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土匪」統治者想回頭當「強盜」，因為「境外盟友」的利益顯然比國內居民重要

作者：王奕婷（瑞典哥德堡大學政治系）

本文整理詮釋了Mancur Olson的「兩種盜匪」與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人的「推選人團理論（selectorate theory）」。這些研究主要指出，唯有當統治者據守特定領土人民且視之為主要的收入來源，並以較民主的方式產生，統治者才有可能比較善待人民：減少橫徵暴斂，並提供多數一般人都能享用的公共財。

壞人有兩種

壞人有兩種，四處流竄搶了就跑的「強盜」，與劃地為王割據一方的「土匪」。

強盜與土匪都會燒殺擄掠、奪人財物。強盜與土匪都希望自己掠奪的對象越富有越好，因為從有錢人身上能夠搶走最多珠寶錢財。壞人一番肆虐之後，居民的財富減少。被搶掠的村落或許能漸漸恢復原狀，不過擔心著壞人有可能再度上門，居民開始投注資源在各式警備與防禦工事，用在生產與買賣等經濟活動上的心力相對減少；此外，既然壞人隨時都可能出現再把所有財富搶奪一空，那麼儲蓄與長遠的投資或許不太值得，為什麼要辛苦耕作來餵養可惡的盜匪呢？堅壁清野大概是比較好的策略。在這樣的處境下，再有錢的村落也無法如以往富庶。

四處流竄的強盜當然不會也不用擔心受害者的處境，反正大肆掠奪一番後就逃之夭夭，就算村落被搜刮殆盡成為廢墟又如何？下次？沒有下次了啦！下次當然換別個富有的村落再來打家劫舍。就算島嶼終於被掠奪一空寸草不生也無妨，反正海那一邊聽說有個一眼看不完的草原，這裡搶完了永遠有那裡可以去。搶了就跑的強盜與村落的關係是短期而暫時的，因此強盜的行為從來毫無節制、能搶多少是多少，不在乎是否竭澤而魚、不在乎這個村落是否再也沒有生機。

據地為王的土匪不太一樣。東奔西跑四處留竄的生活畢竟不太好受且成本高昂，有些時候壞人在村子裡定居下來，用武力趕跑了來侵擾的強盜、獨霸一方建立了自己的地盤。定居的土匪當然還是想要劫掠村裡的財富，還是想要拿走越多越好；不過土匪漸漸發現若是想要長久控制村落、想要長久地從村民身上獲得財物，殺雞取卵的做法只會有反效果。若是辛苦耕作的成果每次每次都被土匪搜刮一空，村民只好減少生產、消極抵抗。

越富庶的村落有越多油水可以榨取、能夠負擔更高額的保護費，長期來說固守一方的土匪收入會更可觀。據地為王的土匪因此不會拿走村民所有的收入，會讓村民留下一部分來儲蓄消費投資；為了讓村落的經濟活動更加蓬勃穩定，土匪也可能拿出部分保護費收入來造橋鋪路蓋房子，並且趕走流竄的強盜維持治安。在歷史上，這樣的土匪有過不同的名字：角頭老大、黑社會頭人、部落首領、藩主、地方大名、以及－君王。

城裏四處流竄的小偷搶人財物從來不留餘地，畢竟搶完這家還有下家。有一天小偷成了城裡的黑社會老大，城裡的商店街變成了他的商店街；為了自己的收入也會想要維持商店街的繁榮，因此稍微節制勒索的額度。

強盜變成土匪的關鍵在於，壞人預期自己能長久固守同一個地盤，且這個地盤是壞人唯一或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需要長期地跟居民休戚與共、與自己的地盤同存共榮。若是壞人認為當下的島嶼地盤僅占可能收入的很小一部份，覺得總是有另一片偉大豐饒的神州更值得駐紮、有別的人群更值得照顧，那麼小島自然很容易被掠奪至盡然後輕易丟棄毫不可惜。

圖上這四個指標相當程度反映了政府對社會基礎建設的投資。以台灣而言，這四個指標在1970年代有最為顯著的進展。1970年代台灣發生了什麼事呢？1971年中華民國喪失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位，其後一連串外交挫敗、反共復國的可能性漸失，而國民黨逐漸形成「革新保台」的主張…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領地內的盟友

土匪會遭遇搶奪地盤的競爭者。村民上繳的保護費扣除造橋鋪路與趕跑競爭者的花費後，就是土匪的所得，土匪當然希望花費越少越好、所得越多越好。據地為王的土匪會搜刮多少保護費、會拿出多少來造橋鋪路與領地內外有多少盟友有關。

為了擊敗競爭者，土匪首領必須爭取盟友的支持。在有些地方首領主要依靠一小群「重要人士」的支持以維持權力，這一小群人通常包括首領的親族好友、地方傳統士紳貴族、擅長使用兵器的武力持有者、以及擅長做生意的紅頂商人；他們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人士，土匪首領依靠這一小群人來安撫地方群眾並擊退競爭者。在另外一些地方，首領必須讓地方上多數群眾共同決定而產生，在現代語言裡這樣的程序被稱為「民主」。

土匪首領透過利益分配來獲得盟友的支持。若盟友是一小群重要人士，那麼首領會分配特許利益給他們，特許利益只有這些親友貴族、軍隊將領與富商巨賈才能獲得，一般民眾無法分享。在民主程序下，盟友必須是多數的一般人，要分享特許利益給這麼多人實在太過昂貴。要送給多數人每人一臺車實在太昂貴，不如提供幾輛公車讓大家都能便宜搭；讓多數人家都擁有私人保全實在太昂貴，不如建立公共的警備組織讓所有人都能享有基本安全。

也就是說，若首領必須依靠越多盟友的支持才能擊敗競爭者，則土匪越有誘因提供向所有人開放的公共財 [1]，而不只是少數人才能享有的特許利益。（是的，民主對紅頂商人而言當然不能當飯吃，但若是沒有民主的話，恐怕只有紅頂商人能夠吃到很多飯，而其他一般人卻難以分享。）

圖上顯示了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與政府對於教育的投資程度有明顯的正相關，這個關係在控制了經濟發展程度與其他相關變項之後依然相當顯著。圖的Ｘ軸是自由之家指標（數字越小越民主），Y軸是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每一個點顯示了各個國家不同年份的資料。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與自由之家）

領地外的盟友

土匪首領的收入除了向村民收來的保護費之外，也可能有些「不勞而獲」，比方藏在地底的油田礦物、以及來自領地之外盟友的援助 [2]。與保護費不同，土匪比較不需要倚賴村民的配合就可以大筆地獲得這些「不勞而獲」；縱然村民不想勞作消費儲蓄，土匪仍然可以依靠外地盟友的金援、或者出口石油礦物來擁有自己的金庫。

擁有這樣獨立於村民勞動所得之外的金庫實在很不賴，既然土匪不再那麼需要仰賴多數村民在經濟生產上的配合，拿出掠奪所得來提供公共財以安撫大多數村民就顯得浪費。分配這些「不勞而獲」來拉攏社會上少數的重要人士以維持社會秩序即可，至於多數村民是否滿意被土匪統治的生活、是否安分勞動對於土匪的收入影響並不大。

更重要的是，若是來自境外的金援占了土匪收入的相當一部份，境外盟友便有了對土匪指手畫腳的權力。土匪就算是據地為王統轄一方，但若是隔壁城鎮的黑道老大常常拿來大筆金錢要求土匪首領拉攏這一個商人放棄那一個商人、懲罰這一氏族獎賞那一支系、要求村民更換耕種的作物以避免與隔壁城鎮競爭，那麼土匪對村裡的治理並不完全、反而會因為境外盟友的利誘而妥協調整。

整體而言，來自領地外的「不勞而獲」對土匪首領而言當然是天下掉下來的禮物，但對於轄區的村民而言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一旦境外盟友成為土匪的主要收入來源，土匪便不再那麼需要對村民的生計負責。不過這些「不勞而獲」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大的負面影響也跟土匪首領的產生方式有關 [3]。

有些地方使用比較民主的程序來決定，首領必須讓地方上多數群眾共同同意而產生；在這樣的狀況下，儘管能夠獲得大筆的不勞而獲之財、不需要依靠來自村民的保護費，但為了獲得多數村民的支持，土匪還是必須將這些不勞而獲以公共財的形式分給大多數村民。在有些地方首領依靠著一小群重要人士的支持來擊退挑戰者，那麼土匪僅需要把不勞而獲之財拿來分給少部分的自己人即可。

對於土匪首領而言，「不勞而獲之財」與「非民主」的組合簡直是土匪生涯的天堂：在經濟上不用仰賴村民的勞動配合、在政治上也不需要大多數村民的同意支持，大筆財富可以多數留作己用。此外，既然有這麼多的財源是獨立於村民的經濟活動之外，若是哪一天村民當真想不開流血流汗追求民主，土匪還是可以用這些財富輕易地利誘或威脅或鎮壓來解決村民的集體行動。

換個角度來說，對於擁有不勞而獲之財的土匪首領而言，「民主」實在可惡至極。當然，所有的強盜土匪都不會喜歡民主。不過對於沒有不勞而獲之財的土匪而言，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本來就需要顧慮村民的生計喜好；讓村民有一些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力，村民反而會更加甘心樂意地勞動生產 [4]。但對於坐擁不勞而獲的土匪而言，民主實在是阻礙財富積累的最大絆腳石。

不同的境外盟友

來自於國家境外的金源對於一個國家民主與經濟發展的影響在政治學中有許多討論。整體而言，不勞而獲之財容易被統治者挪作己用或用以拉攏自己人、使得統治者比較不需要顧慮人民的生計，也讓統治者更為敵視民主；而這樣的負面影響在非民主國家尤其顯著。

境外盟友也有不同種類，善良的或者邪惡的。

國際援助（foreign aid）是屬於好心幹壞事的類型。許多研究指出，國際援助縱然出於良善的目的想要幫助受贈國緩解貧窮、促進發展，但由於上述「不勞而獲」之財的種種特性、援金常被受贈國統治者與官僚污走，因此對於受贈國的經濟發展貢獻有限，也可能對受贈國的民主轉型造成阻礙。

Photo Credit: Coast Guard

不那麼善良的境外盟友會帶來更惡劣的影響。以俄羅斯為例，靠著金援特定候選人、提供優惠油價、軍事合作、貿易協定等增加許多週邊國家及其領導人對俄國的依賴。在烏克蘭、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喬治亞等國，由於俄國在軍事、交通與能源方面的金援甚鉅，俄國能相當程度地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與安全政策，因此在這些國家內形成了「限制的政策領域」（reserved policy domains），而該國領導者對於這些政策領域內的事務少有置喙餘地、實質的統治權力受到限縮。透過這樣的方法，俄國在許多鄰近國家內培植了親俄的威權政權。

台灣：別有用心的境外盟友與東走西顧的統治者

若是採用這樣的架構，透過對「土匪」行為模式的比喻來分析統治者，目前台灣的統治者有什麼樣的境外盟友呢？

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的爭議中，兩岸的政府都不斷提及中國對台灣的「讓利」。縱然暫且不論中國對台灣從未掩藏的領土野心會使這樣的讓利帶來多少的政治後果，許多研究甚至是中經院的報告都指出服貿協議對台灣總體經濟的助益微乎其微。

因此，就算這位境外盟友當真有利可讓，這利益也不會分到我們大多數人身上。更細緻的分析（例如這篇、這篇、還有這裡）認為「兩岸政商聯盟」才是其中最大的贏家。與兩岸統治者有特殊關係的少數重要人士將實實在在地獲得好處。

上表是經濟學人所製作顯示中國政府補助占企業淨利比例的前十名，其中的第三名與第六名分別是統一企業與旺旺集團，他們收受的中國政府補助占其整體淨利分別高達18%與11.3%。

如同理論所預測的，兩岸政商聯盟的成員從不隱藏他們對民主的敵視，也正在透過種種方法影響台灣內政、限縮台灣的自由民主，如此一來來自境外的「不勞而獲」便更能躲過民主程序的監督與重分配的可能。

（推薦閱讀：「民主不能當飯吃」？郭董，你錯了！）

政治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凡是民主，必然本土」其實並非虛構也不是為了召喚國族主義的謊言，更不是什麼世界觀不足的囈語。唯有當統治者固守同一領土，認定自己必須且只能長期地與地方居民同存共榮時，統治者才會比較善待人民，而民主的治理方式更迫使統治者必須顧及社會上多數一般人的喜好。不過，來自境外的「不勞而獲」會打破這樣的關係：當統治者過度仰賴來自於外人的不勞而獲時，統治者將必須更多地照顧境外盟友而非國內居民的利益，且反過來益發敵視國內的民主、以避免分享「不勞而獲之財」給社會上多數一般人。

就這個角度而言，台灣目前似乎面臨著最糟糕的組合：有領土控制野心的境外盟友，以及從來說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只願意在島嶼內據地為王、還是總想著回去哪片大陸的統治者。不過別忘了，在民主制度下，人人都有選擇統治者的資格，而民主制度下的言論自由、多元資訊流通，更讓我們能夠分辨與拒絕心不在焉隨時想落跑的土匪，以及不安好心的境外盟友。倘若沒有這些民主機制的存在，人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統治集團成為真正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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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裡的「公共財」採取了廣義的定義，除了狹義定義中不易排他、沒有敵對性這樣的特徵外，這裡的「公共財」特別意指政府「公共政策」下所能帶來的好處，例如交通建設、健康照護、基本教育、國防等等。這些好處並不僅限於政府的支持者才能享有，而是眾多一般人都能夠雨露均沾的。與之相反的「私有財」例如買票的前金後謝、建商綁標等，只有特定人、尤其是特定政黨/政府的支持者才容易享有。

[2] 政治學當中對於「不勞而獲」之財（unearned/labor free resources）的討論開始於對產油國家的研究，指出自然資源對於國家的民主發展反而有負面作用；晚近研究者也開始注意到來自國外的金援也有類似的影響。本文主要討論國外金援的部分，自然資源的影響可見這裡。

[3] 詳見「領地內的盟友」

[4] 17與18世紀末英國與法國政治參與的開放都與皇室試圖徵收更多的稅有關。

本文獲菜市場政治學授權刊登，原文1、原文2
原標題：強盜、土匪、與他們的盟友

Photo Credit: dawarwickphotography CC BY 2.0