖然兩者在創作的過程思考邏輯相當不同,但同樣都是專注地想把歌做好,且為自己的作品負責。「所以當Toru在錄音時堅持不把彈錯的音改掉,我也不會說NO,因為我知道他在堅持什麼,我會尊重他的決定。」

走到今日,生祥也認為沒有什麼作品是真正完美無暇的,只有「能量」最強的。「就是所有人一起的那種感覺,反正不管怎麼樣,我覺得留下一些片段,即便是失誤,對唱片來講也有它很美的地方。」

而《圍庄》或許是生祥樂隊生涯中唯一一張的概念雙唱片。因為在這樣的量、時間還有工作方式下,已經讓他們的體能狀態直逼臨界點。

生祥欣慰地說:「當時我跟永豐講,若再晚一點,可能做的機會更低。那現在完成這個挑戰我們都很開心。其實回頭看看我們喜歡的歌手,有做雙唱片的,在生涯裏頭好像真的就都這麼一張。我覺得可以了,大概就這麼一次吧!」

本文獲台灣搖滾映像誌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闕士淵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